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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则专令上林三官铸之，而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输其
铜三官。然钱以铜、铁、铅、锡而成，而铜、铁、铅、锡搬运重难，是以历代多
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直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冶，铸以
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
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
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
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承平时，解盐场四
贯八百售一钞，请盐二百斤），而会子则止於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
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如颗盐钞只可行於陕西，末盐钞只可行
於江淮之类），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
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
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来或废或用，号令反覆，
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便
同见钅强，所以後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
不详故也。
东莱吕氏曰：“泉布之设，乃是阜通财货之物，权财货之所由生者。考之於
古，如《管子》论禹汤之币，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金，皆缘凶年，故作币
救民之饥。考之《周官·司市》，凡国有凶荒，则市无征而作布。又考单穆公谏
景王之说，古者天灾流行，於是量资币，权轻重，作币以救民。以《管子》与
《周礼》、单穆公之论，观夏商之时所以作钱币，权一时之宜，移民通粟者，为
救荒而设，本非先王财货之本虑。所以作钱币，论国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以三十年通制，则有九年之食，以为财货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
知古人论财货，但论九年之积，初未尝论所藏者数万千缗，何故？所论农桑，衣
食财货之本；钱布流通，不过权一时之宜而已。先有所谓粟，泉布之权方有所
施，若是无本，虽积钅强至多，亦何补盈虚之数。所以三代以前论财赋者，皆以
粟为本，所谓泉布，不过权轻重，取之於民。所以九贡、九赋用钱币为赋甚少，
所谓俸禄亦是颁田制禄，君、卿、大夫不过以采地为多寡，亦未尝以钱布为禄。
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为末作，盖缘钱之用少。如制禄既以田，不以钱，制赋
又自以粟布帛，其用钱甚少，所以钱之权轻，惟凶年饥荒所以作币。先儒谓
金铜无凶年，权时作此，以通有无，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论布泉者甚少。
到得汉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职之高下，所谓万石、千石、百
石，亦是以粟制禄。不过口、算，每人所纳，百馀年尚未以钱布为重，至武帝
有事四夷，是时国用不足，立告缗之法，以括责天下，自此古意渐失，钱币方重。
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粟为本，以泉布为权，常不使权胜本，所以当时地利既
尽，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坏，以匹夫之家藏钅强千万，与公上争衡，亦是
古意浸失，故後世贡禹之徒欲全废此，惟以帛为本，此又是见害惩艾，矫枉
过直之论。大抵天下之事，所谓经权本末，常相为用，权不可胜经，末不可胜本，
若徒见一时游手末作之弊，欲尽废之，如此则得其一，不知其二。後世如魏文帝
时天下尽不用钱，贡禹之论略已施行，遂有湿薄绢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为
无用，其意本要重帛，反以轻帛。天下惟得中平论最难，方其重之太过，
一切尽用，及其废之太过，一切尽不用，二者皆不得中。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
自汉至隋，其泉布更易虽不可知，要知五铢之钱最为得中。自汉至隋，屡更屡易，
惟五铢之法终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时初铸‘开元钱’最得其中，自唐至
五代，惟‘开元’之法终不可易。论者盖无不以此为当。以此知数千载前有五铢，
后有‘开元’最可用。何故？论太重，有所谓直百、当千之钱；论太轻，则有所
谓榆荚、三铢之钱。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铢、‘开元’铢两之多寡，鼓铸之精密，
相望不可易。本朝初用开元为法，其钱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张齐贤为江南转运，
务欲多铸钱，自此变‘开元’钱法，钱虽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本朝张齐贤未
变之前，所谓‘太平钱’尚自可见，齐贤既变法之後，钱虽多，然甚薄恶不可用。
当时务要得多，不思大体。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计不
