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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不急于赶路，似乎在设法延长眼下只有他一个人体验到的那种静谧与孤独感。
与其说他不愿急不如说他不能够设想再过三小时，当他返回柏林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他驱车缓慢地行驶着，竭力使自己什么都不去想，他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但他越是倔强地命令自己不要去想，头脑里越是顽强地冒出了一些问号，而问题往往是思想的动因、行动的开端和行为的前奏。
这时施季里茨决定对自己使个花招，他强制自己回忆萨申卡的面庞；这张脸从遥远的1922年开始就一直保留在他的脑海中。可是，这样的回忆现在却如此令人焦虑不安，又使人觉得是那样无可挽回地遥远，施季里茨甚至眯了一会儿眼睛，漏着了一根路标，但他自语道：
“这已是第213公里了，别开得太快，一切都会顺利的，说得更确切点，一切都应该是顺利的，否则就会出现不公正的遭遇，而你却不应有这样的遭遇。但是，不公正难道是一个上面刻有‘应得者’印记的范畴吗？不公正是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往往正是落在那些不应得到它而又努力按不成文的善行规范生活的人们身上……你看，你把自己吹捧得有多高闻！”施季里茨冷笑了一声，“虽然不太露骨，但涵义却是一样……当一个人受到表彰时，他是很有些激情的。但如果没有人表彰呢？那就会如常言所说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了——或许，元首在青年时期就不时地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和听到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但德国人能否接受让经神病医生给他们的领袖做一次病理分析的决议呢？医生们会说：是的，陛下，您是个精神病患者，您不能管理人民，而应该在疗养院休养，以便使您的神经系统强健起来；您可以作画，水彩画能使神经系统平静下来，您可以练习作诗，向群众朗诵自己的诗歌，同样也会听到欢呼声——姑娘们喜欢甜言蜜语的韵律……但实际并不如此，虽然赋诗是件高尚的事情，精神病患者却是不许写诗的……“不许写诗”——这是多么可伯的一句话呀……惭愧得很，伊萨耶夫，你刚才说的话并不贴切，因为赋诗这件事本身就把一切不道德不健康的东西拒之门外了……”
他回想起1937年秋自己遇到的一桩可喜的事。当时，指挥部经过精心筹划，向柏林打出“必须同打入共和西班牙保安机关内的特工人员接头”的烟幕后，批准他在瓜达拉哈拉附近越过了战线。在“窗口”迎接他的是格里沙·瑟罗耶什金——1921年捷尔任斯基派伊萨耶夫去塔林办国库宝石盗窃案时，他们就结下了交情，那时格里沙同他和爱沙尼亚的契卡领导人小舍列赫斯联系。
……瑟罗耶什金将他带到瓦伦亚里近郊一处小私宅里，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米哈依尔·科利佐夫、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哈吉·穆拉特·马姆苏罗夫、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和罗曼。卡尔缅等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了。早在革命时期那些美好的岁月里，马克西姆·伊萨耶夫就与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结下了牢固的友谊，那时安东诺夫常到捷尔任斯基那里去；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就住在曾把伊萨耶夫送到海参崴的那位瓦西里·布柳赫尔处。他那时和现任共和国空军团问的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的行迹遍及中国，当时布柳赫尔和米哈依尔·鲍罗庭也在中国——资助中国人建立革命的红军。
他在朋友们那儿总共只待了一夜。谁也没有合眼。他们共同回忆了过去的朋友：巴维尔·波斯蒂舍夫、雅科夫·彼得斯、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米哈依尔·克德罗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尼古拉．克雷连科、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然后，伊萨耶夫从那里搬出来，同安东诺夫——奥弗先科共住一个小房间——他是驻西班牙负责一切事务的总领事。
“马克西姆，”安东诺夫——奥弗先科不时地吸着烟说，“我知道你现在就想写报告请求调回祖国，我也知道你的精力已经快要耗尽了，这一切我都明白，我的同志……但是我不会把你的报告转交给中央，因为法西斯的面目象多面人一样变化无常，同它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斗争。”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深深地吸进一口烟，审视了一下伊萨耶夫，然后吁了口气，具明其炒地微笑道：“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军人，无论怎么说，总还是1905年的准尉，已有三十二年的军龄，因此我懂得所有的军事命令……但在条令中就是没有‘命令你活下去’这样一条，你明白吗？”
‘
“我明白，”伊萨耶夫当时答道。“但是，在那里，就是说在家里，都能意识到……”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打断了他的话：“那里对一切心中都有数。马克西姆，明白吗？对一切。”
