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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当时已昏迷不醒，不省人事。医生检查后，对营长说，幸好送得快，还可以保住大人的命。
那，孩子呢？营长都要哭出来了。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已经死了。
营长哭了，他哽咽着说，那就赶紧救大人。
手术结束后，人们纷纷围过来，问那医生，孩子呢，孩子呢？
医生只得说，孩子没有保住，但由于赶了时间，大人已经脱离了危险。
大家一听，心里非常难过，那一声孩子的啼哭终于没有响起。他们纷纷低垂了头颅。有的颓然蹲了下去，把头伏在膝盖上，伤心地抽泣起来。
传宗接代是人类天性中的渴望和需要，它不仅仅是一种繁衍。在我们这些荒原垦拓者的眼里，它还蕴含着希望、生存的动力和崭新的开始，以及战胜苦难命运的勇气。
在往回走时，他们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每个人的脚步都沉重得抬不起来，迈不出去。
当其他人听说孩子没有保住时，一个营的四百多人，包括刚分配下来的一百七十名内地遣犯，都伤心地哭了。如果说在策大雅附近的五十人还抑制着自己。使自己不在老乡面前过于悲伤。现在，是在自己“家”里，全家人在这悲伤面前，再无顾忌，荒原上，男人的哭声响成了一片。
这一次生育，使部队意识到，应该在基层设妇产医生。应该有会接生的人。因为和平意味着新生的开始。
所以，我一到轮台不久，营里就推荐我去学医。那天，营长找到我说，营里准备推荐你去师部学习。
我听后，很高兴，连忙问，学什么呀？
喂蚕，好好学习，将来给蚕子看病。
可这戈壁滩上，连一棵桑树都没有，喂什么蚕呢。我认真地说。
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这个机会很难得，每个营只推荐一个，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到了师部医院，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才知道“喂蚕”就是接生。一想起营长把接生说成“喂蚕”，我就忍不住笑了。
之所以把接生叫做“喂蚕”，是因为当时去部队的湖南女兵都还是姑娘，让姑娘去学接生，一般人都不愿意去。营长怕我也不愿意去，在我问他时，他一急就这么说了。也不知他是怎么把二者联系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就在南疆一些地方很快传开了，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你快去帮我喂一下蚕，这就表示要你去接生。
其实，我到部队不久，就听说了营长妻子难产的事，我当时就想，自己如有可能，一定要当一名妇产医生，没想到天遂人愿，心里自然高兴。
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荒原上。我回来那天，人们热烈地欢迎我．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一个医生，但大家已尊称我为医生了。他们说，有了汪医生，再不会有初夏那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挖了一间地窝子，正式命名它为“戈壁休养所”——当时基层部队还不叫卫生所，都叫休养所，我是所长兼医生和护士。
不久，我就接生了第一个孩子，好像这孩子是专门等着有人接生才要出生的。
产妇是一位女遣犯。
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但没过多久，又加入了国民党，后供职于情报部门。其丈夫是国民党部队的少将副师长，在与解放军作战中负伤，由于丈夫不愿意去台湾，她也跟随丈夫留在了大陆。不久，丈夫被镇压，她被押解进新疆，上路之时，她已有了孩子。作为阶下囚的她不知该怎么办，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会怎么样。她曾从车上往下跳，到了新疆后，又拼命地干体力活，有一次甚至用力捶打自己的肚皮，想让孩子流产，但都没有成功。
对于为不为她接生，只有个别人心里觉得憋气．他们认为，我们革命者的后代还没有生，反革命的后代倒生下来了。其他人则认为，不管怎样，他 （或她）都是这荒原诞生的新生命，应一视同仁。也正因为如此，她被送到了我的地窝子里。
当女人因为分娩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声从地窝子里传出时，男人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涌到了地窝子前。
明亮而硕大的一轮满月悬在天上，被那一根孤零零的旗杆挑着。沙丘在明月中泛着柔和的金色之光，由明暗勾勒的弧线显得异常的美，像裸露的女人的胴体，让人心醉。被阳光烤得油亮的戈壁石也一闪一闪地发着光。我那眼地窝子里的马灯发出橘红色的光．与明月和星辰呼应着。月光下的男人看上去像一幅黑白木刻版画。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莫合烟不时地被点燃，吐出的烟雾悠然地飘散到月光里。有一位士兵一直在用竹笛吹奏东北民歌《摇篮曲》。
因为有了我这位妇产医生，大家已没有上次那么紧张。
可能是由于产妇营养太差的原因，她不时昏迷过去。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她的脸色也异常苍白。她似乎没有一点力气生下自己的孩子了。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才听见了孩子那激动人心的啼哭声。
——这可是这片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啼哭啊。
我高兴地跑出地窝子，大声宣布道，她生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官兵们听了那消息，激动得双眼潮湿，大家齐声欢呼起来。
