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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行会由教会而来，但并不见得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的交易模式。甚至还有些学者认为，行会的本质与现代大学更接近，而不是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的企业是十九世纪末的产物，连马克思都没能完全看清它的形态，也不知道未来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行规律。其实早期行会中处处渗透着“公平工资”和“公平物价”的思维模式，这是亚里士多德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经过希腊、拉丁教父整合的产物。贪婪有罪，高利贷将受到惩罚，行使这一切权力的正是与经济现实贴得最近的教会。教会反复宣讲，劝人放弃财富，其自身却示人以贪婪，它的垮台不可避免。
路德和加尔文顺势而动，一举颠覆了教会的霸权。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决不比传统教会更友好，他们不会信任任何转移目标或者削弱灵魂力量的手段。宗教的目的决不仅是拯救个人，而应该是荣耀上帝，在上帝面前没有教会这样的社会阶梯，也同样没有资本主义。至少路德和加尔文都是这么认为的。经济史家斯皮格尔就认为，法国人加尔文对利息和资本主义的态度象征着一个转折点。路德在原则上不允许利息存在，只在特殊情形下可以收取利息。而加尔文允许存在利息，但附加一些例外。就这样，关于高利贷的教条被削弱了，进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性也被削弱。
不过，由于一本名著的译介传播，使得加尔文和加尔文教在中国声名扫地，那便是茨威格写的《异端的权利》。在他的笔下，加尔文这个“日内瓦教皇”用上帝的名义攫取了最高的政治权力，疯狂地对付各种削弱宗教权威的举动，把偌大一个日内瓦城变成了死城。“加尔文主义在影响所及之处，抑制个人主义冲动的要求，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使每个人成为典型的好仆人，成为持久地从属于社会的人——一言以蔽之，成为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无瑕的中产阶级典型的一员……”。他是个暴君，烧死了塞尔维特，还要烧死支持塞尔维特的人。
但是，还有很多人的看法截然相反。同样一本《基督教原理》，有的人看出宗教暴力，有的人看到的却是“先定论”对社会抚平的作用。加尔文默许私产，默许贷款，却反对奢侈，反对酗酒，这种“新教伦理”是否直接能生发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需要我们采取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态度。
研究加尔文的专家比勒就曾提醒我们，应当区分加尔文思想和加尔文追随者的思想。总的来说，加尔文教给予货币和经济活动的还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这种思想在社会里继续撞击上百年，到了蔡尔德那里发生了质变，《贸易与商业利息简论》这本小册子突然就成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里程碑。他说道，“我们脱离罗马教廷确实大大领先于我们在贸易中的任何成就。但是，在仍然持有旧信仰的意大利，贸易也很繁荣。”据此，蔡尔德就被认为是“韦伯问题”的第一个批评者，尽管当时还没有韦伯。后来，沿着加尔文和蔡尔德的路线走，英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洛克、休谟、斯密，乃至于托尼。
英国从来不是一个一板一眼恪守教条的国家，跟德国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就这样从夹缝里长出来。英国在宗教改革时期，经济发生了大问题。大规模圈地，通货膨胀，营私舞弊，垄断，这些矛盾都直接指向教会改革，民法也开始挑战教会法。最终，教会的权威受到打击，封建贵族也被铲平，人们开始堂而皇之地索要利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其实已经铺平。
托尼的继承者很多，有学院内的也有学院外的，历史学家希尔是其中很著名的一位。在他的《17世纪英格兰的变化与连续》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挑明托尼的观点，“新教教义中没有什么会自动导致资本主义。它的重要性不如说是破坏了更僵硬的制度和天主教教义繁文缛节所造成的障碍。”恐怕这才是经济学家读《基督教原理》所读出来的不同吧。
经济理论终于可以从政治中剥离出来。马基雅维里的时代，用商业观点来讨论社会问题是非常可笑的，但在短短百年之内，这样做就没有那么可笑了。虽然经济学还必须偷偷摸摸夹杂在政治理论里，但宗教思想和经济现实分离的现实已经十分明显了。托马斯·孟、洛克等人可以开始讨论比较纯粹的经济学问题。
同时加尔文教义没法完全笼罩住英国人民的世俗生活。它不断地妥协，最终放弃了对大多数经济行为的控制约束。它只能把自己的荣耀局限在精神和道德生活上。路德多讲神秘主义，加尔文多讲禁欲主义，虽然近代的资本主义显得既不神秘也不禁欲。马克思是尤其强调这一点的。还有一些近代学者如葛兰西、布罗代尔、昂格尔等试图一层层地把资本主义切开，可我们深入分析时，还是忽而看到韦伯，忽而看到托尼。加尔文教毁掉正统天主教的地方，理性精神就长了出来，并且无孔不入地渗入社会各个环节，成为现代性的“病根”。现在很多学者认同，加尔文教义至少给英国留下了公民思想自由的空间，它的教义潜在地规定了英国的基本政治思想、家庭生活准则和个人行为的细节。可加尔文教内在地同时包含对集体主义、准共产主义精神的诉求和对世俗生活的认可，这两方面至今仍然是英国思想中缠绕不休的基本要素。
