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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小龙的十三岁孩子，搀扶着他的双眼几近失明的母亲余长凤，在漫长的诉讼路上，走了整整四个年头……
一九八六年十月，余长凤与同村青年王秉权结为夫妻。次年，余长凤生下儿子小龙。王秉权会一手修理家电的手艺，在县城租房开了个门脸，一家三口日子过得殷殷实实。
离王秉权家电修理铺不远有个“红牡丹发廊”，一个偶然机会，王秉权认识了在发廊里干活的女子陈俭莉，一来二往，两人打得火热。一九九八年三月，王秉权以小县城生意不好为借口，悄悄带着陈俭莉到北京，开了一个家电维修部，两人居住生活在一起。年底，陈俭莉生下一女孩。
王秉权知道这种一夫二妻的日子是过不长远的，转年春节，他回老家，逼余长凤离婚。见余长凤根本没有离婚的意思，他又跑回北京，从此再也没有音讯。
那些日子，余长凤发觉自己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到医院一检查，是视网膜色素性变，两个月后，双目几近失明。刚刚升上初一的小龙不得不辍学在家。
余长风决定进京寻找负心的王秉权。
八月，余长风向亲友们借了点钱，在小龙的引领下，来到北京。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茫茫人海，哪里可以找到王秉权的踪迹？每天，小龙拉着妈妈的手，穿街过巷，一个修理铺一个修理铺找，一个修理铺一个修理铺打听。饿了啃点干面包，渴了喝几口自来水。整整一年，他们的足迹踏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或许是他们的不幸遭遇感动了上苍，那天中午，小龙看见一张贴在墙上的家电维修广告，大声嚷了起来：“找到了！找到了！”
按照小广告上的地址，他们找到了王秉权开的修理铺。王秉权见到他们母子，吃惊地问了句：“你们来干什么？”余长风火不打一处来：“亏你还问得出来，你这个没良心的，扔下我们母子，几年不管不顾……”正在这时，从后屋出来一位手里抱着一个女孩的女人，那女孩一见王秉权便嚷道：“爸爸抱！爸爸抱！”
面对眼前这一幕，余长凤差一点没气晕过去
余长凤带着小龙来到法院，要告王秉权重婚罪和遗弃罪。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母子：根据法律的规定，重婚和遗弃等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属于自诉案件，也就是说证据必须由自诉人自己提供，法院才可受理。
余长凤和儿子来到王秉权与陈俭莉同居的住地取证，却处处碰壁。掌握王秉权证据的房东和居委会，有的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说：“没见过个人来要求取证的，公安局和法院派人来还差不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包括重婚、遗弃等八类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法院应该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公安机关如何介入、如何调查取证，尚属空白。
尽管诉讼的路还很长，但余长凤决心已定，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为自己和儿子讨回公道……
郑州一位名叫张平平的妇女，将“包二奶”的丈夫告上法院，法院答复：你要告他可以，但必须拿出证据。
为了拿到证据张平平开始了秘密“侦察”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她终于找到了丈夫在外头私设的“爱巢”。她知道擒贼擒王，捉奸捉双。蹲了好几天的“坑”，那天半夜，见丈夫与“二奶”亲亲热热进屋后，她耐心等候了一个多小时后，一脚将门踢开，直扑卧室，用事先准备好的傻瓜相机，拍下了丈夫与“二奶”的丑态。
正当张平平拿到“铁证”，准备将她丈夫再一次告上法庭时；“二奶”却以侵犯隐私权为理由，将张平平告到妇联，要求追究张平平的刑事责任。这桩“第三者控告合法妻子”的奇闻，让法官也难辨是非。
广东江门市公安机关为了查处一起重婚案，动用了二十多名警察，整整忙乎了小半年，总算拿到扎实的证据。不难想象，如果每一起重婚案件都要公安机关参与，都要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我们的基层派出所什么事情都不要干，整天忙于“抓奸”都忙不过来。而对于不具备合法侦察手段的婚外情受害者来说，要想取得有用的证据更是难上加难，搞跟踪、拍照片、蹲坑守候、破门而人，这些举措不仅费时费力，容易误伤无辜，而且还有侵犯隐私权之虞。
南京一位妇女，她的丈夫与“第三者”长期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她到法院起诉，法院仍以证据不足驳回起诉。她痛心地说：“我是合法婚姻得不到保护，非法婚姻反而很嚣张。他们俩公开给他们的孩子过满月、过生日，大张旗鼓，欢天喜地。我搞不懂，生了两个孩子还不算重婚，什么算重婚？我还搞不懂，计划生育政策对合法婚姻管得很严，而他们非法生了两 个孩子却没人过问！法律何在？天理何在？”
法律何在？天理何在？
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我们的现行法律遇到了新的挑战！
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
的东西还给上帝
——部法律的制订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而一部法律的修改也必定体现着社会的变革。