“命令你活下去”，施季里茨重复了一遍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的话。但是只能凭良知来办事，否则就应该死去。用丧失人格的代价换来的生命不是什么生命，而不过是苟且偷生罢了……
他想起1927年在上海按到缅任斯基的命令打入国家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往事。当时他越是深入研究希特勒的思想，就越觉得中央认为这个狂人很危险并迟早一定会执政的看法是错误的。只是到1933年，他才明白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六年前说的话是对的，那时他就预料到纳粹党上台的可怕事情，这在现在终于实现了。
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施季里茨怎样统尽脑汁思索元首上台的原因，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出现这样一桩怪事。不错，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不睦，没有统一战线，不可能不促成极右分子获胜，但为什么是希特勒上台呢？三十年代站在保守与反共立场上的力量在德国是强大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钢盔党”和“德国民族党”。但为什么这个联盟未能执政，而希特勒却上了台呢？是因为玩弄了“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吗？是因为利用了它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吗？是因为在高减“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同时，又提出了他那个民族高人一等的论调吗？就是说，共产国际和人人幸福的说法不是同莫斯科，而是同一个优秀的老爷人种——日尔曼民族作对吗？难道疯狂的民族主义，即一味的自我祟拜，在一开始就那么强大和自发，以致能遮住历史的眼睛吗？任何一个建立在人种优越理论基础上的民族运动，从来没有，也不会获得最终胜利，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那么，希特勒究竟使用什么手法蒙蔽了哥德、瓦格纳、黑格尔、海涅、贝多芬和巴赫的人民呢？难道人民，全体人民，都乐意把国内没有面包和人造奶油的罪过都推到犹太人、茨岗人和共产国际的阴谋上去吗？也许人们总喜欢把现存弊端的罪过推诿给他人？推到能救命的无辜羔羊的身上？就是说，希特勒利用人身上——尤其是意志薄弱和文化水准低下的人身上最卑劣、最阴险的一面，打出了这张最低劣的牌！但是要知道，在卑劣与软弱上下赌注是件极大的罪恶；这样做只能在一开始得到一些好处，其结局是完全可以预料的：那就是全面的失败，民族的屈尊和国家的崩溃……
“可是，元首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呢？”施季里茨想道，“他就靠那么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实体过日子；他确实不时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听见群众的欢呼声和连续呼喊着他的名字的嚷叫声……不，对于一个政治家的检验，还应当看他先天具有多少善良的品质，因为善良的人总是先考虑他人，然后才想到自己……”
施季里茨感到疲倦——极度的、使人难耐的疲倦。远处，柏林已经在望，他看见晴空中飘荡着悲哀的、象征着死亡的烟雾，便猜出那就是帝国的首都，因为英美空军的轰炸现在昼夜不息。
“假如我再次停止前进，”施季里茨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假如我走下车子，然后坐在地上（他机械地觉察到，此处往北，路边还没有一点绿意，森林中挂在树上的雪还覆盖着一层烟黑，因为风能把从大火中升起的烟灰吹到郊外几十公里的地方），那么我就可能坚持不住，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后转去；我将到巴塞尔，然后越过边境，在第一家旅馆里躺下睡上一觉。这家旅馆距德国约两百米，在车站的正对面。那里虽能听到机车的吼叫声，但街上十分安静，而机车开动时发出凄楚的吼叫声，那是多么令人惬意啊；有一次，爸爸带我到莫斯科近郊的一座似乎叫马拉霍夫卡的小车站去，我同他久久地听着火车来回奔驰时在钢轨结头处放出的那种独特的、只有它们自己才听得懂的声音……老兄，你现在可不能停车呀……回家去，冲一个操，喝一点浓咖啡，立即着手工作吧……”
在离家还有三处拐弯的地方，施季里茨猛地刹住了车——瞪着一双绿色而又疯狂的眼睛的黑猫横穿马路跑了过去。
他知道，在这里是再不会有人超他的车了。在巴维尔斯贝格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汽车了——都被充公送到前方使用去了。那些不能作军用的车辆——农村使用的“德卡武什卡”拱体车都停在车库里，因为汽油是受严格控制的；他知道，要等来第一个行人横穿刚才那只黑猫狂奔过去的无形界线，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人们只有在轰炸时才从家里出来往防空洞里躲；所有的人目前都深居简出，心心相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有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元首除外，因为他把人民当作自己个人所有的既无权利又不会说话的人质。这一点帝国的每个人都很清楚。
“我要等一会。”施季里茨还是熄了火，
对自己说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能等待的。这毕竟是一只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