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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气。我站在他的对面，不理会过往行人投过来的惊讶的目光。待一曲结束，就走上去，迎着那个卖艺的音乐人的眼睛，有点不好意思地微笑一下：“先生，我今年在做一个关于地铁音乐人的论文，能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跟您聊聊吗……”
在我想象多年以后的自己的梦的时候，顿时觉得人生太短，可是岁月又太长。
习惯性地在书里找一些熟悉的影子。
谁是易遥？曾经的我们像她一样倔强强势，一度以为这个世界残酷冰冷——可我们比她幸运很多，至少妈妈会很温柔地附在耳边问着饿不饿。
谁是齐铭？穿白色衬衫看着不美好都平铺直叙地展现出来却只能黯然地垂下眼睛——可我们比他幸运很多，至少喜欢的女孩永远都会轻翘起嘴角对自己温柔地笑。
谁是唐小米？小心眼的丫头用浓妆完美地掩饰着偶尔出现的坏点子——可我们比她幸运很多，至少我们从来都不曾为自己撒过的一些小谎做过的——些小坏事而惴惴不安。
谁是顾森湘？谁是顾森西？谁是易遥妈妈？哪个是我？哪个是你？
当故事终于进行到最后，当悲伤缓缓聚集成一股巨大的能量逆流在血脉里，即使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也无法把沉下去的心从那深不见底的怨念里拔出，真的非常庆幸我们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
面对这部作品的时候，可能我和其他人对它的感情都会有所不同，只因为我有一项任务是要把这些文字和年年的画用更好的形式摆在你们面前。
该怎么去体现这样一个充满了压抑、误解、陷害、嫉妒、市井，却又真实地存在着感情的世界呢？
我想我们的作者们也都在和我们一样慢慢长大，渐渐离梦想越来越远，其实在这个看似现实灰暗的故事里，也还是有理想化的感情存在，是我们对生活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时为梦想所做的再一次尝试或者说是再一次纪念。
只是希望这些不幸也都只是发生在文本之中，当合上这本书，你就能从这些不幸中获得更多面对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更懂得珍惜与爱。
“其实我也知道，你所说的谢谢你，是谢谢我离开了你的世界。让你可以像今天这样再也没有负担地生活。”如果不曾温暖过就不会觉得冷，齐铭如果不曾出现过，易遥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心里默默地念着齐铭不该出现，脑中就闪现过那些他们曾经肩并肩的影像慢慢消失在空气里。易遥被加上了不快乐的封印，每每看到林华凤冷嘲热讽，每每看到唐小米阴险毒辣，我都会有一种要冲进去保护她的冲动，但我知道我不能……
曾经有一天梦见：齐铭牵着易遥的手在那条漫长路上走着，灯光昏暗得似乎看不到前面的路，忽然有一天齐铭不见了，于是易遥就站在原地静静地等着他回来，日复一日不曾离开，直到有一天看到齐铭牵着顾森湘的手走了过来，易遥才知道齐铭是真的走了……渐渐觉得自己已经置身于悲伤的河流中，被湍急的河水所带走，随着那些残酷的青春一同沉入河底无法呼吸……
小说里易遥母亲所有的话语都是粗糙刺耳的，像极弄堂里斤斤计较剑拔弩张的中年妇女，情绪的发泄成了惟一的表达方式。她恨你入骨，声声希望你去死，过分地挑剔，无端地打骂。小说看到这里，犹如沉重稳固的鼓点般一下一下敲打在胸口筑起的防线上。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悲伤。
直到看到那个低垂着双手站在马路中央的母亲，你看到她在你瞳仁里缩小的身影，她一无所有，她讨厌你，可是在那一刻她的眼神却像是要将你刻进心里去一般地坚定和绝望。你听到她的声音——“我不要脸无所谓了！我反正老不死了！你才多大啊！你以后会被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啊！”
像是瞬间临近了那种日夜在血液里恒固流淌的情感，犹如掩盖在巨大阴暗表层下的水银，一旦击破厚厚的表层便瞬间喷薄而出，发出奇异的光芒。你终于发现母亲被层层坚固怨愤包裹着的内心，那里惟一又始终装载着的人，是自己。原来那些真正令人悲伤的，是在坚韧的残酷中流露出的那份脆弱的真实啊。
“弄堂里弥漫起来的晨雾，被渐渐亮起来的灯光照射出一团团黄晕来。”
伴随着这句话，这个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伤结局的故事让每个人的心也蒙上了薄薄的一层雾。没有多华丽的词藻，甚至朴素到毫无修饰的语句叙述着弄堂里发生的这一切。
“你没有听见吗？可是我真的曾经呐喊过。”易遥期盼着齐铭来带她逃离她的世界，但那些呐喊就像隔了一层雾，永远也不能传递到更远一点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起时间就开始停滞不前了……记忆里留下的只是每天在弄堂门口推着自行车安静等待的少年。
清晨的雾依旧每天堆满整个弄堂，也随着故事的结束堆满了每个读者的心，久久不能散去……
。；t（xＴ小说〃天；堂
你是我的眼
