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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自己家里我不能不和你握手，要是在别的地方，无论是什么地方，我都要请你不要和我握手。”
这次会见之后，俾斯麦就觉得把“是他做抑或是我做”的二者择一的话说给皇帝听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了。他写了两句威胁的话，说他不屑于同“一个品行靠不住的大使”争夺皇帝的信任。他接着说：“我怀疑（不只我一个人怀疑）他办公事时有时会被他的私利所左右，但我这个断言却不容易得到证实。既然我现在怀疑他，看见这位大员如此奉行训令，我就不能仍然负这个责任。”
他怀疑阿尼姆在办理法国战败赔款的交涉上有意拖延，以使他与希尔施男爵联合进行的投机事业获得巨利。俾斯麦与阿尼姆都是波美拉尼亚的贵族。两人都是帝国重臣，各人都用封过爵位的犹太人管理自己的财产，他们彼此相互贬低的话都有一种让人好笑的相同之处。他们彼此都拿因私害公的话攻击对方，阿尼姆的名字虽然并没有列出来，但他却是攻击俾斯麦的贵族之一。他们所说的话其实是相同的，只是比较有势力人的话更能有较明显的效果。
威廉皇帝最多也不过答应免去阿尼姆的职务，削夺他一半的俸禄，俾斯麦却不肯这样宽容，他更怕阿尼姆在柏林搞阴谋，比在巴黎更怕，所以他把他的对手轰了出去，轰到土耳其当大使。阿尼姆走错了一步棋，他本应该辞职，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地加入他在上议院的那一个党，这个党这时候正同宰相斗法，而他却向他的上司屈服了。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你斯麦用最具侮辱性的公文惩戒他：“我请你多考虑些我的训条，少考虑你的意向……少跟着你自己的政治见解走，比你办的公事要少才行，正像你的报告上所说的那样。”这时阿尼姆印了几件匿名的公文，意在证实他自己的先见之明，从而反衬俾斯麦的目光短浅。实际上他自己是很缺乏远见的，他竟然想不到他的这一行为一定会有败露的那一天。神斯麦牢牢地把对手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连皇后也无法再保护阿尼姆了，宰相可以说他玩忽职守，撤他的职。从前不过是两个劲敌相斗，其中较弱的一个因为自己糊涂而使那个比较强大的变得更容易取得胜利了。
俾斯麦在随后的事情上显出了他的残酷，残酷得离谱。“阿尼姆案”使国内半数的人民都起来反对打了胜仗的俾斯麦。与俾斯麦同一时代的人，后世的人，都不会饶恕俾斯麦，因为他在打倒了他的对手之后，还要毁掉他。阿尼姆的继任者从巴黎报告说，有几件公文找不到了，而阿尼姆说那是私人信件，不肯交出来。他的远大前程就此断送掉了。他曾希望做宰相的，而现在他不过是个拿恩俸的官员。他自恃有几个身居高位的人保护他，自恃他的门第，向他最有势力的劲敌挑战，于是，他的劲敌用合法的权力拘捕了他，他被控告私藏公文，审讯之后被判了九个月监禁，他逃到了瑞士。俾斯麦本打算公开审判他，是想一次性地在法庭上把这件事弄清楚，免得留下“侵犯隐私”的根子。把这件事审个水落石出对皇帝比对俾斯麦更为有利，私下里他却劝阿尼姆求饶。
现在阿尼姆糊涂了，当他被贬在外时他公开了几本毫无道理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不该公布。于是他被重新审讯，这次控告他大逆不道，侮辱皇帝，诬蔑俾斯麦。由于他不到庭，他被判了五年监禁，去做苦工。法庭宣布他有欺骗行为。过了四年，在他正设法要在帝国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他却死在了尼斯，死在了未能动身赴德意志之前。他死的时候还是一个声名狼藉，无家可归的人。
当开庭审理这件案子的时候，有一个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庭作证，而这个人的职业是应该避免当众露面的。霍尔施坦男爵是俾斯麦在圣彼得堡时认识的，受俾斯麦的雇佣去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当奸细，他的真正使命是监视阿尼姆，将阿尼姆言行秘密报告给俾斯麦。他也是阿尼姆的对头。宰相就是这样得到了许多可靠的情报，知道了阿尼姆想当宰相。俾斯麦让霍尔施坦在法庭上作证，这样当众暴露了他的职业秘密，对这个间谍来说是极为有害的。霍尔施坦自己说，这就是他恨透了俾斯麦的原因，这种仇恨此刻还不会爆发，而是等到今后某时喷涌而出，它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六、战友罗恩
和俾斯麦接近的人只有一位是忠诚而能批评俾斯麦，与俾斯麦交谊深厚却又能保持自己独立判断力的人。这个人就是罗恩。他与俾斯麦的交情在1870年后的风风雨雨中也遇到了危险，只是因为罗恩的侠肝义胆才得以延续下来。罗恩以忠君爱国为天职，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地位以及政党利益都看得不足轻重。他怀种种忧虑注视着国内的事情，动荡正在这儿酝酿。早在1872年他就曾写道：“1866年的胜仗，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梦想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以为自此以后政党间的相互争斗就可以和解啦，这就是最先使我们跌倒的东西……1870年的英雄般的壮举并没有拯救这样的局势。这一年的胜仗所产生的迷醉情绪在实际上阻挡着我们，使我们没有能够恢复清醒，所以我们摇摇摆摆地向前走着，直至走到深渊。”
