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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标志，即使在荒无人烟的地带，也要让车胎与地面磨擦三秒。他已经被我妈妈训练得很中国，像中国人一样晚上洗澡；吃惊时像中国人一样“哎呀”一声；会说亲爱的，我想吃你的上海泡饭。而且已经征服了黑蛋（他始终管松花蛋叫黑蛋）？只是必须泡在上海泡饭里吃。而有时他仍然美国得十分地道。每次我练完钢琴，正觉得自己的粗枝大叶，却总能得到他慷慨的赞美：真美妙真悦耳你太棒了。从那种由衷与夸张看来，是地地道道的美国性格。连批评我也先以表扬为铺垫：你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可以这样一点，那么你就完美了。
这时是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在大卫的大学拿了一些课，其中一堂就是大卫的英语写作课。我和他的关系不经介绍没有人会怀疑。妈妈笑问上继父的课有什么感觉？我笑答就跟在家一样，只是在家我不用作笔记，因为我不用考试。
他给我们讲美国文学。他竭力演出，其实就是努力地把美国文学入门者逗得哈哈直乐，而且他还要对下一批再下一批的学生重复同样的笑话。在最容易赢得笑声与共鸣的时候，他有意识地做片刻的停顿，让全教室出现整体的急切，他再继续，果然效果特别好。然后他的眼睛会投向全教室乐着的人群，像是欣赏自己的作品。就在他向全教室机警且飞快的一瞥中，看见一个像走了神的东方女学生，木讷，抵触。那是他十二岁继女在饭桌上的表情。
这个女生多是不笑的，这些笑话她已经听了三十二次了。我也觉得这个女生这样不好。一群人已经被征服得东倒西歪地笑，只有她像要跟别人过不去似的正襟危坐，脸上一副不屑一顾的老派。这是对别人劳动的不尊重，几乎关于道德品质的问题，而且严重地缺乏集体主义精神。更要命的是有时她会单枪匹马地笑在前头。就像一个相声段子听了十几次了，太清楚哪里是铺垫哪里是高潮，在高潮到来前早早安排好的笑声有时没有控制好，就提早释放出来。到了大家共乐时她已经笑饱了。几次后引起同学的不满，像是搅了他们的好戏。
总之我笑与不笑都非常诡秘，与众不同。几堂课下来，已经有人知道我和大卫的关系了，甚至对我的分数产生了怀疑。
这天下了课，我与大卫驱车去爸爸的旅馆。我先下了车，大卫去找停车位。
爸爸一看到我就很高兴，可立刻又缩住笑容，脸一紧问我作业做完了没有，这就是父亲，他们绝不感情用事。做完了。我信口一说。他又追问真的做完了吗，我说今天是星期五，我向来是星期天晚上才做作业的。我这个人需要压力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他笑，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
这时，一个白种男人向他迎面走来。瘦高、谢顶、多毛的四肢，坚挺的啤酒肚使上衣短了一截似的，是大卫。他像第一次走向我一样地走向我的爸爸，中国商务代表团清一色西装中的一个。那个男人梳着小平头，西装穿着倜傥。
爸爸吃惊地看看他，又讨教地看看我，想从我这里看出一点上下文来。可是我的脸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线索。
白种男人越走越近，声音先到了：你好，我是大卫。一口蹩脚的刚从我这里倒卖过去的中文。
爸爸仍在猜测这个白人的真实来意。他的脸终于在站立在我继父面前时，出现了一个体面的笑容。在大卫面前完整展示了东方男人非社交的笑的全过程：从浅到深，从犹豫到真诚，从混乱到单纯。爸爸那只手犹犹豫豫到了面对面时，突然摆在大卫面前，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继父显然一时没有回过神来。等到他反应过来也伸出手时，爸爸的手已经微微地缩回。继父抢过爸爸那只准备收回的手，暗中使了一股劲，像是对刚才迟钝的补偿。
有意思的不是握手本身，而是握手的过程；重要的不是握手的过程，而是握手的象征意义。
继父真诚地拍拍我爸爸的肩头，轻盈然而有分量，似乎是男人间表达他们含蓄的好感，又似乎在说，他知道我爸爸的失去，但是他不打算道歉，因为那不是他的错。
这两个男人终于站到一块了。他们完全是不相干的人，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人，如果不是我妈妈夹在他们中间，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完全可以像路人那样不设防，那么友好而轻易地打个招呼，再擦身而过。现在他们像两个军团，经过一场充满误伤的战争，终于坐到一起碰了一下杯子。
第十四章 天下的父亲都一样（2）
有时候我很喜欢看两个男人之间的行为。他们似乎比女人善于应付这类局面。他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但他们以不知道来掩饰，掩饰不了了，也要假装他们能应付，任何时候。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爸爸和王海涛见面会是什么光景。
我可以替我妈妈感觉出她在场的内心混乱。站在这两个男人面前，就能知道妈妈从一个婚姻走向另一段婚姻所做的全部修正，甚至是矫枉过正。
十八岁的我已经可以替我妈妈对这两个男人进行一些分析了。继父比我父亲复杂多了。我爸爸是和谐的，尽管他经常发脾气、摔东西，但他是自然的、统一的，很少有自我冲突的时候。
