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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谁的名义？”姚小琪问。
“以我的名义！我毕竟是副总编，好歹算个副处级，从积极的角度看，提建议更有分量，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从消极的角度看，我年过五十，再干几年就该退休了，万一迟书记不高兴，对我产生什么看法，我也无所谓。你把材料交给我，我适当做些补充、加工，再寄出去，直接寄给迟书记！”
姚小琪心里一热，把材料交给了他。姜沙白仔细看了看采访资料，结合自己的思考，重新整理出一篇数千字的建议，工工整整打印出来，署上自己的名字。本想采用邮寄的方式，后来觉得邮寄太慢，怕耽误时间，便骑着摩托车来到市委大楼，把建议直接交给迟翰章的秘书。
此后几天，姚小琪和姜沙白都在等待着市里的消息，希望市里能够采纳这一建议，允许商场、药店自由经销保健品。但迟翰章没有任何反馈，材料递上去，犹如泥牛入海，没了音讯。
问题没有解决，姚小琪深感愧疚，觉得对不起黄老板。这一天她专门来到民康药店，满怀歉疚地向黄老板解释事情经过。黄老板的情绪已经平静许多，无奈地说：“我也理解你们的难处，你们毕竟是吃皇粮的，市里每年拨款养着你们，你们当然得听市里的。再说你上面还有总编、副总编，你有你的难处，我不怪你，你已经尽力，虽然事情没做成，我还是很感激你。不过，你们要这么办报的话，实在没必要逼着我们订。不为老百姓说话，我们订它干吗？你们印上几十份，让书记、市长看着高兴就行了。”
姚小琪脸上火辣辣的，一时无言以对。黄老板已经把柜台重新布置一番，保健品柜台摆着清一色的生命之神。姚小琪问起销售情况，黄老板叹息一声：“生命之神到处都卖，价钱也一样，人家干吗非得到我这里买？做买卖的诀窍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服务好。民康药店以前很有特色，所以买卖兴隆，现在特色全没了，这些天的营业额直线下降。”
姚小琪说：“市里出台这种政策，目的是要促进生命之神销售。依你看，最近生命之神的销量是否增加很多？”
黄老板说：“增加一些是必然的，毕竟是垄断经营，顾客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买这种。但增加得并不多。保健品不是药品，药品是必须吃的，生病就得吃药，再贵也得吃。保健品则可吃可不吃。顾客吃惯了某种保健品，一般不轻易服用另一种产品。买不到自己喜爱的，索性不吃。市里靠这种方式扶植枫叶集团，实际上起不到什么效果，不仅枫叶集团发展不起来，全市的药店经营也会受到影响，我们的营业额下滑，上缴的税收也会下滑，最终影响枫叶经济发展。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
4
这段时间曾牧野最感到烦恼的，就是社长负责制改革。枫城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实行总编辑负责制，经费由财政划拨，衣食无忧。这几年由于财政拨款越来越少，而报社自身经营不善，广告收入十分有限，日子过得拮据，引起报社员工不满。一些人认为曾牧野不懂经营，加之既管行政又管采编，时间精力都不够用，便提出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总编分设，社长负责行政人事、经营管理，总编负责采编业务。把行政管理、宣传发行、广告经营与采编业务分开。这种言论传到迟翰章那里，竟使迟翰章动了心，觉得找到了一方让报社摆脱困境的良药。不久前他真的提出社长负责制改革的设想。
这个提议使曾牧野极为恐慌。按现有体制，他是报社一把手，人事安排、行政管理、采编业务、广告发行、福利后勤，所有重大事情都由他拍板，他在报社有绝对权威。一旦改成社长负责制，意味着社长才是一把手，人权、财权这两项至关重要的权力都会落到社长手里。即便他还当总编辑，表面上职务不变，实际上也是从一把手降成了二把手。就算能平稳过渡为社长，依然当一把手，如果不兼任总编辑，发稿权也将落入他人之手，权力仍是大打折扣。
迟翰章的改革设想一提出，曾牧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很可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整人，不明着将他撤换，而是借改革之名削弱他的权力。
曾牧野是前任市委书记提拔起来的，一直被视为老书记那条线上的人。老书记在位时，与时任市长迟翰章明争暗斗，矛盾颇深。曾牧野为了讨好老书记，对迟翰章极少宣传，处处突出老书记。好几次迟翰章参加的活动，明确要求报社好好宣传，曾牧野也只是勉强应付一下，发一则“豆腐块”了事。而老书记参加的活动，哪怕很不重要，没有新闻价值，他也放在突出位置进行报道。
之所以这样做，与曾牧野对当时枫城政局的判断有关。当时枫城百姓对老书记的评价颇高，对迟翰章则有这样那样的议论。枫城不断有传言，说老书记将来肯定要受到重用，而迟翰章很快要调走。曾牧野也深信迟翰章早晚要离开枫城，心里多少不把他放在眼里，得罪就得罪了，只要让老书记满意，有老书记撑腰，总编辑的位置就可以牢牢坐稳。谁也没想到，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最终调离枫城的不是迟翰章，而是老书记。当省委组织部的人来宣布任免时，曾牧野着实慌了，为自己的命运惶恐不安。
