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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推之，称昊天上帝者，一帝而已，如‘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之类是也；称上帝者，昊天上帝及五帝，如‘类造上帝，封於大神’之类是
也；称五帝者，昊天上帝不与，如‘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之类也，繇是而言，
则《经》所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与《周礼》所称上帝同矣。其将
来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欲以此修入仪注。”并据知太常礼
院赵居锡、杨杰、王仲修，检讨杨完、何直状：“谨按《周礼·掌次职》曰：
‘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祀五帝，则设大次、小次。’又《司服职》曰：‘祀
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与五帝异矣。则《孝经》所
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诗》、《书》
所称上帝非一。《易》曰：‘先王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诗》曰：
‘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又曰：‘上帝是。’《书》曰：‘以昭受上帝，天
其申命用休。’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如此类者，岂可皆以五帝而言
之？自郑氏之学兴，乃有六天之说，而事非经见，至晋泰始初，论者始以为非，
遂於明堂惟设昊天上帝一座而已。唐《显庆礼》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今大享
在近，议者犹以谓上帝可以及五帝。请如圣诏，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
至诚精，以称皇帝严父之意。”诏如赵君锡等所议。
杨氏曰：“愚按《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而注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然则上帝之与五帝同乎，异乎？
山阴黄度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时者也。周人祀天於
圜丘，祀上帝於明堂，皆报本也；祀五帝於四郊，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大宗
伯》言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祀五帝，义可知矣。’由此观之，则明堂祀上帝者，
祀天也，非祀五帝也。而注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其说何从始乎？遭秦灭
学，专用夷礼。汉兴，袭秦四，增之为五。自是以後，郊祀用新垣平之言，
则祠五帝；明堂用公玉带之言，则祀五帝。皆以五为主，不知有上帝、五帝之
分也。成帝即位，用匡衡之说改郊祀，明年，衡坐事免官，众庶多言不当变动，
祭祠者遂复甘泉泰及雍五如故。夫明堂祀五帝，自武帝首行之。光武中兴以
後，始建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遵行不变，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为法，不知周
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是故汉儒之注释明堂者，皆云祀五帝，盖其见闻习熟然
也。其後晋泰始中，有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只设昊天上帝一位。未几，韩
杨建言，以汉魏故事，兼祀五帝，无祀一天者，竟复明堂五帝位，是又习熟汉魏
故事而然也。抑又有甚焉者，唐开元中，王仲邱奏谓：‘享上帝，有合经义，
而五帝并祀，行之已久，请二礼并行，以成大享之义。’本朝皇中，宋祁奏以
上帝、五帝二礼并存，以明圣人尊天奉神之义，不敢有所裁抑。夫祀上帝於明堂，
周礼也；祀五帝於明堂，汉礼也。合周、汉而并用之，既并祀五帝，又祀上帝，
其义何居！是说也，创於王仲邱，袭於宋祁，後之言礼者，习熟见闻，又将循此
以为不易之典。甚矣！知天之学不明，诸儒惑於古今同异，而莫知所决，行之既
久，而莫觉其误也。肆我神祖，圣学高明，洞见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
屏黜邪说，断然行之，不以为疑。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其孰能与於此哉！”
详定礼文所言：“祀帝於南郊，以天道事之；享帝於明堂，以人道事之。以
天道事之，则虽配帝用犊，《礼》所谓‘帝牛不吉，以为稷牛’是也；以人道事
之，则虽天帝用太牢，《诗》所谓‘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是也。梁仪曹郎朱异
请明堂用特牛，故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谓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皇大享
明堂，用犊七以荐上帝、配帝、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荐五人帝。熙宁中，礼院议
