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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定武军”辫子兵。
同时，袁世凯指示外务部侍郎汪大燮，又提出“部借部还”（即由邮传部借还）和借款、造路分为两事办理（即“借英款，自己造路”）的方案，以欺骗人民。并把江浙代表许鼎霖、张元济等人邀至北京，软硬兼施，企图迫其同意。但代表们坚持“不借外债，仍归商办”的原则。袁世凯便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于１９０８年３月奏请把苏杭甬路改为沪杭路，并悍然与银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总数为一百五十万英镑，还特别规定“由公司代购外洋材料机器”，“选用英人作总工程师”。⑥实际上完全满足了英国的路权要求。
日俄战争后，美国和日本、俄国争夺我国东北的斗争日益尖锐。鉴于此种形势，袁世凯仍然采用李鸿章的老办法——“以夷治夷”。所不同的，一个是联俄制日，一个是联美德制日。当时，美国极力拉拢清政府，修改了排斥华工的法律，并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费用。还特别笼络袁世凯，企望袁氏作为其“门户开放”政策的执行人。袁心领神会，竭力主张把在东北境内修筑铁路、开发资源的种种利权许给美国。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０８年，在他的支持下，奉天巡抚唐绍仪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Ｗ．Ｓｔｒａｉｇｈｔ）谈判，由美国投资修筑新法（新民至法库门）铁路、锦瑷铁路，及东三省银行借款等问题。⑦由于日、俄视东北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极力阻挠，使袁世凯借美国以“牵制”日、俄的计划终于落空。与此同时，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怂恿下，袁世凯又进行所谓“中美德缔结联盟”的秘密外交活动。原来，威廉二世为与日本、英、法、俄等国在中国竞争，于１９０６年曾通过中国驻德公使昌向清政府建议“缔结一个德美中条约，担保中国本土的完整”。⑧袁明知威廉二世的建议是为了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可是这个建议符合他的“以夷治夷”的政策，于是便直接向西太后密陈。在取得西太后的支持以后，他于１９０８年夏奏派唐绍仪为专使，以“赴美致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为名，暗中接洽“缔结中美德三国同盟”。同时，唐还负有探讨把中美两国公使互提为大使以及向美国借款的秘密使命。
袁世凯的上述活动，赢得了美国和德国的欢心，却引起日本对他的强烈不满。日本千方百计地破坏他的联美活动，当唐绍仪赴美经过日本时，日本政府一面设计拖住唐绍仪，使不能如期抵美；一面则派其驻美大使高平为特使与美国国务卿罗脱直接秘密谈判。⑨及至唐绍仪于当年１１月底抵美时，日美勾结完成了罗脱—高平换文，双方在侵略中国这一点上暂时妥协。唐绍仪被冷落了，酝酿中的“中美德同盟”也完全成了泡影。⑩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袁世凯一边主张联络欧美国家牵制日本，一边却畏日如虎，极力压制和破坏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对日本交涉时，他一贯采取退让的方针。如１９０８年２月，私运军火的日本船“二辰丸”在广东沿海被中国炮舰扣留。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竟向中国外务部“抗议”，提出五项无理要求。当时，广州，上海等地群众纷纷集会，相约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政府的蛮横无理。袁明知“外商私运军火，接济海盗，虽非正当”，但仍认为中国炮舰竟敢落下日旗，实属“操切从事，无不谬误”。他先要求由英国“公断”，日本拒绝；后见中国人民反日情绪迅速上升，唯恐引起日本不满，急忙于３月１５日宣布接受日本要求，将所有军火照价收买，不使日商受损失，外务部向日本驻华公使赔礼，于释放“二辰丸”时，鸣炮道款，并惩办办理此事“失职”各员，使日本政府“深喜”。＇1＇此后，袁氏还无耻地自我夸耀说，这是他办外交的成绩，因为没有引起“重大交涉”。
由以上几例可见，敢于悍然与人民为敌，以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2＇这就是袁世凯卖国外交的准则。难怪帝国主义各国大都对他另眼看待，视为至宝。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眼里，他的形象是“气派大，爽快，可以信赖”。１９０８年６月１日，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司给德国首相的公文中满意地说：“凡与袁世凯在大的问题上有公事往来的人都能给他这个赞美，即他总是维持他的诺言”。＇3＇
注释：
①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②《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２册，页８７０、８７２。
③《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④同②，页８６１、８６２。
