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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虚伪叫“惊艳”
上海男人爱打扮，不但爱打扮，而且还爱喷香水。你若与他擦身而过，他总能给你留下一种奇特的“惊艳”。这与上海这座城市的阴柔性不无干系。城市的阴柔从好的方面说是女人的功劳所至，或者说是靠女人“作”出来的。上海的女人“作”出了上海形象的基调，也“作”出了衣冠楚楚却又可怜兮兮的上海小男人性格。然而上海男人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小男人。尽管他们无法为自己在阴柔笼罩下的生存现状找到更恰当的说词，但他们却能以“素人”式的涵养，通过扩张自己另一方面与众不同的影响力，来冲淡自己弱势之处。所谓影响力，恰如前面所说的那副“惊艳”的外表。男人“惊艳”，社会上各说不一：有人说只有性格懦弱的男人才会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香饽饽似的；有人说只注重外表打造的男人是厌倦了做男人的男人；有人干脆将这种人评之与女人为伍。当然，也有人认为既有“惊艳”的外表又有朴实的内在的男人才称得上标准的男人。但这种人在国内男人中毕竟是凤毛麟角。上海男人一心想做的就是这种凤毛麟角的男人。然而想归想，真正做起来就难乎其难，尤其是上海男人，那就更难了。为什么难呢？因为上海男人最缺的就是朴实的内在，又极其留意别人对他们形象的评价。如此一来，内外失衡便在所难免，无怪乎当人们透过外表端看上海男人时，得来的骂声会远远超过赞扬声。上海男人对自己在外地人心中糟糕的口碑好像都有些置若罔闻，因为这个部落所特有的性格注定了他们当中很难找到能挺身而出为自己部落申辩的人物。他们每个人的心里几乎都有这相关性一种想法：“人家说上海男人又不是说阿拉一个人，大家都不着急，阿拉急什么？你真和人家急了谁来帮你？吃力不讨好！还是自个儿管好自个儿的算啦！”他们用什么行动来自个儿管自个儿的呢？把自己装扮成绅士。上海男人一变成绅士，那就更“惊艳”了。殊知更“惊艳”的结果不但丝毫无助于改变人们对上海男人的偏见，而且还造成人们更起劲地耻笑他们。因为谁都知道，真正的绅士应该是宽怀大度，而不是凡事与人斤斤计较的。说到这里，让我不禁想起“虚伪”这个词。对于“虚伪”，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简单解释就是“表里不一”。在人际关系中，虚伪的人最擅长于通过展露自己“惊艳”的皮表，以掩盖内在的平庸。上海男人恰恰是“惊艳”其表，但凡与人共事长久了，小气、琐碎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本性是内在的，当人们透过上海男人“惊艳”的外表看到了他们的品行时，或许会惊呼：原来上海男人竟是如此平庸，如此虚伪！上海男人就是如此的平庸。如今的上海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外乡人移民到上海来投资和发展，在条件、环境对等的前提下，上海男人发展的机会比“外人”多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但上海男人宁可甘当各“外人”财团的“高级走卒”，也不敢掏出兜里的钱去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竞争。他们大都用很精细的眼光看着到上海来投资冒险的各种行业的商人，然后经过精心揣摩，找准某一家财更大气更粗的老板，投其门下，干起旱涝保收的行当（亦称白领）。经过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在上海发迹的不少“外人”跟着上海这座城市的不断壮大也纷纷富起来了，而“惊艳”的上海男人迄今为止还只是停留在“高级白领”上津津乐道。你说上海男人平庸不平庸？上海男人就是如此的虚伪。撇开只把绅士风度献给女人不说，单说他们要面子这一点，就无处不显出他们善于伪装的一面。有一句话叫“死要面子”，说的是一个人本来能耐不怎么样，但在众人面前却能表现得十分有能耐的样子，以此博得不知情者们的交口称誉。上海男人把面子看成自己在社会上的立足之本，没了面子自然没了“惊艳”，没了“惊艳”，也就平庸了了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像女人保护自己的容颜一样保护好自己的面子，至死不渝。然而光靠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伪装与潜藏的综合本领。比如分明是穷得很，他也会很机智地数落外地的有钱人“再富也是农民”；比如分明是没本事当老板，他也会声称只有上海男人才最有资格当称职的白领；比如分明是只想请客不想买单，他也能落落大方地招呼服务员，然后掏钱时就比客人慢半拍；比如分明是自己很平庸，他也能通过动辄骂别人“没素质”的形式来反衬自己所谓“高雅”的素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顺带一提：上海男人之所以难以成就大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条原因，就是他们把有限的聪明才智在“小人伎俩”上浪费太多了，以致他们本来就不算出色的脑子里又增添了“防人”的负担——这些竟然都只是为了顾全自己的一个面子而已。你说上海男人虚伪不虚伪？当然，仅仅为“死要面子”而虚伪并不怎么可怕，可怕的是在“惊艳”背后裹着的不为人知的卑劣的小聪明，这种小聪明中所隐含的虚伪，最能蒙蔽涉世未深的青年。毕竟对现代一些较浅薄的年轻人而言，“惊艳”是诱人的，因此也是充满陷阱的。《羊城晚报》于2003年2月5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女博士后”原来是个男人》一文，就披露了一个叫戴某的上海男青年，因其面貌酷似女子，有点“奶油”味，又虚伪得没治，便以“惊艳”的外表为“成本”，干起行骗的勾当。既以“护花使者”的面目骗女性的情感，又多次“男扮女装”地骗取男性的钱财，直到2002年底东窗事发。这个案子里，戴某的虚伪已经成了其次，因为人们通过这个案子更能认清这样一个道理：内在平庸的男人必然是虚伪的男人；虚伪的男人是很危险的，一旦他有了“惊艳”的外表，那就更危险了。
