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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说：“对，什么都不该出现。”在泪水中，我听见她说：“有的人是不会死的，永远不会死。”
14年后，玛格丽特去世了，但今天，作为证明，我同样可以说：有的人是不会死的。她还活着，正忙碌于纸张与我之间。她狡黠地说，一本正经中甚至有点狡猾：“就是死了，我也还能写作。”
她的意思是说，一个作家，每当读者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写作？或者是说，她将让别人写出受她启发的作品？扬就是一个例子。肯定还有很多。
扬记录说，1982年10月21日，星期四，玛格丽特被送到一家美国医院。凑巧得很，我写这个星期四的故事也是在10月21日。超现实主义很看重这种偶然性。14年前，秋叶还像今天这样仍挂在树上？那个星期四，在诺弗勒，树叶五彩缤纷，从黄到红，什么颜色都有，还是已经落在了潮湿的地上？
我还遇到一件巧事：人们刚指给我看我的新车的车牌号码：796LVS75。这LVS立即跳入我的眼帘。劳尔·V·斯泰因的开头字母。
超现实主义者这样自娱是有道理的：神秘之物是可能存在的。我将开着劳尔·V·斯泰因的汽车。
1982年年底，玛格丽特还在说胡话，不过，她的幻觉越来越少。她又开始写几行东西了，并当场就把她所写的前几行东西给我看，写得很朴实。她从衫衣里拿出一页被涂抹过的手稿，说：“给，但愿这能帮上你的忙。”这是一篇评论我的小说《匿名者》的短文。评论界对这部小说没什么反应。
“别担心。沉默，我也遇到过。”
我结结巴巴地说：“你和我，这完全不一样。”我激动得都忘了谢她了，但她从不讲俗套。她认为我和一本妇女杂志的合作越是出名，文学评论家们对我的书就会越是视而不见。
“你只需把我的这页文章给《解放报》。他们会用的，因为这是我写的。朱利喜欢我。”
这时，我感到玛格丽特完全脱险了。我们决定在圣诞节庆祝她痊愈。
安托万的出世使她十分激动。她希望乌塔也有个孩子。她说：“否则，我就不是个正常的女人了。”
甚至对她来说也这样，一个正常的女人，应该是个母亲或是有魅力的女人。
一切都很好。小热苏顺利诞生了。玛格丽特恢复了活力。就此一次，圣诞节将真正成为一个节日，尽管大家都喝水。
“子夜弥撒后，大家还是不要聚餐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没有花环和蜡烛。我们简简单单地在诺弗勒吃饭，在餐厅而不是在厨房里。连同让…达尼埃尔和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我们这六个人都脱离了那场危险。就像我们在同一场水灾中死里逃生一样，我们感到了一种解脱，它犹如幸福，但人们所等待的这种幸福时刻很快就使玛格丽特感到厌烦了。对她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预料的，尤其是幸福。
我们互相准备了礼物。大家都准备了。除了她，她像个习惯于别人进贡的王后一样收了礼物。扬很尴尬，为她解释道：“你们都了解她。”
扬面对让…达尼埃尔特别感到难为情。让…达尼埃尔的忠诚和才能都是金钱所换不来的，他既不等待酬金，也不等待礼物，但也许他等待爱心的表示。
玛格丽特意识到了这种不适，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了。她发起攻击来。首先攻击我们严重的小资产阶级习俗，攻击圣诞节这种“毫无想象力”的愚蠢的传统，接着又攻击起我的孙子的名字来：
“安托万，就像爱德华和查尔一样，是在学校里用的名字。男孩，应该叫让（就像她儿子一样），皮埃尔、保尔或罗贝尔。别叫安托万。”
我还记得她所列举的名字，因为我经常想，为什么她那样排斥安托万这个名字。我笑了，我发现皮埃尔、保尔和罗贝尔是她的兄弟和他第一个丈夫的名字。
她和从襁褓里抱出来的一个月大的婴儿玩。她把婴儿的小手放在她自己的手上，她的手也很小，然后又把婴儿的手放在她的手下。就这么玩，很温情。这个轻松的时刻只持续到第一道菜上来。婴儿被抱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玛格丽特直冲让…达尼埃尔说：
“这是医生给作家看病的一个机会。”
我起初不明白她对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她马上又明确地说：
“你曾经有许多机会。跟我在一起，医生们进步很快。”
我们都愣了，哑口无言，让…达尼埃尔呢，这个如此敏感的人，差不多也无言以对。
女友杜拉斯（43）
直到聚会结束，她一直在谈这个话题：医生有没有本领，就看他对疾病有多深的认识。她看不起医生这个群体，但让…达尼埃尔除外，因为他懂得从她的酗酒中增长知识。
