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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只好到自由的美洲大陆，另谋生路，指望能由此发迹。
然而，在美洲，他仍然是运气不佳，坎坷不顺，他走遍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干了各式各样的工作，最后还是如涸澈之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漂泊生活。
他总算弄到了最低限度的资金，便报名侧身于移民行列。他是看到移民公司所作的大量的宣传、广告：给第一批开发拉格斯湾的移民，那些诱人的许诺，才决定的。约纳丹号出事后，将他和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人，抛到阿尔蒂半岛的海滨上，使他再一次的感到希望的破灭！
不过，费尔南丁·博瓦勒并没有因接二连三的失败而动摇过，他对自己和对未来的信心，他把这些归咎于莫明其妙的恶意中伤。忘恩负义、疑神疑鬼，他仍然保持本色，坚持己见。认为自己这块无暇的白玉，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价值连城的，其思想、信仰，也将会一枝独秀而屹立于世。
这就是他为何自以为是，觉得天将降大任于他，就应该刻不容缓地抓住时机，要独树一帜，不能萎靡不振、举之不前。
自踏上约纳丹号第一步起，他就千方百计地在其周围散播言论，以扩大影响，偶尔有几次，由于其言词过激、肆无忌惮，以至于勒卡尔船长不得不进行一下干预。
尽管这样，让他进行煽动和蛊惑活动而感到碍手碍脚。但博瓦勒在旅行的初期活动，却收获颇丰，可借此次旅行是以悲剧告终的。其中有几位尽管其数量少得不足挂齿，但对其宣传鼓动，却产生了不可估计的能量。其实，这些论调，不过是司空见惯、信手拈来、约定俗成、夸夸其谈的东西，现在在周围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些人，各自为政，互不团结！
如果博瓦勒真的时来运转的话，如果他在约纳丹号船上，没有可敬可畏的竞争对手的话，他的信徒，远不止这些。
他的对手也是来自北美，大名叫刘易斯·多里克，此人脸刮得光光亮亮的，一副冷漠傲然的神态，说话干脆利索、斩钉截铁。多里克所信奉、推崇的理论，与博瓦勒的论调，基本上是异曲同工，相差无几，只是走得更远些，博瓦勒竭力推行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认为国家是生产方式的唯一主人，将能给每个人分配一份工作。而多里克大肆吹捧的则是更为纯洁的共产主义，其理论认为：世上所有的人，同时是万物的主人。
对其理论的异同之处，可一目了然，从这两位领袖式的社会学家身上，还可以发现更明显的差距：博瓦勒属于浮想联翩的拉丁派，陶醉于滔滔理论、想入非非之中，其秉性旨在推行中庸之道；多里克则是个我行我素的信徒，十足的空论派，他那颗寡淡无情的心，不知道什么叫怜悯和同情。
博瓦勒善于将听众弄得如痴如醉、神魂颠倒、情绪激奋，本身并无害人之心；那么，多里克本人，就有一种潜在的、可伯的危险。
多里克也宣传平等，但所采用的方式，是激起人们的愤懑情绪，他所关注的对象，不是下层，而是上层，当他想到大多数人受到悲惨命运的折磨时，他却心境十分平静，无动于衷，而一旦想到与他相比，有些人的地位高高在上时，他就暴跳如雷，怒火中烧。要想减轻这种痛苦，还真不容易。作为反对派，虽然他尽管是最腼腆的一个，但是仍然很快就成了社会的死对头，如果他能自由选择的话，他只会使用暴力和凶杀，摈弃辩论和争吵。
多里克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应归罪于其充满仇恨的灵魂。
作为文学和历史教授，一站到讲台上，便情不自禁地大讲旁门左道，与本专业完全无关的另一种知识，冥顽不灵，在课堂上，不是用纯学术探讨的方式授课，而是用一种咄咄逼人、不容置辩的形式，想让人们全盘接受，他在课堂上显示出绝对地自由放任，肆行无忌，对此人们是没有义务去言听计从的。
这种行为，自然很快就有了结果的。于是校长出面婉言劝阻，请他另谋高就，前因后果是相辅相成的，他在新岗位上没几天，就和第一次一个样地被人扫地出门了。第三次与第二次是大同小异，如此这般，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最后一所学校也向他毫不留情地关上了大门，他于是流落街头，上了约纳丹号，教授沦落为移民！
在穿越大洋期间，博瓦勒和多里克，每人都在招兵买马，扩充力量，前者是通过热情来鼓动其思想意识，同时增强说服力；而后者是通过自以为真理在手，用那种固有的专制，来征服观众。他们以领袖自居，但其信徒却寥寥无几，而他们之间却水火不相容，但他们表面上还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可是他们骨子里却是满怀仇恨，怒目相视。