在我和官兵们的记忆中，那是最美丽，最神圣的夜晚。因为生命的诞生，那片荒原显得不再死寂，而是充满了生机。当新的一天到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觉得这荒原的历史真正地开始了。
六十六岁的汪柏样如今已是满头白发，她一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这个团场里，当她接下第一个孩子时，整个荒原上也就两千来人，现在人口已增加了十倍，荒原早已变成了绿洲。而经她之手接生的第三代正在茁壮成长。
她和自己的老伴住在早年分给她的平房里．屋前种着瓜果蔬菜．周围是绿色的原野，更远处是戈壁荒漠。
“怎么不搬到城里去住呢？”因为许多人退休后都回到了城里，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唉，怎么说呢，闻惯了这里的气味，泥土的、庄稼的、树的、野草的，还有我工作了一辈子的产房的气味，城里闻不到这些气味，我不习惯。还有人总希望我去接生，说我接生保险不说，孩子好养，不生病。”她说完就哈哈笑起来。
人们说，她喜欢孩子，她一生最爱唱的歌是《睡吧，小宝贝》。当我请她唱一首歌时，她欣然答应了——
睡吧，小宝贝，快安睡，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会得到许多礼物，糖果糕点啊任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在那天宫百花盛开，万紫千红，黑人小天使快乐无穷……
最后，她告诉我，她在接生第一个孩子时，她就渴望能有一首歌，在她接生时唱给产妇和即将临世的孩子听。后来，她看了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听了它动人的插曲后，再也难以忘记，她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孩子的，专门写给那个有一个苦难的母亲的孩子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从采访完她后，每当我一看见孩子，就会哼出下面的歌词：
等你睡着了，我要送你一顶花冠，一串花环，你戴上了它多漂亮，上面有星星和太阳，闪烁着明亮的光……
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
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那一批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分乘四十辆车，浩浩荡蔼地往新疆开。我当时才十五岁，没见过那么大的戈壁和沙漠。一进入河西走廊，就是在荒凉的地方走。走了一个多月，还是那么荒凉，我就后悔不该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猩猩峡．因为地势险要，土匪活动得十分猖獗。走在最前面的一辆给养车，可能是想走快一点，赶到前面去张罗饭食。不想土匪在路上挖了陷沟，车一头栽进去了。司机和副手受了伤，但并没有死。土匪抓住他们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了。车上的物资被抢劫一光。我们赶到后，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被烧的司机已叫不出声音，但还在挣扎，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
我们的车篷被拉得更严了，手中那当枪的伞也握得更紧了，好像它真能射出子弹似的。
我们到了阿克苏后，正是毛主席号召进疆部队“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的时候。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一到了黄色的沙漠里，就分辨不出是人还是沙了。
虽然是军队，但我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馒；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
说句实话，哪儿没有地种呀！为啥要满怀豪情地到塔里木来种地呢？我拿着那把粗大笨重的砍土馒，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我更加后悔，我在心里说，一旦有机会，我就要回常德去——我家在常德市——回去后继续读书。
但当兵是我自己要来的。那时，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家里又挂“光荣牌”，觉得不但自己光荣，家里也光荣。就和几个同学背了个包袱，也不跟家里人说，就往长沙走。去了后，招兵的一个女军官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江莉华。
多少岁？
十八。我说。因为我很少撒谎，又是跟解放军撒谎，所以，心里特别紧张，那话一说出来，脸就红到了脖子根上。
你这么小，顶多十三四岁。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仍坚持说，我就是十八岁。
她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如果扯了谎，到新疆后是要劳改的。”
我当时不知道劳改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猜测那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犹豫了一下，就说，劳改就劳改，我不怕。
进了塔里木，看到那无边的沙漠，就把人吓住了。除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丛红柳外，再没有活的东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