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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力量复兴文化传统的自发努力，产生于丧失了道德感和文化意义的社会生活，来自社会深层民族性的觉醒和现实焦虑。在全球化和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青少年一代作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对文化传统可以一无所知，对书法、民乐可以一窍不通，剑桥英语却不可一日不读，视麦当劳、肯德基直如亲娘老子。各地在经济开发中严重破坏历史文物和自然环境，一些地方甚至赡养老人的基本道德都难以维系，都反映了传统断裂所造成的深刻道德和文化危机。当下所谓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无论拥护还是反对读经，基本已无国学素养可言，许多人甚至缺乏对传统尊重的情感和企图了解的态度；而拥护或反对读经的上一辈学人，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与传统的天然联系。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认识，世界上各种文明类型的社会都可以演进、转型而进入现代，儒家文化也完全可以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社会兼容。因而，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以否定、割断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文化方针和教育方针的。越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化越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追求。一个不尊重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是作为“经济动物”的崛起。这一切，正是当下传统文化热的社会动因和现实合理性。它主要不是学者讨论出来的，而是产生于强大的社会需求。
当前在一些学校和社区开展的少儿读经活动，准确名称是“儿童经典诵读工程”，取材主要为《三字经》、《弟子规》等古代蒙学读物、孔孟学说，以及唐诗、宋词等历代佳作，也包括近现代中外文化名篇，并不排斥现代社会普适的思想、文化价值，通过“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的诵读活动，达成在民族文化、传统道德和心理、情感方面对儿童的启蒙。将此读经混同于袁世凯的复古读经，视为愚昧、倒退之举，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
即便对那些高调的复兴儒学之说，我也视为是一种善意的“矫枉过正”策略。由于儒教所依赖的农业社会、家族制度等宗法社会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说它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宰性力量是不真实的。今天谈儒家文化、谈国学，不过是企图重新建立与传统的微弱联系，培养对传统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建立其作为多元文化之一元的合法性，哪里是要重新“定于一尊”甚至抵御现代文化，不过是争取“一席之地”而已。比之佛教、基督教尚有寺院、教堂可以传习，而儒教却几无立锥之地，显然是不正常的。
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延续和传承文明，从而凝聚社会和民众，并在继承中创新。西方教育史上也屡次出现回归经典的教育运动，20世纪出现过著名的永恒主义、要素主义理论和大学的“核心课程”。对此虽然也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没有人会说他们是倡导愚昧或倒退、复辟之举，正像没有人会批评《圣经》陈旧过时。
今天，我们对弘扬传统文化应当抱有更加民主、开放和宽松的心态。儒家文化教育应当进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除了少儿诵读经典之外，中学、大学都应当开设专门的《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作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最重要的核心课程。
其实，五四时期的中国教育家已经接触过传统与现代化、民族化与国际化这样的冲突和挑战，处理得似乎比我们更好、更高明。如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提出的教育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便生动显示了打通古今中外的理想和智慧，这难道不是今天我们也应当坚持和追求的吗？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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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南方周末 2004…08…19 14：56：30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邓小平不仅顺应了历史，而且用他特有的智慧推动了历史，当他于1997年去世时，中国比184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接近于民族复兴的目标
□马克
如果以中国国力在世界的位次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画一条曲线，我们将发现这条曲线在邓小平时代画出了一道止跌回升的陡峭轨迹———邓小平去世时，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六位并且继续向前迈进，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接近了民族复兴的目标。
1904年，当邓小平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宋代以后即开始缓慢下滑的中国几乎到达其衰落的谷底。8年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带来了昙花一现的希望和兴奋，但中国随即陷入了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国的国势跌到了秦统一以来的最低点。
1927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而日本人自1931年开始的入侵和不间断的国内战争使其从未真正获得过建设国家的机会。
因此，当生机勃勃的共产党人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其寄予厚望，“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回响。
“救亡图存”、“变法图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两大心结，无论历史存在多少偶然性，谁能为这两个问题提供让人民信服的答案，谁就能够赢得政权。
从1949年到1957年，新生的共和国却仅仅经历了8年欣欣向荣的建设时期，便陷入了持续20年的政治动荡。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中国。思想上，造神运动使得蒙昧主义盛行；政治上，“四人帮”的残余有待排除，而相当一部分干部在知识上和能力上已经无法胜任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经济上，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使粮食产量二十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却增加了一半。在城市，计划经济体制虽然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但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商品都处于短缺状态，而几百万下乡青年又在回城的同时变成了失业者。
邓小平时代的序幕是从1978年春天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这次理论交锋以“凡是派”的失败而告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最终得到确立，这奠定了改革的理论基础。
有人将他的方法论总结为“三论”———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石头论，摸着石头过河；灯论，不争论，少说多做，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跑步走，遇到绿灯快步走。他自己则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邓小平提出了他的治国纲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有着丰富内涵的纲领成为党的基本路线，使得邓小平和他主导的改革拥有足够的空间。
为了给改革路线奠定干部基础和人才基础，邓小平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乃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论断。
改革一旦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放权让利”是想解决工业品的短缺，最终计划经济体制却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初衷是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结果是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对外开放是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融入了WTO和经济全球化。
事实上，在197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人能够对二十年后的历史作出预言，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的智慧和胆魄在于：不断地顺应历史，不失时机地将改革向纵深推进。
邓小平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一个中心，两个坚持”，为此，他在1992年以88岁高龄南巡广东，并强调：“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这次南巡中，邓小平留下了他最后的遗产，那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判断工作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0年代末，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进行了20年之后，中国已经重新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一个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国家，尽管存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贫富悬殊等问题。
毫无疑问，在邓小平留下的诸多问题中，最棘手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86年，邓就直截了当地断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虽然历史没有给邓小平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