无论怎么说，摆脱宗教束缚的资本主义的自发扩展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个人主义、理性精神、放任自由主义的根已扎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其实按照托尼的看法，应该是在那些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的地方，资本主义自己长了出来。
亚当·斯密被公认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但却主要是以道德哲学家的身份被时人所接受，恐怕他自己都不会承认是经济学家，因为他没法抛开道德来谈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缠上了加尔文教，这个系统就简化不得。还是熊彼特做得最彻底，他坚持说，经济学的原初工作必须从李嘉图算起，不是斯密。只有从李嘉图开始，经济学才和个人主义绑在了一起。而个人主义才是资本主义和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凯恩斯就干脆说，“现代资本主义绝对是反宗教的。”看得出来，托尼是暗暗赞同这句话的。虽然从源头上看，资本主义是在宗教失败的地方长出来的。但宗教遵循道德原则，资本主义遵循欲望或者说身体的原则，这两者之间决不可能存在妥协。
托尼之后，大洋彼岸另一个经济学家也用类似的方法支持了他这一观点，那就是第一代芝加哥经济学家维纳（Jacob Viner）。维纳晚年也转向经济史研究，1978年出版遗著《宗教思想与经济社会：未完成工作的四章》。维纳特别关注临近欧洲却长期被资本主义“遗忘”的苏格兰。传统解释认为苏格兰对加尔文教过于排斥，以至于企业家精神在这片边缘土地上过于稀缺。维纳却用材料证明，十七世纪当地流行的加尔文教观念排斥经商，认为积累财富的人不是吝啬鬼就是贪婪成性，上帝怎会将荣耀给予这么卑贱的人。托尼和维纳从英伦和北美这一角望去，看到的就是和韦伯所述截然不同的场景。
托尼本是个极热忱的人，一直是费边社的核心成员。事实上费边社成员无不对社会抱有一颗火热的心。据说，托尼秉持的理想一直就是“让人间更像天堂”。他早期受到牛津学风影响，关注社会问题，曾致力研究儿童教育和就业问题，都有专著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弃笔从戎，在索姆河一役中身负重伤。战争结束后，他回归学院，一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一边倡导组织工人运动。在研究问题时，他比韦伯更冷静，而在行动时，他却更勇敢。
托尼是把他的热情隐藏在研究背后的，绝不以社会关怀来随意扭曲自己的研究。他表示，他这种研究态度深受浪漫主义批评家马修·阿诺德以及晚近的罗斯金的影响。往后看，他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文化研究开创者威廉斯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中专辟一章讨论托尼，称他为在现代社会系统中追寻传统人文精神的余绪。哈佛的特里尔（Terrill）教授以研究社会主义和中国问题著称，却也写了一本名为《托尼及其时代》的专著，其中评价托尼说，“他的学术领域为经济史，特别是16～17世纪的经济史，但却作为一个社会哲学（思想）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生。通过教育他们不要把自己的良知和理智置于历史之外，他使很多周围人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托尼对历史和社会的分析的笔触又是那么冷静、平实，丝毫没有韦伯的狂热。这正是英国人的特点。托尼在积极参与工人运动，高擎“基督教社会主义”大旗的同时，对自己思想有一种审慎的约束。他说过，“一个时代所确信不疑的事物，却往往成为下一代的难题。”托尼不愿意给出明晰的结论，但如果你把他的文本和他所处环境、所针对对象对照起来看，处处蕴含着深意。毕竟，同情地研究中国农民的托尼，为劳工权益奔走的托尼，冷静分析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托尼，都是同一个托尼。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英＇托尼著，赵月瑟、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3月版，26．00元）
达米特对当代意义理论的贡献
张燕京
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与逻辑学家，他在当代哲学的诸多领域，特别是在语言哲学、分析哲学、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上都做出了创新性的工作，对于当代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意义理论是达米特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达米特哲学的理论基础。从意义理论出发，可以把握达米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