当“包二奶”、“第三者”等婚外滥情行为，向一夫一妻制发起严峻的挑战，而现行的婚姻法律又无法对婚姻中无辜受害的弱势群体进行保护时，修改法律便势在必行。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个规定过于严格，难以调整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实重婚行为。客观现实是，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共同生活，几乎没有人再次办理登记手续，对外也不以夫妻名义，而是多以“秘书”、“兄妹”、“保姆”相称，掩人耳目。能够按照《刑法》重婚罪定罪量刑的是极少数，《刑法》规定的重婚罪形同虚设。
对“包二奶”、“第三者”等婚外滥情行为反映最强烈的是妇女界，最早提出放宽重婚罪认定标准要求的也是妇女界，要求立法制裁“包二奶”、“第三者”呼声最高的还是妇女界。
广东省妇联主席林惠仪，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广东是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这里又毗邻港、澳，婚姻家庭最先遇到一些新问题。当时首先遇到的，便是婚姻家庭的稳定问题。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人手中有了钱了，心思也变得不正起来，对原来的婚姻家庭产生了动摇。另一个因素是外来打工妹的群体非常庞大，她们为广东的建设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对本地的婚姻家庭也有冲击力。打工辛苦，如能傍个大款，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命运，而且她们自身的条件往往又不错，年轻、漂亮。还有，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一些人对西方生活方式和性解放理念的认可。‘包二奶’、‘第三者’插足等现象日益增多，每天都有人到各级妇联告状。而我们现行的《婚姻法》却不能解决现实中发生的问题，法律已经滞后，无法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枚益。一九九五年，人大已经作出修改《婚姻法》的决议，可我们等不及了，省里先出台了一些法规和意见，对这些丑恶现象进行了整治。后来，修改婚姻法征求我们意见，我们明确表示应该加大对重婚的禁止力度，建议增加制裁‘包二奶’、‘第三者’插足等条款，‘包二奶’、‘第三者’插足破坏家庭导致离婚的，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一些省、市的妇联组织建议，放宽《刑法》规定里的重婚标准，有以下行为应视为重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领取结婚证的；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举行结婚仪式的；有配偶的人与他人虽未举行结婚仪式，但以夫妻相称、在固定住所共同生活的；有配偶的人与他人虽未以夫妻相称，但有稳定的同居关系、在固定住所共同生活六个月以上的。
许多民众尤其是女性，对这些主张表示支持。零点调查公司在北京、上海作过专门调查，百分之七十的被调查者认为“与婚外异性同居六个月以上”应当看作重婚罪。另一项调查表明：百分之八十的北京人认为“包二奶”就是事实重婚。有人甚至提出：不管是“包二奶”、婚外恋还是“第三者”插足，者随当给予刑事制裁。
因此，在这次婚姻法的修改过程中，对于“包二奶”、“第三者”是否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打击，如何打击；应不应该放宽重婚罪的认定标准，成为全社会关注与争论的焦点。据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关于婚姻法修订民众意愿调查结果》“对破坏婚姻家庭行为的态度”一项调查显示：
认为法律不应干涉的只有5．6％；赞成法律制裁重婚或纳妾的有94．2％，反对法律干涉的只占 1，8％，99．4％的公众认为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诚， 75．8％的人认为法律应制裁婚外性行为；47．6％的人希望应进一步限制离婚，86．8％的人同意在离婚时对破坏婚姻家庭的一方进行惩罚。普通公众认为通奸、虐待、重婚纳妾、暴力殴打等行为是破坏婚姻家庭的主要行为。
但是，大多数的专家学者却表现得非常冷静，坚决反对放宽重婚罪的认定标准；反对用婚姻法来惩罚“包二奶”、“第三者”插足等婚外情。
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
我认为现实中存在的一些“包二奶”的行为，确 实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计划生育，也造成许多家庭破裂，因此对此种行为应当通过法律手段予以制裁。然而，在婚姻法中扩大重婚罪的概念，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个人不赞同这种看法，主要理由是：
第一，婚姻法在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范畴，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在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