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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楼像一座久无人用的库房，庞大而简陋。大片大片的草坪，整理得很规矩，营养充足绿得纯正。隐约听见笑声和尖叫，是那种单调一致的尖叫：“太棒了！”“酷！”不远处一定有一片操场，我想。果然拐弯处就是。厚实的外套搭在看台上，笑声与尖叫声随着球起球落，此起彼伏。仍然是那种单调的蹦单词的尖叫，哪里的少年都一样，兴奋到极点却只是这样尖叫着丢出一两个简单的词汇，有时干脆就是一个语气词“哇呜”。好像词汇越贫乏，激情越澎湃。少年人才有的体力充沛不需要经大脑的尖叫声，让我真正从妈妈的城堡里出来，心情随着他们的单调的尖叫声丰富起来。
可是很快就发现这些与我无关。那种少年人气息只是使我得到片刻虚幻的归属感，那其实是属于美国孩子的。我的黑头发就像混入黄豆的黑芝麻，自己都觉得站错了地方似的。
一个球滚到我脚边。他们冲我嚷嚷着什么，也许是叫我让开，也许是叫我把球还给他们，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的听不懂似乎更加激怒了他们，他们对我伸出了中指。
我虽不懂英语，不知道伸中指的具体含义，但却感觉到了它的侮辱与残忍。听不懂老虎的话，难道就看不出老虎打算吃你吗？我是谁？我是哑巴海伦，甚至连顶嘴的能力也没有。我对他们吼叫了一声，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而是一个十二岁孩子被人欺负时本能的反应。
我的吼叫果然引来了同类的呼应。远处走来一个东方女孩子，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人没到，那目光先到达了。她用英文问我：新来的？哪里来的？这句话我正好听懂了，我连忙告诉她我是从中国来的。她立刻改说中文：我也是从大陆来的。我才知道自己的国家在这里一般被称为大陆。她接着说：不用怕。有我呢。
她冲篮球场用她的白眼睛反咬了他们一口。冲我伸中指的其中一个男孩子上前来。她一挥手，空荡的场地上平白地冒出一帮子人马来，眼里是一致的能咬人的光。球场上的那些人立刻就吓走了。她也转身离开。我追问她的名字，她对我浅浅如花般地一笑，像武侠小说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一样，做了好事不留名。我在后面痴情地问：我叫宋歌，你呢？这时她蓦然回首轻轻吐出一个名字“安妮”。这个名字在我第一天的美国校园生活里，就像上帝的名字一样。
我想告诉老师我被人欺负的事情。座位很硬，前面男生的高大把我逼出个挺胸收腹的优雅姿势。老师的脸就在他的头上露出一小块。整整一节科学课，只知道老师的嘴在动，一句也听不懂，一句也不会说。我一下成了一个既聋又哑的残疾儿童。耳朵嘴巴全是虚设，没有用的。就像我童年许多漂亮衣服的假口袋一样，外面看起来是好的，却只是装饰品。我真的成了那个著名的海伦了。
课后我用结巴的英语讲了声“ｔｅａｃｈｅｒ（老师）”，老师回过头来含着一个得体的职业化的笑容对我说：哟，我的小宝贝，你不可以管我叫“老师”，就像你不可以管邮递员叫“邮递员”一样。那是非常不礼貌的。我是有名字的。你可以叫我米雪。哟，对了，你要对我说什么？
对于眼前这个来自贫穷国家的小哑巴，她就像一位仁慈的贵妇人，连她的微笑都是一种施舍。我想告诉她在我们中国叫老师名字才不礼貌呢。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几个英语单词在她的仁慈面前全面瓦解，还没有出口自己就放弃了。
我支支吾吾一会儿，突然讲出妈妈教我的那句英语：请问厕所在哪里？
我躲进厕所里大哭了一场。我想要是安妮在就好了。
再次见到安妮是在放学的时候。
大卫来接我，海伦今天过得怎么样？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吐字清楚，英语不好的人也能听得懂。宋歌，我匆忙地纠正他，不满他擅自给我起个名字还煞有介事地使用起来，同时我慌张地向四周望去。他往我身后一站我就很不好意思，担心人家好事的目光，但并没有人看，这是一个对各种生活方式都不好奇且不过问的地方。只有安妮悄悄问我：他是谁？他是，他是，我突然哑住了。他是谁？这个我来美国问的第一句话，现在倒考倒了我。她善解人意地说：你爸爸妈妈离婚了？我点点头，同时发现她背后站着一个美国人，虎背熊腰、面色红亮，一看就像肉类加工业从业人员。我已经可以确定安妮的背景与我相似——都是有个美国继父。她的继父对她极好，又亲又抱。
海伦这个名字，被叫了三天后，我已经知道回头了。
那天我在学校餐厅用餐，后面有人叫“海伦”，我回头，是安妮。我们很自然地坐到了一起。事实上，整个餐厅像被八国联军瓜分了去：白人和白人坐在一起，黑人和黑人坐在一起，当然中国人也是跟中国人坐在一起，比如我和安妮。
与安妮聊起我初来乍到的种种苦闷，与妈妈不和，想家，没有朋友，上课听不懂，被同学欺负，还有种族歧视，十二岁的我已经知道往这种事上安很大的帽子了。
安妮冷笑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有什么办法？
她说“我们”，一眼能看出我身上那份与她相似的寄人篱下的孤独与无助。
她又说：像咱们这样的拖油瓶真惨，不仅拖到别人的家庭，还拖到别人的国家。