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
南齐孔ダ论铸钱不可以惜铜爱工，若不惜铜，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
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
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钱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
大利。南齐孔ダ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或者自缘钱薄恶後，论者纷纷，或是立法
以禁恶钱，或是以钱为国赋，条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若是上之人不
惜铜爱工，使奸民无利，乃是国家之大利。泉布之法，总而论之，如周、如秦、
如汉五铢、如唐开元，其规或可以为式，此是钱之正。若一时之所铸，如刘备铸
大钱以足军市之财，第五琦铸‘乾元钱’，此是钱之权也。如汉武帝以鹿皮为币，
王莽以龟贝为币，此是钱之蠹也。或见财货之多，欲得废钱；或见财货之少，欲
得鼓铸。皆一时矫枉之论，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权一时之宜，如寇之在蜀创置
交子，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於蜀，则可；於
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
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於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
以挟持。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为，之於官，所以可行。铁钱不便，交子即
便。今则铜钱稍轻，行旅非不可挟持，欲行楮币，铜钱便，楮券不便。昔者之
便，今日之不便。议者欲以楮币公行，参之於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经
久之制。今日之所以为楮券，又欲为铁钱，其原在於钱少，或稍为铜器，或边鄙
渗漏，或藏於富室。今则所论利害甚悉。财利之用，在於贸易，孔ダ之论，宜不
惜铜爱工，不计多寡，此最的当推本之论。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至
於百工之事，皆资以为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既尽，帛有馀，山泽之藏咸得
其利，钱虽少不过钱重。钱虽重，彼此相权，国家之利，亦孔ダ之论。要当寻古
义，识经权，然後可也。”
水心叶氏曰：“钱之利害有数说。古者因物，权之以钱；後世因钱，权之以
物。钱币之所起，起於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
钱行之。然三代之世，用钱至少，自秦、汉以後浸多，至於今日，非钱不行。三
代以前，所以钱极少者，当时民有常业，一家之用，自米、布帛、蔬菜、鱼肉，
皆因其力以自致，计其待钱而具者无几。止是商贾之贸迁，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
物，然後赖钱币之用。如李悝平籴法，计民一岁用钱只一千以上，是时已为多矣，
盖三代时尚不及此。土地所宜，人力所食，非粟则布帛，与夫民之所自致者，
皆无待於金钱，而民安本著业，金钱亦为无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数，以岁计
之，亦是临时立法，制其多少。後世不然，百物皆由钱起，故因钱制物，布帛则
有丈尺之数，粟有斛斗之数，其他凡世饮食资生之具，皆从钱起，铢两多少，
贵贱轻重，皆由钱而制。上自朝廷之运用，下自民输贡、州县委藏、商贾贸易，
皆主於钱，故後世用钱百倍於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後世不得不多。何者？三
代各断其国以自治，一国之物自足以供一国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阙之物，亦
不至费心力以营之。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穷力远须，故《书》曰‘惟土物
爱，厥心臧’。《老子》曰：‘致治之极，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邻国相
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无所用钱如此，安得不少！後世天
下既为一国，虽有州县异名，而无秦、越不相知之患，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
不交通於四方？则商贾往来，南北互致，又多於前世，金钱安得不多？古者以玉
为服饰，以龟为宝，以金银为币，钱只处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赐予，则是金尽
用黄金。既以玉为服饰，玉是质重之物，以之为饰，过於金、珠远矣。汉世犹用
金银为币，宣、元以後，金币始尽。王莽欲复古制，分三等币，後不复行。至东
汉以後，黄金最少，又缘佛、老之教盛行，费为土木之饰，故金银不复为币，反
皆以为器用服玩之具。玉自此亦益少，服饰用金银，故币始专用钱，所以後世
钱多。此数者，皆钱之所由多。用钱既多，制度不一，轻重、大小、厚薄皆随时
变易，至唐以‘开元钱’为准，始得轻重之中。古钱极轻，今三代钱已无，如汉
五铢、半两，其在者尤轻薄不可用。盖古者以钱为下币，为其轻易，後世以钱为
重币，则五铢、半两之类宜不可用。然大重则不可行，所以‘开元’为轻重之中。
唐铸此钱，漫衍天下，至今犹多有之，然唐世无钱尤甚。宋朝则无时不鼓铸，以
‘开元钱’为准，如太平、天禧钱又过於‘开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