刚刚一下到霍斯特岛的海岸上，博瓦勒就不失时机的显示出自己比对手要略胜一筹，抓住这个良机，他便登上讲台，用那种众人皆知的方式，口若悬河的夸夸其谈起来。他讲得口干舌燥，但收效甚微，这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出人头地、引人注目。人们司空见惯，对这些夸夸其谈习以为常了。
有人想顺其自然的成为领袖，就应长期不懈的自己把自己当成领袖，以便让众人对自己为首是瞻。
博瓦勒和阿尔特勒布尔交谈了一会，这时阿里·洛德士仍在继续对他的同胞讲话。
“既然大家赞成这个提议，”他高高地站在岩石上说，“那么就应该在我们当中，指派一个人来指挥工作！这可不是一点点东西啊！是要把船上的三个五百吨货物全卸下来，而且这样的工作，得有方法，最好请求水手长阿尔特勒布尔先生助一臂之力，他给我们安排，分配活路，将最好的方法教给我们，以便更好的工作。同意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除极个别极个别的人以外，几乎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手。
“那么大家都听好了，”阿里·洛德士肯定地说，然后向水手长转过身来，继续说，“您说干什么？”
“去吃饭，”阿尔特勒布尔干脆爽快地说，“干活，得有力气呀，先吃饭吧！”
移民们一哄而散，返回到船里，水手们把罐头食品分给大家，在此期间，阿尔特勒布尔赶上了勒柯吉。
“对不起，先生，”他面有难色地说，“恕我冒昧！我斗胆自称是个出色的水手，可是一向是船长指挥我，先生！”
“那么，您听到什么了？”勒柯吉问。
“我听到……”阿尔特勒布尔脸愈拉愈长，回答说，“有人向我吹喇叭，给我戴高帽，说我善长指挥，可出谋划策，我真不在行，有人不会转舵，我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至于指路引航，那可与我无关。”
勒柯吉斜眼看着水手长，想着有的人就是如此，身强力壮、技术精良也刚直不阿，但必得被别人来领导才行。
“您的意思是……”勒柯吉说，“您愿意具体负责每项工作，不过希望事先有人帮你出点子。”
“正是！”阿尔特勒布尔回答。
“这是举手之劳，”勒柯吉接着说，“您手上有多少人？”
“从旧金山起航出发时，约纳丹号共有三十四名水手，其中包括高级船员、厨师和两名少年见习水手。船上还有一千一百九十五名乘客，总计有一千二百二十九人。但现在死了些人。”
“以后再清点人数，现在先算整数，一千二百人。除去女人和孩子，显然只剩下七百多个男人，然后将他们分成两组，船上留两百人将货物搬到甲板上；我带领一部分人去森林里砍树。将它们刨去枝叶，然后就对叠起来，紧紧地绑在一起，这样就有了一块块大的地板，再将它们一个个铺开，就又形成了一条宽敞的路，通过它可把船上的货物运到沙滩上来。涨潮时，它是座浮桥，退潮时，这些木排可以落在暗礁角上，在它们的支撑下确保平稳，用这种方法，再加上这么多人，预计不出三天，也许可以把船上物资卸完。”
阿尔特勒布尔听懂了这个方法，便按部就班地执行。果然不出勒柯吉所料，在十九日的晚上，约纳丹号船上的货物，全都运到了远离海水的沙滩上，并逐一核实清点，幸好船上的汽轮升降机运转正常，这就给大的、重的包裹物资吊运帮了不少的忙。
与此同时，在史密施、霍巴德和夏尔莱三人帮助下，小艇的修复工作进展得顺利。到了三月十九日这天，小艇也能下水了。
现在移民们要做的工作，是推选一名代表，费尔丁南·博瓦勒的机会又来了，于是便登台亮相，收卖拉拢选民，显然，他这次还是运气不佳，但他对拉到五十张选票而感到心满意足。其对手刘易斯·多里克却一无所获，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地抛头露面，有个叫热尔曼·李威利的人，是法裔加拿大人，是位农民，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出色的儿子，他倒赢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因为选民们敢打保票，他一定不会一去不复返的。
阿尔吉和勒柯吉留在了霍斯特岛，三月二十日清晨，在卡洛里的带领下，维尔…捷扬帆启航了，人们也立即着手，简简单单地安顿一下，现在来建造一个牢固的、永久性的住所，是不现实的，但要等小艇返回，大约得三个星期，因此也没有必要组建拼装房屋，人们在船的底舱，找到了帆篷，把它搭起来；又在一个塞得满满的特别舱里，拿出了备用帆，这就会使所有的人，都不致于暴露在外面，甚至还可遮盖一部分易碎的物资，他们也没有忘记用铁丝网，做一个临时家禽饲养场，又用绳子和木桩做个围栏，圈住约纳丹号船上运来的两条腿和四条腿的动物。
总之，现在与遇难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大家感到希望渺茫，对自己所处的这片土地，一无所知，思想上毫无准备，精神上也无所依托，出事的地方是在火地岛，地图上标出来的正好只是个小点点。离奔塔…阿尔拉斯最多有一百古里，他们现在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