⑤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版，杂录页３。
⑥同②，页８６３。
⑦克罗莱（Ｈ．Ｃｒｏｌｙ）：《司戴德传》（ＷｉｌｌａｒｄＳｔｒａｉｇｈｔ），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２５年版，页２２６。
⑧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卷３，页３７。
⑨李约翰（Ｊ．Ｇ．Ｒｅｉｄ）：《清室逊位与列强》（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ｕＡｂ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１９３５年版，页１０７。
⑩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５册，页２８６—２８７。《日本外交文书》第４１卷，第１册，页８２。
＇1＇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２２。
＇2＇《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
＇3＇同⑧，页４８。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接收了李鸿章淮系军阀的班底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内结亲贵，外树党援”，迅速地建立了一个对国内人民穷凶极恶，对国外敌人俯首帖耳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是在北方地主买办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它更多地代表北方各省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其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封建性质的苛捐杂税。封建苛捐杂税是北洋军队和官僚机构的主要经济源泉。北洋集团的“强有力”和繁重的赋税可以说差不多是同一概念。袁世凯推行新政，除练兵费绝大部分由户部和练兵处供给外，其余都是由他自筹。对人民进行封建性质的搜刮，是他筹款的最重要的手段。在天津，他专门设立“筹款局”，以张镇芳为总办。张镇芳（１８６３—１９３３），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的妻弟。他于１８９２年中进士，为户部主事。１９０３年由京至津，投靠世袁世凯，以贪诈著名。①袁氏依靠张镇芳等一帮聚敛能臣，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在原有的田赋徭差、苛捐杂税以外，给人民又加上一大笔新的负担，如：
（１）恣意加重旧捐税。自１９０３年加抽烟酒税，烟酒一斤收税十六文（至１９０７年又改收银一分四厘）。每年刮得银八十万两。长芦盐每引加价四文，实交银一两二钱，每年刮得银七十万两。又以“整理永平七属盐务”为名，巧立名目，“化私为公”，每年刮得五十万。到１９０９年长盐课每年总计刮得五百十七万两，约占直隶省岁入的三分之一。
（２）滥增新捐新税。１９０３年奏定“开办印花税试办章程办法”八条，禁例十条，规定民间买卖契约等都要贴印花税，有应贴不贴或所贴不足者，一经查出，照偷漏数目罚款二十倍。从当年４月试办，原计划每年刮得一百二十万两，但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未能全面推行。１９０４年设立“督硝公司”，开始向硝户征税。次年又成立“渔业公司”，征收鱼船捐和鱼税。渔船按大小纳捐分为六级，由银二两至十二两不等。“鱼税值百抽三”，“一买一卖共得六分”，“贫苦之民手提网罟打鱼只得三四斤者”，“必勒令完税”。②此外，还有国民捐、巡警捐、自治捐、房捐、妓捐，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不是直接间接搜刮民脂民膏。正如杨士骧于１９０９年所供认的：“近则新政迭兴，用款日巨，如学堂巡警等费，亦无不取给于民，大县岁需六七万串，小县亦需二三万串……而民间担负之重，输纳之艰，日以加甚”。③
（３）加征田赋附加和徭差银。清代“赋有常经，差无定额”。袁世凯不能直接增加田赋，便多次提高田赋附加，变相增加田赋。如定县每亩附加税增长指数，１８９９年为１００，１９０３年增至１３７．７８，１９０７年达３５５．５９。④各县田赋附加额的增长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由此可以想见一般。至１９０９年直隶田赋实征达三百十六万两。在徭差上袁也打主意，直隶为为近畿省分，本来徭差“繁剧”，他又命令各州县加征，使民间岁出徭差一项，大大超过额征粮银之数。而且由于“劣绅痞棍包揽把持，从而分噬，公家有一分之差，民间有倍蓰之费”。⑤
（４）强夺“中饱”。１９０２年９月，袁以“整顿吏治”为名，奏请从１９０３年起将各府优缺优差“陋规浮费”（即非法定的额外勒索）一律酌改“公费”，收归“公有”，称为“提中饱”。从此每年刮得银约三十万两。此后他还上奏西太后，宣传“提中饱”是广辟财路的妙法。西太后怦然动心，立即命令各省仿照办理。这种“提中饱”的办法，表面上取之于官，有人谑称为“抽官捐”，实际上仍是刮之于民。当时《中外日报》就指出：“为官者亦知朝廷既分其肥，则此事不足复虑，朝廷取其一，而彼且征其百，自此以往朝廷再无可以约束官吏之权，小民亦再无可控告之法，吏治不修，民生穷蹙将十倍于今日。”⑥
（５）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