“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
说到对外国人的谦恭，人们自然地又会联想到“崇洋”二字。这么一挂勾，似乎就可以给上海的男人下一个定论：既排外又崇洋。然而上海男人的崇洋与浑身充满奴性的崇洋又截然不同。奴性的崇洋属于那些一辈子都找不着自己的性格支点的人的生存形态，对于这种人，不要太多的阐述，一个“奴”字就够说明一切了。而上海男人身上反映出来的崇洋从文化角度而言却恰恰是延续了上海这座城市历史的惯性。
是的，当我们审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轨迹时，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她开埠时的背景；想起她的背景时又不得不将她与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扯到了一起。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南京条约》，上海就没有外滩的洋房，也就没有成群结队的洋人到上海来传导西方文化，也就没有现代的上海人所自诩的“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之说。如此一来，上海男人与“洋”字的任何瓜葛（当然也包括崇洋）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国人尽管可以声讨上海男人的种种缺陷，但在批判崇洋时，还必须给上海男人予适度的宽容。当然，对于“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之说，上海男人并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是愉悦的。毕竟这句话真实地写证了外国人霸权上海给上海带来的历史沧桑。我很欣赏登琨艳说过的一段话：“城市的迷人常常是因为她曾经丰富的历史，不论她是摧残或沧桑。如果说我真的喜欢上海，实在是因为她有独特的历史。那段历史对我们的祖先是悲、是伤，时间过去了，她的伤痕记忆已经成为她丰富美丽的一部分，甚至是她的全部。而今天她再度风华璀璨，也因为那段历史的伤痕，增强她的可读性，只是人们健忘，只看见她美丽的外表，而我的建筑本位眼睛，却常看见她的历史，她像部史诗般的立体小说。”（①登琨艳：《上海历史的缱绻与哀怨》）我想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登琨艳的这段话算是对上海既璀璨又充满伤痕的历史的最好表白。上海的独特性全部反映在这段缱绻与哀怨兼具的表白中。哀怨自然始自于《南京条约》。《条约》中的《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但由于海域和地理位置的因素，洋人们更看重上海——这座人口众多却是一盘散沙的新兴城邦。上海口岸于是便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输往中国大陆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的最大窗口，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更是这个窗口中最廉价的“就地取材”的劳务资源。而与此同时，当年在上海稍有些地位的人纷纷向洋人攀亲，于是又有了上海人与洋人“共同制造”的混血儿一族。混血儿在国人眼中是要受讥笑的，惟有上海人会引以自荣。为什么？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大都是贵族或准贵族的后裔；二是上海一开埠就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人身为中国人，但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接受的教育的培养基，都直接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以至“上海人族”成为中国国土中独一无二的、多重性格组合而成的“半土不洋”的“部落”。对于形成这种“部落”的历史根基，有多少新生代的上海人不但不为其哀怨，反为“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的“美名”而沾沾自喜呢？其实与“洋”字关系甚密的本来也不是上海之独有。比如福建、广东二省，与海外关系的密度远在上海之上，所以福建、广东也“崇洋”。但在上海人眼里，福建、广东的“洋气”与上海相比却差一大截，理由不由分说：福建、广东的“洋”或多或少地搀有“偷渡”之类的歪门邪道意味，而上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