那一刻我深刻地自怜起来。一股尖酸的寒气迎面而来，我连忙向她那边凑了凑，手肘撞着手肘。像冬天里的两只同类小动物挤着靠着在取暖，在互相保护免受另类的袭击。
第三章 哑巴海伦的校园生活（2）
我说：我的中文名字叫宋歌。我不喜欢我的英文名，总觉得怪怪的。你看那些日本人也没像咱们一样一到美国就起个洋名呀。
她不耐烦地打断我：到了美国就应该有个英文名字。
我对她的不高兴毫无察觉：那你中国名叫什么？
她扫了我一眼，冷淡地说：我现在就叫安妮。
初来乍到的我太渴望友谊了，于是尽量不去计较她隐瞒了她的中文名。我问她是怎么来美国的。
那当然是坐飞机来的了，坐火车是坐不到的。
我连忙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
她笑了，她当然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妈妈带我来美国的。
说完，想了一会儿，又说：我来美国是因为我爸爸。
午饭后我们来到不太有人来的草地，她对我讲了一个故事：那时她还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当然她不叫安妮，她有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
我来美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没有考上像样的中学，上大学的梦算是破了。我自己倒无所谓，上不了大学就上不了呗，谁稀罕。我爸爸急了，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一筹莫展了好几天后，他对我说爸爸决定让你出国找你妈妈去。女儿跟着妈妈比较方便。我说我不去，我死也不去。我要和你在一起，以后我也不想结婚什么的，一辈子和爸爸在一起。我爸爸摇摇头：傻丫头，又说傻话了。我说：那我结婚就是了。反正我不去美国。我恨美国。 爸爸叹口气说：爸爸是个工人，在厂里干了很久，而且会接着干下去。而你不一样，你跟爸爸不一样，你这么小有大好的前途。 爸爸也舍不得你走，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对，爸爸每天回家就能看见你，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看电视，说笑话。那确实很快乐。但是你知道爸爸什么时候最快乐吗？是爸爸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想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你不在，我想这个死丫头又野到哪里去了，再一想，原来我姑娘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呢。 爸爸没有念过什么书，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这个道理爸爸懂。我哭了。就是因为这番话，我才决定来美国的。
我当场就听哭了，咬着手指头，眼睛鼻子红成一片，不能自已。 安妮也哭了，两个中国女孩子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常当然她的眼泪里可能还有一点对我的歉疚：她已经分不出真伪的身世，这个叫海伦的新生完全当真哩。事后我才知道她的爸爸在她八岁那年就死了。我惊讶她讲故事的能力：那种不露声色的深情，还有那种残忍，最重要的是那份真诚——浑然无辜的讲谎言就是讲故事者的最大真诚。难怪海明威会认为，甚至鼓吹，最优秀的作家都是说谎者。我想她一定把这个故事在心里一遍一遍讲给自己听，一层一层地对它进行加工，直到自己深信不疑，之后再取信于人。最后它就是他们父女的故事了。如果她写小说，一定比我强。
安妮突然问我有钱吗，她为人气度非凡，连向人借钱也是如此威风凛凛，像个债主。
你要买东西？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问的同时已经将钱恭敬地递给了她。
她接过钱，笑了一下：买东西就不用向你借钱了。
然后从书包里取出一个白色纸包，将纸币圈成筒状，插入鼻孔吸纸包里的白色粉末状物品。她鼻孔的用力与眉心的颤抖使她的脸部出现痛苦的快乐。她每吸一口，眼神就晃荡一下，这样的晃荡使她的整个人都不真切起来，严重地缺乏实体感。当吸完漫长的最后一口，她做了一个深吸气，半启的嘴唇呻吟着，眼睛也是半睁半闭，脸上出现像白痴那样怪诞的神情，然后心满意足、精疲力竭地瘫在那里。就像形成中的琥珀，被外力猛地固定在一个静止的状态，对自己毫不设防，也无法设防，一点一点地展示它死的过程。
过了好一会儿，她开始精神过来，把钱递给我：还你。接着她就主动申请到我家去玩，而且要求过夜。她教我：你就这么跟你妈咪说，妈咪，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要一起做功课。我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做过功课了？
为了让安妮来玩，我按照她的意思讨好地对妈妈说：她是我的好朋友，可以在这里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