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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的上海男人，一个离经叛道于“大男子主义”的上海男人。孰知固守这种习性的后面，上海男人是不是已经正滑向另一种极端呢？曾经有一个朋友和我谈起上海男人时说：“如果要给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扣些什么不中听和帽子的话，那么便是——她把她的男主人身上的气都给吸走了。”这话虽是一句玩笑，但认真揣摩起来，觉得其中喻意还真不浅。因为上海男人的小气在全国是出了名的；而上海这座城市的大气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要论上海现在最大的反差是什么，我便可以说：城市本身的大气与这里的男人的小气是也。小气的真正动因来自于自私。当然，人或多或少都是有自私心的，但自私心要有适度，超出了一定的适度，小气就会受到无限度的膨胀，继而成为一个人的品行。这种品行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就不仅仅用“自私”二字可以涵盖的了，它甚至会造成对他人利益的伤害。因为一旦小气已成为惯性，一切与利益有关的事或物在他的眼里就统统都是排他的。上海男人的小气最集中地表现在他们所谓的“生活智慧”。比如吃馄饨数个、上餐厅拒付尾账、带小秤上市场等。这倒还不算什么“标准”，更让天下男人们匪夷所思的是，上海男人身上总是兼具一种对小便宜的难舍情结。因为有了这种情结，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次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机会。这种情形只要到消费场所去就可以见到：比如在酒量上最“谦虚”的向来是上海男人，但一旦到了“啤酒免费”的餐厅，他便会“原形毕露”，恨不得能把餐厅的所有啤酒全都装到自己的肚子里去；比如难得出一趟差，这一路回来定是“满载而归”，不信，你打开行李包看看，你一定会发现里面塞满了他所经之处宾馆饭店一次性的牙刷、牙膏、拖鞋、洗发水、浴液、浴帽、信纸、信封、亮鞋擦、袋泡茶、卫生纸……而这些在外人认为是贪小便宜的行为在上海男人看来却是“人家允许拿的”，又不犯法又能得利，何乐不为？——这是他们眼瞳的小、眼圈的小。我就见识过上海一位朋友以“小气治小气”的事。那是我到上海出差时他请我去一家特色餐厅吃饭。我陪他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才知道原来这家餐厅的“特色”是供应免费啤酒。菜还没上齐，我们的啤酒眼看就要见底了，我的朋友又招呼服务员添两扎啤酒来。服务员提醒说：“先生，你现在要的啤酒每扎按8元收费。”“咦，不是说啤酒免费吗？”“对不起，我们只能提供每人一扎啤酒的免费。”我的朋友不干了：“有你们这样小气的吗？这顿饭我不吃了，结账！”在我疑惑中，他真把账结了，接着他居然拉着我在旁边重开了一桌，那两扎本要收费的啤酒一下子又变成了免费酒。此情此景，我食欲全无，而我的朋友却为自己的“精明”沾沾自喜。他说自己对“小气”很看不惯，所以想方设法也要治一治他们。看着他说话间那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得意劲，我心里暗暗骂道：你他妈不应该治“小气”的人，而应该去当“小气”的人的老师！反映在上海男人身上的“小”还有很多：比如爱挑唆别人的矛盾这则是人品之小；比如爱和邻人抢占地盘则是本位之小；比如爱嫉妒爱面子则是承受能力之小；比如爱算计爱攀比则是底气之小……等等。这么多的“小”集于一个男人身上，便难免要患“小气”综合症。所以上海男人在人们概念里就是“小气”男人。“小气”男人就是“小男人”。在旧上海，若是吸烟的人向旁边的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①徐国桢：《上海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男人也不“爽”。如前所说的各种事例足可为证。过去人们诟病上海男人小气时，上海男人姑且心不服但口还是服的，因而未曾见得谁在媒介上发表过为上海男人“小气”申辩的“宏论”，我想那可能是迫于社会公允的压力吧，但一旦具备了成熟的条件，这类“宏论”终将还是会有。不是吗？前些日子我在马尚龙的《我就是上海男人》中就读到这样的一段话：“上海男人就是那么小气。大概凭着三杯两盏的几句亲昵，上海男人是不会慷慨解囊的；上海男人宁当施主，不当债主。上海男人也喜欢酒肉声色，但是上海男人少将酒肉作为友情的惟一载体，所以喝了酒说大话、夸海口、拜兄弟、认爹娘、开空头支票的也少，酒肉朋友也少。据说，在骗钱与被骗钱的案件中，上海男人也少。民间的经济诈骗大案层出不穷，在北方发生过，在南方发生过，惟独上海发生不了，就是上海男人普遍小气的缘故，因为小气，也就警惕，也就多了个心眼，也就少上当受骗。”