虽然他这样说，当几年间俾斯麦所有的老战友都掉头反对他时，只有罗恩立场坚定地与他携手共事。布兰肯堡虽然是他的侄辈，几十年来一直是他的政治密友，罗恩也决不肯在那份宣言上签字反对俾斯麦。罗恩的爱国热情超过那时的任何一位普鲁士人，加以他深信俾斯麦是个伟大人物，这种伟大要远远超过他自己，有了这两点就足以使他不怀丝毫对俾斯麦的忌妒。他比别的贵族机灵得多，聪明得多，比他们也和蔼得多。他对权力不感兴趣，甘心承认他不过是坐第二把交椅的，对此他并不感到难为情。他常说自己是一面盾牌，俾斯麦就是坐在这面盾上被抬起来的。
也许因为他敬重宰相，所以现实使他逐渐趋于同他的朋友分离。因为罗恩对俾斯麦的称赞太多，所以当产生阻力时他决心辞职。老皇帝手下的旧臣都走光了，只剩下这两个，一知道罗恩决心要辞职，他心里很难过，尽其所能使他不要辞职。俾斯麦居然做到了不只是留住他。俾斯麦用极其聪明的办法留住了他最后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来襄助他，同时把自己担负的重责多少压在他身上一些。他把罗恩提升成普鲁士的内阁总理，以便于当与保守党展开激烈的竞争时，把责任分给罗恩一些。这刻不容缓就得办的一件事，是一接到罗恩的辞职书就马上办了。1872年元旦，俾斯麦匆匆回到柏林，处理各种事情。这天，在尚未离开之时，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说他自己也有病，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
“只要皇上还让我工作，我是很高兴在他手下当外交部长的……关于欧洲的外交政策，我不能把我二十年来的经验转交给别人，对于外国政府对我的信任，我也持这样的态度。但是，作为列强之中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外交是需要有专门人员来办理的，一个大帝国的外交部长同时还得对内政负责，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异常现象。我的地位使我得罪了许多人，却无法赢得新朋友。如果我在十年里毫不畏惧，勇往直前地走自己的路，我不但得不到一个新朋友，而且还要失去许多老朋友……说到内政，因为保守党抛弃了我，我就失去了我想要的政党的正式谋划和支持……我劳心劳力，精力消耗太多。皇上坐在鞍上，很难明白他是骑在一匹烈马的背上，直到这匹马倒在地上之后，他才会明白。懒人可以少受折磨。”所以他只愿当宰相与外交部长。
“现在我是灰心丧气了，不能再担负皇帝所想而我却不能担负的责任了。与我相冲突的诸多无形的势力太厉害了，况且自从去年春天以来，我乐于奋斗的精神头儿已经消失了。因为保守党骄傲且缺乏政治才能，和他们不能再联手做事了……我又不愿意做任何向他们挑战的事儿……基于这诸多考虑，我决定后天把我部分的辞职书递呈绪皇上……上帝如果赐我们以生命，我们将会很高兴地纪念这伟大的时代，那时我们两个老朋友联手做事……我是你的知心朋友，我们的友情地久天长。”
俾斯麦做出的这种有限让步其实是精于打政治算盘的结果，只不过用冠冕堂皇的话装出一片至诚的样子。不久，他告诉他的密友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只是在等候新的宣召。罗恩实在是俾斯麦控制之下的囚徒。这位新任的普鲁士内阁总理只肯任职九个月，因为在俾斯麦手下固然很难独立开展工作，与他同班并列简直就无法干任何事情。宰相虽然已分了自己的一部分权给罗恩，但如果他以总理的职责要做什么事，俾斯麦就会以议长的身份要求另一个人批准。俾斯麦是帝国，罗恩是普鲁士，所有的问题和矛盾只能由一人身兼两职来避免。帝国宪法的所有本质缺点，到现在全都暴露出来了，这种报复就全加在制定宪法的人身上。
此时是1873年2 月，正是贵族们的攻汗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查出了俾斯麦的心腹瓦格纳的腐败行为，试图证实俾斯麦事先知道这些事。瓦格纳曾经当过记者，现在是个参政。俾斯麦在罗恩和他人面前因为这件事大发脾气，两个朋友都真动气了。俾斯麦觉得罗恩没有尽力卫护他，因而不掩饰他的不快。到了晚上，他接到了一封信，很诧异。这封信说：“我毫不犹豫地承认你的种种优秀之处，我常常试图努力与殿下做最好的朋友，即使你今天说话的腔调使我们的友谊极其难以持续下去，我还是在极力避免友情的破裂。你的‘轰炸’（发脾气）显然是把我估计得太低了！……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从此以后避免这类相会，我想这对我们两个人都会有好处，至少肯定对我有好处。我牢牢记着我们时常被束缚的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