昊天上帝、配帝用犊与羊豕各一，五帝、五人用犊与羊豕各五。皆未应礼。今明
堂亲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谓用牛羊豕各一。”六月，太常礼院言：
“今年明堂，尚在慈圣光献皇后三年之内，请如熙宁元年南郊故事，惟祀事用乐，
卤簿、鼓吹、宫架、皆备而不作。”从之。是後凡国有故，皆用此制。
又言：“按晋挚虞议，明堂之祭，备物以荐，三牲并陈，笾豆咸列，礼同人
理，故配以近考。《开元》、《开宝礼》及见行仪注，明堂之享，席用藁秸，器
陶匏，并与郊祀无别，殊非所谓‘礼同人理，配以近考’之意。请以莞席代藁秸、
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簋、俎、樽、，并用宗庙之器。”从之。
哲宗元元年，吏部尚书吕大防等请宗祀神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诏以
季秋择日有事於明堂。
九月辛酉，帝大享於明堂，诏：“明堂礼毕，御紫宸殿，群臣起居，不奏祥
瑞。御楼惟行肆赦仪，称贺并罢。”以太常寺言司马光薨故也。
四年九月辛巳，大享於明堂。礼毕，诣景灵宫及寺观恭谢。
先时，三省言：“按天圣五年南郊故事，礼毕行劳酒之礼，如元会之仪。今
明堂礼毕，请太皇太后御会庆殿，皇帝於帘内行恭谢之礼，百僚称贺讫，宣群官
升殿赐酒。”太皇太后不许，诏曰：“皇帝临御，海内晏安，五经季秋，再讲宗
祀，以享天心。顾吾何功，获被斯福？今有司因天圣之故事，修会庆之盛礼，将
俾文武称庆於庭。吾自临决万机畏，岂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献之明？矧复皇帝
致贺於禁中，群臣奉表於闱左，礼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旧仪，吾不敢受。将
来明堂礼毕，更不受贺，百官并内东门拜表。”
六年，太常博士赵言：“本朝亲享之礼，自明道以来，即大庆殿以为明堂，
至於有司摄事之所，乃尚御於圜丘。窃见南郊斋宫有望祭殿，至就行礼。”从之。
徽宗崇宁四年，诏：“营建明堂，已度地鸠工，俟过来岁，取旨兴役。”明
年，以彗出西方，遂诏罢之。
政和三年八月，诏立明堂於大内之丙地，徙秘书省於宣德门之东，以其地为
之。
诏：“明堂之制，朕取《考工》互见之文，得其制作之本。夏后氏世室，堂
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考夏后氏
之制，名曰‘世室’，又曰‘堂’者，则世室非庙。堂修二七，广四修一，则度
以六尺之步，其堂修十四步，广十七步之半。又曰‘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者’，四步益四尺，中央土室也；三步益三尺，木、火、金、水四室也。每室四
户，户两夹窗。此夏后氏之制也。商人重屋，堂修七寻，崇三尺，四阿重屋。商
人名曰‘重屋’而又曰‘堂’者，非寝也。度以八尺之寻，其堂修七寻。又曰
‘四阿重屋’者，阿，屋之曲也，重者屋之复也，则商人有四隅之阿，四柱复屋，
则知下方也。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三代之制不相袭，夏曰‘世室’，商曰
‘重屋’，周曰‘明堂’，则知皆堂也。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者，九筵则东西长，七筵则南北狭，所以象天，则知上圜也。夏商周之
名虽不相袭，其制则一，唯步、寻、筵广狭不同而已。《考工记》所言三代之制，
亦各互见。朕取夏后氏益土室之度，兼商人四阿重屋之制，从周人度以九尺之筵，
上圆象天，下方象地，四户以合四序，八窗以应八节，五室以聚五行，十二堂以
听十二朔，九阶、四阿，每室四户，夹以八窗。兼三代之制，黜诸儒之臆说，享
帝、严父、听朔、布政於一堂之上，於古皆合，其制大备。宜令明堂使司遵图建
立。”於是内出明堂图式，於崇政殿宣示百官，命蔡京为明堂使，蔡攸讨论指画
制度，蔡、蔡、宋参详，梁师成为都监，童师敏为承受；以开封尹盛章弹
压兵匠，章罢，以王革代之，复以章为参详。八月甲寅，开局兴工，日役万人，
仍差天武、捧日兵士二千巡检。蔡京言：“三代之制，世室、重屋、明堂修广不
相袭。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寻，而周以九尺之筵，世每近，制每广。
今若以二筵为太室，方一丈八尺，则室之中设版位，礼器已不可容，理当增广。
今从周之制，以九尺之筵为度，太室修四筵（三丈六尺），广五筵（四丈五尺），
共为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修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广四筵
（三丈六尺），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无修广之数，今亦度以九尺之
筵。明堂、元堂各修四筵（三丈六尺）、广五筵（四丈五尺），左右个各修广四
筵（三丈六尺），青阳、总章各修广四筵（三丈六尺），左右个各修四筵（三丈
六尺），广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四阿各四筵（三丈六尺），堂柱外
基各一筵（九尺）。堂总修一十九筵（一十七丈一尺），广二十一筵（一十八丈
九尺）。”蔡攸言：“明堂五门，廊庑盖以素瓦，而门堂则以琉璃，其地则随所
向，而砌以五色之石，栏柱端以铜为辟邪之象，而饰以五方所向之色。八窗、
八柱则以青、黄、绿相间。堂室柱门栏柱，并以丹ぬ涂之。堂阶为三级，每级崇
三尺，共为一筵。改火珠为€龙之象。阶庭植松、梓、桧之木，宫门不设戟，而
殿隅并垂铃云。”诏以“元堂”犯圣祖之讳，取“平在朔易”之义，改为平朔，
门亦如之。仍改敷右门曰左敷佑，左承天门曰右敷佑，承天门曰平秩，更衣大次
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