就冲着马先生的这段话，我以为就可以为其单起一个篇名叫“小气男人非逻辑白皮书”！为什么叫“非逻辑”呢？因为如上所云中绝大部分的因与果风马牛不相及，是马先生自己凭着想当然而“当然”的。况且，马先生使用了“大概”、“据说”之类的词，既将“小气的上海男人”扶直了腰，又恰到好处地为自己“向全国人民开炮”的文责开脱，真是一举两得。马先生这番费尽思量的偷换概念，对上海男人的小气的确不无蛊惑性和煸动性——上海男人似乎真的要以小气为荣了。因为一个人只有小气，才有资格达到马先生所说的那种境界。如果不小气些，那就意味着他即使不是诈骗犯也是属于开空头支票、出经济大案的人。“非逻辑”未必真的毫无逻辑：男人毋宁小气也不能大气。“因为小气，也就警惕，也就多了个心眼，也就少上当受骗。”要印证这种逻辑的可信度，上海男人就是一面镜子。问题是，除了真有生来就不长骨头者，世上又有几多男人能信得过马先生的这种荒唐的“小气定律”呢？
琐碎难以长大志
有句话叫“好男儿志在四方”。其意是指男人不可只有小志，更不能无志。志在何处？当然不仅限于自己生活的小圈之里，而是人类可知与不可知的整个世界。然而，用这句话来衡度上海男人，似乎有点离谱。为什么？因为在上海男人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眼界：上海就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只要身在上海，就可以管窥甚至把握整个世界的脉膊。上海男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这种眼界是画地为牢，上海也因此真正地成了造就上海男人小家子气的温床。所谓小家子气，就是缺乏胆略，目光短浅，容易满足现状，爱计较眼前的利益得失。在常人眼里，小家子气是小女人的专利。它让人必须把相当大的精力投放在很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成天缕不清理不完的“小节”之事搅得你支离破碎，你哪儿还有时间去考虑“志在四方”？然而上海男人的精细的性格注定了他们凡事不但“要拘小节”，而且对还要对小节的任何细微之处都不愿意放过。因此人们才会说上海男人琐碎，琐碎则难以长大志，所以上海男人无大志。琐碎的男人很视利。上海男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视利便是他们的软肋：无论是闲聊还是辩论，寸土必争的是他们的快感。自己占了便宜，便觉得天经地义，让他人遇着好事，就是天理难容。满腔怒火地说别人的坏话、寝食不安地传播是非，飞短流长，与长舌妇一般——这是他们心眼的小、心胸的小。琐碎的男人很胆小。上海男人大都是老大不小的“大男”，他们活了大半辈子，但城市的发展伴随着“沧桑的世事，并不能使得他们的眼眶‘深’一点、眼瞳‘大’一点。婆婆妈妈之事，做起来理直气壮。蝇头小利，即能使他为之苦苦追寻；半丝危险，就能吓得他退避三舍。婆婆妈妈之事，做起来理直气壮。绅士风度之类，更是天方夜谭。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因为拔一毛也会痛的。”（①孔曦：《上海小男人》）在资本运营上，他们属于不见棺材不落泪一族。具体地说，他们最好扔出去一分钱后一转眼就能坐享其成地变成两分钱，要不，他们为什么玩命地把钱往股市里扔，但在企业经济投资上畏首畏尾呢？——这是他们气魄的小、气量的小。因为琐碎，上海男人即使想做些鸡狗盗之事也只能是“小打小闹”，在社会上起不了什么太大的风浪（当然，这只是指极少数品德恶劣之徒），而不是像马尚龙所说的“惟独上海发生不了”。比如以“软行骗”的方式诈人钱财的事，我想到过上海的人绝对能数列出一篓筐来。我自己就遇到过一起啼笑皆非的事：那是去年（2002年）夏天，我在吴淞酒店门口站着等人，两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人拎着一只纸袋迎了上来，其中一个操着上海口音的男人问道：“兄弟，到上海来找人办事？”“是。”我警戒却又礼貌地回答。“是安徽来的？”另一个同样操着上海口音的男人试探性地问。“不，是北京来的。”接着，他俩便从纸袋里取出两罐包装十分精美的茶叶，对我进行一唱一和的引诱，目的是要我买下那两罐带有880元正式发票但只以500元的价格转让给我的黄山毛尖。原因是他们本想送给外地出差来上海的一个朋友，结果他们送来时那个朋友已经走了。他俩不喝茶，为了不糟蹋好东西，只好“出血转让”。谁能猜出他们在我不为所动的前提下将价钱让到什么地步？200元！我正为自己的明智而庆幸呢。下午我到外面办完事回下榻的酒店，却发现桌子上摆着四罐和我中午遇见的那两罐同一“版本”的黄山毛尖。买家是与我同行的一个同事。这家伙上了人家的当还要兴高采烈，说是只花500元就从一个上海人手里转让来价值1600元的特等茶——真是“划算”到家了。结果呢，而我打开其中的一罐一瞅，竟是一斤不值十五元的毛胚茶！我的同事掐了掐手指，还好：加上包装盒，只被骗走四百多元。这在行恶层面来看充其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