没有一个人回答她。她高谈阔论。每个人内心都感到哀伤。当她和扬离开时，她临出门，邀请我们说：
“明天五点去到我家。既然大家只喝茶……”她露出迷人的微笑，“大家聊聊天。”
13年来，我第一次不想理她，但让…达尼埃尔最后说：
“我们明天去。她之所以好斗是因为戒酒。她痛苦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在等我们，就像久别重逢一样拥抱我们。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们。对她来说，这是个机会。她坐在她那张大桌子后面，稳稳地把前臂放在桌上，开始说话，给我们讲起故事来。她讲的故事我都忘了，但我记得她右边的脸被灯光照得一片金黄，孩子般的手抚摸着扔在桌上的织物。她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除了喝自己的那杯水外，没有停下来过。她一口一口，慢慢地喝着那杯水，就像喝酒一样。
她东拉西扯，说些离奇古怪的事情，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她顽皮而迷人，对情人可能就这样。她让人忘了时间，忘了一切。那种“天方夜谭”，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以后也没有再像那天晚上一样听到过。只有那天晚上，她才有这种新生的举止和仁慈。
女友杜拉斯（44）
1983年刚刚开始，就需离开巴黎。远离她。无论去哪，但走自己的路。当我觉得自己迷路时，我就变本加厉。走得远远的，孤身一人，要取得成就，就得重新找到自我。这回，我得找一个国家，经受我和她一起经受过的那种考验。我曾在战火中的莫桑比克做过一次艰难的旅行，自那以后，我便发誓再也不回非洲了。现在，我觉得非洲及其不停的动乱突然使我忘记了美国医院。我在贝宁有个合作伙伴，她可以让我住在她家里。
在非洲，冒险家很少有失望的。在我逗留期间，邻近的尼日利亚正在驱赶必须经过贝宁返回家园的多哥移民，可怜的难民们流离失所，一队队来到科托努和波多诺伏。我害怕强盗，怕他们的刀。再说，那些在电视里差不多已屡见不鲜的画面，谁见了不害怕？在那里，我尽量不看尘士飞扬的路边的尸体，但我看见男人们跳进水中，想抓住开动的船只的缆绳，我看见他们淹死。我看着他们淹死。路上，没饿死的人继续拥向多哥，他们将烂死在露营地或衰竭而亡。他们在毒热的太阳下发抖，就像今天在卢旺达和扎伊尔一样。
我没法打开箱子。我颤栗，发抖。发烧。也许得了疟疾？也许是非洲的苦难使我精疲力竭？但最后还是感到很幸福：我可以病倒在那里，躺在“我”的床上了。
玛格丽特对我的发烧很感兴趣，她描述了疟疾的症状，她母亲在印度支那发作过，但没有阿米巴痢疾那么严重。她极为温柔，最后羞答答地说：“今年冬天，你五颜六色都见过了……”我明白她是暗指我们怕失去她而有过的恐惧。她补充说：“这是那些东西的影响，但重要的是小孩子，是安托万，他决定一切。”
接着，她还是那么激动：“我无法忍受你在那儿看到的东西。你给《解放报》写文章了吗？”
我没想到，没想到给《解放报》写文章，也没想到给另外的报纸写文章。她是天生的记者，一揭露不公正的事情，她就竖起耳朵。
只有带感情的新闻才是文学。我有时想，这样有倾向性、敢谴责的新闻才是最好的新闻。至少，它又恢复了愚昧状态，让人怀疑起对事件的说法来。
得了双重肺炎，这将是我此后持久的肺部麻烦的根源。
“像我一样。”玛格丽特相信自己有肺气肿。作家窒息而死，这是很常见的事。
此刻，她抢先了。医生说她的肺气肿是她自己臆想的——这个词应该使她感到高兴——但在她生命结束的时候，她的喉咙被管子穿了一个洞，肺不借助供氧设备便无法呼吸。这时我再次想起了她的预感，她的预言。
当我身体转好的时候，玛格丽特建议我跟她一起去蓬皮杜中心看伊夫·克莱因的画展。除了酒吧和剧院，我第一次和她出现在公共场合。大家认出了她，害羞地递信给她。直到现在，我还只看到过演员口袋里装有这么多信。每个作家都有他应有的读者。她的读者都是些脾气好的人：“请您看看这张便条好吗？”他们小心谨慎地走开，趋前：“我不想打扰您，但您写的东西实在太美了。”有位女士也走近来：“您就是……”玛格丽特正准备回答“是”时，这位女士又接着说：“安基昂夫人？”玛格丽特笑了。人们尽管不认识她，也把她当做一个人物。
走进头一个厅，她就发现一位似乎深思熟虑的先生。她问他话，像在商店或咖啡店里一样跟他聊起来。这位先生刚好是克莱因昔日的挚友。“他临死前的那天晚上，我整夜跟他在一起。”
“他是自杀死的？”
“不，心脏停搏。”
玛格丽特有点失望。她欣赏克莱因，因为他曾尝试过虚空、虚无的东西，他的画独一无二。她说：“写作，除了写作之外，我哪天还需要做出解释。”她停下来休息，“没有比坐在博物馆里更好的了。”
我常常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