报社一把手是个敏感角色。一般而言市委书记一换，报社总编也就得跟着换。迟翰章上任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干脆利落地更换了几个要害部门的头头，曾牧野担心会拿他开刀，心里非常害怕，但又不甘心，不想束手待毙。迟翰章升任书记后没几天，他就给这位新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对过去几年自己“不成熟”的表现表示忏悔，祈求迟翰章原谅，并表示今后坚决支持迟书记的工作，当好市委的喉舌。
于是，枫城日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老书记的政绩只字不提，却不惜篇幅宣传迟翰章。凡是迟翰章出席的活动，曾牧野都在头版醒目位置进行报道；凡是迟翰章亲自抓的工作，他都责成记者写成报道，大肆宣传。过去老书记明确反对的事，现在只要迟翰章支持，枫城日报也跟着转变态度，唱起赞歌。
迟翰章对曾牧野的表现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似乎只是冷眼观察。这使曾牧野忐忑不宁，总感到心里没底。果然，不久前迟翰章突然提出，报社要改革管理体制，改变目前总编辑负责制的状况，实行社长负责制。曾牧野一阵冷惊，感到迟翰章终于要向他下手了。想到前一段千方百计讨好迟翰章，最终还是无法为迟翰章所接纳，仍要遭到排挤，心里不禁阵阵凄凉。
但曾牧野仍不甘心，不想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他给迟翰章写了一封长信，陈述报社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表示今后要加强经营管理，增强自立能力，减轻财政负担，希望迟书记能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好好整治报社。
这天，迟翰章把他召了过去，对他说，你的信我看了，有关改社长负责制的事，你可能有所误解，以为我是为了安插什么人。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绝对不是！如果我要安插什么人，早就安插了，用不着拖到现在，也用不着绕这么大的弯子。改革是报社发展的需要，毕竟报社陷入困境是不争的事实。枫城有四百多万人口，堂堂一张市委机关报，发行量只有两万多份，平均二百个人才一张，这还是市委下文件强制征订的结果。如果没有行政摊派，单纯靠自愿订阅，一万份都成问题。覆盖面这么小，影响力这么小，怎么反映枫城改革开放的成就？怎么传达市委市政府的声音？经济效益更不必说，连年亏损！老曾啊，时代不同了，不能总是说党报就必须由政府出钱养，这种观念必须改。党报在政治上要拥护共产党，在经济上同样也得为党做贡献！你们总是抱怨枫城经济落后，广告创收难度大。但枫城再穷也至于养不活一张报纸！我从工商部门了解到，枫城企业每年的广告支出少说也有三千万，在全省地市中排列居中。但你们报社的广告收入每年才二三百万。这意味百分之九十的广告资源都流入了外人田！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功夫不到家，经营管理力度不够！碗里放着肥肉，却让别人叼走了！
曾牧野的心直往下沉。听迟翰章的口气，社长负责制是必须实行了，而且迟翰章似乎对他很不满意，一旦改革，社长的座椅肯定轮不上他。
迟翰章瞅着他看了半晌，口气却突然一转：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事业发展才是真正目的。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接受你的意见，暂时不搞改革，让你按现有机制尝试搞活。如果现有机制下也能让报社摆脱困境，说明问题的结症不在于管理体制，不在于是总编负责制还是社长负责制，那么也就不必非要实行社长负责制。毕竟这不是目的！根据测算，报社的广告收入至少要达到五百万，收支才能平衡。我给你定下明确的指标：一年时间，广告收入达到五百万元，基本实现收支平衡。如果这个指标能实现，社长负责制可以不搞，你依然可以采编、经营一肩挑。如果这个指标完不成，改革就非改不可！
曾牧野又喜又忧，喜的是迟翰章真的给了他一次机会，说明迟书记对他多少有些恻隐之心，忧的是这五百万元哪儿去挣？
回到报社，曾牧野把斯琴叫来，客客气气地让她坐下，说：“我们一起共事好些年了，关系一直不错，人家都说我们是一条线上的人。我们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地位巩固，你的位置也不会动摇。我的地位保不住，你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好过，所以我们一定要同舟共济，你一定要多支持我的工作。”
斯琴迷惑地看着他，不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
曾牧野把迟翰章跟他谈话的内容介绍了一下，说：“要维持目前的体制不变，路只有一条，千方百计完成五百万元的创收任务。我希望你在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