继父表面上有着温和的性情，温文有礼、通情达理，但他满心都是悖逆，他无法摆脱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悖逆，他无力跳出命运中规定好的东西。就像我父母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没有选择地必须去爱毛泽东，否则就会孤立。就像我们这群少男少女会去崇拜某位歌星，在演唱会现场像吃了摇头丸似的尖叫摆动身体。我们的出生已经有了一些安排，我们只能照办。我们既然不能选择出生，我们也无法选择这些安排。
只是继父内心的悖逆如同他表面的和谐，是建立在一种关系视野上的。悖逆在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分离，但在他性格的结果上却形成了和谐。因为他不服气，不断地在精神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超验与经验、固守与变异中自我调整与说服，不断地对各种悖逆有机融合，终于整合为一种和谐。他的和谐就是由他的冲突形成的，这就是我妈妈的再次选择。
我这个讲法有点矛盾，可我妈妈能理解。她的爱情就是对这番对比和探究之后产生的。她为他艰难的和谐着迷，她理解他吃力的跟随。这与她的气质与经历相匹配。他让她觉得安全。他镇定了她。
爸爸与继父见面的时间很短，用各自非常有限的中英文交谈。谈得很简单，却很认真。他们感到应该用这种态度对待这次见面，毕竟此别今生都不一定会再见。果然这是两人惟一的一次见面。
两人微笑，且频频点头，很有默契。我走过去一问，才知道一个谈的是金星的事，一个谈的是木星的事。他们还以为他们谈的是一件事，见我过来，与我核对对方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笑道：是的。他们也笑了，非常纯真的笑：我就知道是这个意思。总在两种语言之间徘徊与困惑的我第一次感觉言语不通的便利。人类起建巴别塔，上帝下来变乱人类原本一样的言语，这是一种祝福。 彼此用微笑交流，这样的交流是没有误会的，因它的朴素而具备最原始的准确。在善意的情感面前，一切语言都显得太具体太肤浅了。
我让出空间给他们，不去听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无须追究，因为最本质的交流就在这微笑中。
回家的路上，大卫话不多，安静地听着我声情并茂地讲述关于我爸爸的一切。听着听着，心里忧郁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年，在这个少女的婚礼上，他会告诉她，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娘子，可是女孩子仍然会如此声情并茂地对他说关于她爸爸的一切。我猜想他心里说了什么，因为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他想他的儿子了。杰生这时刚刚从哈佛的法学院毕业，回到三藩市成为一名见习律师。
我不以为然地说：那么就告诉你的儿子。
他摇摇头：这就像在瘤上贴邦迪——不管用。我的意思是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要求原谅有点自私吗？
好吧，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你们就这么下去，你们会失去另一年，再一年。直到一天，你发现一切太晚了。另一方面，让生气走开的好处就是你也不需要再生气了。
大卫盯着我，意思是那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呢？原来道理我也都懂，只是办不到。
可大卫办到了。几日后，大卫就请他孩子的母亲转告他的孩子，希望他能回来一趟。仅此而已，他并没有多说。到了那一天，他没有参加任何活动，还取消了一个会议，专门刮了胡子，修了鼻毛。全副武装地去跟儿子谈和。
现在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茶几上那盏昏暗不醒的台灯投出一小块的光线和大面积的影子，为大卫的这次谈和预备着心情。他恰好坐在台灯的暗影里，昏黄的灯光如同一把无形的剪子，将他从黑夜里裁剪出。脸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剪影的分明，呈透明的黑暗。 饱满的额头、深陷的眼睛、宽大的鼻子都上了色。他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具色彩。我为他泡了一杯茶，他竟然没对我说谢谢，仿佛陷进无法自拔的呆想。
他又回到了六年前我对他的认知中，回到剪影的时代。我喜欢这剪影，灌注了大卫的沉默而本色的语言。最基本的情感就在这剪影之中。
杰生很晚才回来。他刚刚从橄榄球场上下来，头上倒戴着运动帽，手上握着橄榄球，汗水细珍珠般地撒在脸上。眉宇间洋溢着激动，赛场的兴奋还没有从他脸上完全褪去。他带着自己世界的精彩突然闯入他父亲为他预备的世界里。他的神情与眼下青灯黄卷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他显然没有把父子之间六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太当回事。
面对大卫的隆重，杰生有点不知所措地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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