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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孙中山修建铁路的宏伟计划也假意表示很感兴趣。孙中山说十年之内他负责造二十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必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⑤他指使梁士诒多次赴孙中山行馆，帮助拟定建筑铁路的规划。９月９日又特授孙中山三万元的高薪。以后又任命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对黄兴的随员也极力延揽：委派李书城为总统府军事处次长，其余张孝准、何成、曾昭文、耿觐文等人都拟给予参谋部或陆军部顾问官的名义。
后来，袁世凯还颁发命令，授孙中山大勋位，授黄兴勋一位及陆军上将。孙、黄都拒不接受。孙中山回答袁世凯说：“文十余年来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⑥
当时，关于内阁总理人选、“善后借款”、修订约法、军民分治、民政长简任或民选以及建都地点等等问题，同盟会和袁世凯之间都存在着严重分歧。袁大施骗术的目的，原望孙中山、黄兴对上述问题让步，以便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办法。然而结果却使他非常失望。除内阁总理一致选定赵秉钧以外（见本章第一节），其余的问题都未能达成协议。孙中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不隐讳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却错误认为“欲治民国”，非有像袁世凯这样“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⑦所以，对袁推诚相待，赞誉之辞很多。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去迎合袁世凯；而是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幻想有朝一日能取得袁的赞同。８月３１日，在参议院欢迎会上，他慷慨激昂，挥臂讲演，中心是阐述迁都南方的必要性。９月９日，在京答记者问，他说解决参议院和政府冲突的办法，只要“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五六年内军民公治的事情是办不到的”；只能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民政长“总是民选的好”；“中国决无亡国之忧”，等等。这一切主张和对时局的分析，都是袁从来就不同意的。所以，名记者黄远庸在评论袁和孙中山会谈时说：“二公之推襟解决，尚未触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⑧
袁世凯对与孙中山、黄兴的会谈很不满意。为了弥缝双方的分歧，在全国人民面前造成袁氏和孙、黄已经“跻于精诚结合之途”的假象，袁于孙中山离京前夕提出“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合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上述八条是由袁氏一人拟定的，没有和孙中山、黄兴协商讨论。孙、黄见这些条款很笼统，不涉及当前他们和袁之间争论的具体问题，为表示合作的诚意，遂欣然同意。稍后，袁氏又取得黎元洪的赞同，即于９月２５日由总统府秘书厅通电全国宣布。电文末尾这样写道：“此八条作为共和、国民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国利民福之一途。”⑨
“四巨头”宣言，掩盖了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对人民起了麻痹作用。宣言重点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而所谓中央即袁世凯一手控制的北洋政府，由“中央集权”，也就是加强他个人的独裁。这自然有利于他假借“统一”、“中央集权”这些动听的名目，推行自己的反革命政策。以后国内局势的变化证明，袁世凯正是这样干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民族资产阶力量弱小，它的政治代表孙中山、黄兴等人，又都缺乏统治经验，因而他们在有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为靠山的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面前，总是动摇妥协，上当受骗。
注释：
①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页１２３。
②《孙中山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３日。《民生日报》，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９日。
③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２，页１１９。
④《袁世凯致柏文蔚论政见书》，１９１３年。
⑤同①。
⑥《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４日。
⑦同⑥，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７日。
⑧同③，卷２，页１２０。
⑨《时报》，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９日。
操纵党争，暗杀宋教仁
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应举行国会选举。１９１２年８月１０日，袁世凯公布了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和议员选举法，并下令在全国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议员选举法规定：选举人和被选人都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工农大众被严格地排斥在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之外，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全国有选举权的“公民”仅四千零八十六万七千余人。①就是这种少数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袁世凯心里很不以为然。只因迫于大势，不得不作出欢迎的姿态。
袁世凯效忠共和国的誓言及虚伪的姿态，增加了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幻想。民国元年春天，“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总计大小将近二十团体”。②为取得即将召开的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大为活跃。原来，推翻清政府后，不少同盟会员认为他们多年来孜孜追究求的政治理想已经完满地实现，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同盟会便开始分化。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因对组织临时政府、选举总统颇持异议，乃联络旧日光复会会员及清季预备立宪公会人士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熊希龄、汤寿潜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对同盟会采取敌视态度。该会成立不久，即与立宪公会协议合并，改称统一党，他们幻想袁世凯能“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③同时，孙武等人则与一部分湖北籍的官僚和立宪分子相结合，给组成民社，拥护黎元洪。
１９１２年５月，统一党，民社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以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后援，成为同盟会的劲敌。
同盟会为了与共和党对抗，同年８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同盟会改组后，改变了原来的宗旨。如会章宗旨原为“实行民生主义”，而国民党则改为“实行平民政治”。另外，由于旧官僚、政客和立宪派加入，国民党组织庞杂、涣散，内部派系林立。当选为理事长的孙中山，在党内被视为脱离实际的理想派，处于无权的地位。一切党务都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党是当时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唯一大党，其主要势力在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及江苏等省。
袁世凯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各党派的活动，对与他为敌的国民党尤为注意。他一面暗中派人打入国民党，刺探情报；一面千方百计地拉拢国民党上层人物。在他的利诱和威胁下，国民党人孙毓筠、胡瑛等很快堕落为醉心利禄的政客。他们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对袁揣摩迎合，亦步亦趋，成为国民党内的拥袁派。富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无不冷眼视之。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极力笼络仍在日本的梁启超，企图利用他与同盟会往日的敌对情绪，组织政党，以便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当时，梁启超也正亟谋出山，便不计戊戌政变的旧怨，与袁世凯勾结，并幻想依附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袁、梁之间从１９１２年初就直接有书信电报往还，讨论政党、财政诸问题。当袁世凯接到梁氏祝贺他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电报后，２月２３日回电说：“力小任重，承贺惭谢，迭奉函示，受益良多，感佩无极，尤盼禊教。”同一天，梁氏给袁一封热情的信，献策道：“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还说“善为政者，必暗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之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已”。④袁世凯感到正中下怀，回信说，“如豁雾而见青天，以是知大贤之吐属不同，匪独私意已也”，⑤袁还屡次自述想念甚殷，希望梁氏早日归国。在袁的支持下，经梁氏策动，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吸收了国民协会、国民新政社、共和促进会、共和统一会及共和俱乐部等五个小党，于１０月组成民主党。汤化龙担任理事长，骨干有林长民、孙洪伊等。为了与国民党相抗衡，民主党成立后立即与共和党协商合并问题。梁氏应袁世凯电邀回国后，于１０月进京谒见袁，“密谈一次”。⑥从此，袁每月馈赠梁三千元，将来民主、共和两党合并后，“许助二十万”。梁则表示“非五十万不办”。⑦嗣后，因两党矛盾尖锐，暂打消了合并之意。不久，梁氏到天津办《庸言》杂志，造舆论，养声望，为组织一个与国民党相抗衡的立宪派大党作准备去了。
袁世凯虽然在幕后极力操纵党争，外表却装作“急于融洽党派”，⑧而且一贯标榜自己只知“爱国利民”，最没有党派成见。当各党由于他的挑拨而争吵不休时，他又发布通令劝告各党“蠲除成见，专趋国利民福之一途”，甚至假装痛切地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⑨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