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她叫不上来我的名字。她知道是我，她认得出我的声音，听到我叫她“姥姥”的时候她就会很开心，因为她想念我。可是她就是没有办法在听到我的声音的第一时间想起我的名字。阿茨海默症的典型症状就是如此。我总是更愿意使用这个拗口的音译过来的词，因为这种病还有一个更通俗，但是充满歧视性的名字：老年痴呆症。你说谁痴呆，你才痴呆。这些患病的老人们只不过是丢失了记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谁都说不好。我只记得几年前的某个夏天，我放暑假从巴黎回家，有一天，她心血来潮炒了一盘虾仁，非常开心的对我们说：“这是我第一次炒虾仁，你们尝尝好不好吃。”那时候，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我爸爸。爸爸说：“你在说什么呀，我1979年第一次来家里吃饭，你就炒了虾仁。你已经炒了二十几年了。”她愣了一下，摇晃着白发苍苍的脑袋：“不可能，没这回事儿，我不记得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我的朋友们听。那是因为，我始终拒绝承认她患上了这种不可能痊愈只会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直到有一天，她非常着急的指着我问：“你叫什么，你叫什么来着？”——我才不得不承认，她是真的忘了太多的事情。可是我在心里总是跟自己强调着：她并不是忘了我，她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我的名字。
我只是一直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从小跟着她长大，她曾经那么能干，那么敏捷，发挥她处女座的本性，做事情的时候在意所有很小的细节。并不是很久以前的过去，她还穿着白大褂偶尔去医院出专家门诊，每个人都说“您看上去精神真好”。其实她一直都是个神采奕奕的老太太，直到今天都是。她穿着一条自己找裁缝做的、墨绿色的旗袍式的连衣裙，还有白色的平跟鞋，兴冲冲的出去逛街。她说她想去买新鞋子。出租车司机都会说，老太太你精神真好。听见人家夸她，她就会很开心，会很热闹的跟人家司机说，她原先是眼科大夫。我坐在车的后座上沉默不语，因为再过一分钟这个司机就会发现，她根本没办法准确的说清楚她想去哪里。
“你看，这双鞋好不好？”她问我。“好。”我说。“但是——”她脸上掠过一丝隐约的为难，“你外公一定会说不好。这双鞋上有朵花，他一定会说，老太婆穿那么花干什么。”她的表情简直是羞涩的，她已经快要80岁，但是还总是维持着一些少女的表情和说话的方式。“别听他的。”我很认真地说，“只要你自己喜欢，就买下来。”“我喜欢。”她微笑着，用力的点头。“那就把票给我，我去付钱，算我送你的。”“哎呀不要，”她急了，“你哪有钱，你还这么小。”“还小啊，我都已经——”我突然问她：“你说的上来我今年多大吗？”“你，”她迷惑不解的陷入了回忆，忘记了追究谁来付钱，“你21，不对，23，你有这么大么，二十几来着……反正，”她又从这件事情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你该结婚了吧？”
可能在她心里，我一直都是那个每天早晨赖床，要她强行按在早餐桌前梳小辫的小姑娘。我不喜欢喝牛奶的时候她会像所有老人一样说：“挑拣什么呀，现在的小孩子，要是让你回去1960年，还由得你不喝牛奶，连窝头都没有。”但是紧接着她又会说：“不过呢，都说你们现在的小孩子幸福，其实你哪有我小时候的好日子，那时候我们在天津的英租界的洋房那么大，家里光是厨子就有三个——一个是做面食的，一个是炒菜的，还有一个是帮工洗菜剁肉的……”“那么好……”小时候的我羡慕地说。“当然了，”她得意的扎紧了我的蝴蝶结，“我小的时候梳小辫子，我妈妈都不会动手的，都是奶娘来梳。”然后她突然意识到要给小孩子一些正面的教育，急忙的补充说：“可是呀，那些不重要。一个人只要自己劳动，自食其力就是好的。”“那后来呢？”我更关心的显然还是不需要自食其力的好日子。“后来……”她的神色暗淡了一下，“后来日本人打进天津，所有的好日子都完了，我们就开始逃难了。”我最初的关于过去的时代的印象，就是她在早餐的时候讲给我的。小的时候，往往是讲到轰炸的时候，我的牛奶喝完了，于是回忆结束，小朋友上学的时间到了。其实后来的日子，也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了。
她离开天津，在乡下度过了充满战乱记忆的青春期，她去念了解放区的医学院，她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外公，一个像孩子一样天真热情又像孩子一样固执冲动的男人。他们一起扎根在一个陌生的工业城市，她陪着她的男人忍受了所有的困窘、动荡和磨难。她像那个年代的很多女人一样，允许自己的男人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允许他像个孩子那样任性下去直到耄耋之年。外公永远不记得自己的衬衫放在什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