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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全文如下：
合肥市革委会冶金建设指挥部因建设需要，在东郊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征用土地一片（包公墓处），东起合肥造纸厂道路，西至黄泥坎土路，南自铁路专用线，北到双圩大队办公室，上述范围内坟墓急需迁移，希各坟主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前，持当地革委会证明前往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办公室办理迁坟事宜，逾期按无主坟墓处理，特此通知。
《通知》的内容是十分明确而又不容置疑的。这在当时，没人会觉出其中的荒诞与野蛮。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工作都被看作是“革命”，工矿企业不仅是政府的直属部门，组织上实行的也一律是军事编制。这个《通知》以“冶金建设指挥部”的名义出面，就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迁坟的范围已通知得那么具体了，偏偏又要用括号特地注明“包公墓处”，其用意当是不言自明。
到此时，“一里三公”早已去其二，黄泥坎上剩下的坟茔中，不是包公本人的，也就只能是包公家族的，“冶金建设指挥部”要墓主迁走的，显然不仅是包公之墓，而是包公整个家族的墓群。
在中国，最忌讳的莫过于“挖祖坟”，今天这里要挖的，又将是一个不剩！
当然，建设石灰窑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谁的祖坟也得让路！只是，合钢二厂的头头们还算清楚，报纸上对清官开展的批判与老百姓心里所想并不一样，还是怕招惹出什么麻烦。他们也还知道包公墓曾经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怕有人注意不到《通知》，就又主动与省“万岁馆”取得联系。
当时留城坚持工作的文博干部吴兴汉，出差刚刚回到馆里，听到钢厂要求迁移包公墓的消息，不禁吃了一惊。“文物保护单位怎么可以随便说迁移就迁移？”他在文物方面的整个思路，丝毫没有受到运动的影响。
在安徽省的文博队伍里，吴兴汉算是一个“老兵”了。我们去采访他时，他已经完全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家颐养天年。新中国才成立不久，还是在皖北区科普协会工作期间，省里刚组建博物馆的筹备处，他就调了进去，搞起了文物的征集工作。一九五四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国家文化部协同北京大学开办了一期全国文物考古训练班，他便有幸成了一个“北大人”。实习期间去西安时，又正巧碰上对半坡遗迹的发掘，他荣幸地成了其中的一名参与者。学成归来，回到安徽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晚期蔡昭侯墓的发掘。当时出土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多达四百八十六件，各种玉器及金饰九十八件，这事轰动了中国的文物考古界！那时候出土的铜鼎、银壶，至今仍是安徽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吴兴汉护送那些出土文物到北京故宫的保和殿去展出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激动地说：“这真是动人心魄的重大发现！”
现在，包公墓要动迁，吴兴汉感到不可思议。他起个大早，乘坐从市政府广场开往东郊大兴集的班车，然后心急火燎地撵到黄泥坎。到了包公墓地，吴兴汉一路上悬着的那颗心，竟好像被谁猛地从胸腔中掏了出来，又重重地掼在岗头上。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眼前竟是一片凄凉而又狼藉的景象：虽然尚有十几座大小不一的土坟丘仍原封不动地凸现在那儿，包公的墓丘却分明已经被挖开，坟头不见了，原来是坟头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面目狰狞而丑陋的大坑，坑里盛满了肮脏不堪的秽水。
这情景看得吴兴汉的眼睛止不住一热，差点落下泪来。
问附近的农民，农民说，这包公墓早在五年前就被人挖开了。
看来，包公墓已无法实施保护，包氏家族的其他墓丘被破坏也只是迟早的事。惟一还可以去做的，就只有对包公墓群进行一次科学清理，以保护好其中的文物，并力所能及地获得比较完整的发掘资料。
从大兴集黄泥坎回来之后，吴兴汉就上上下下地忙活开了。
不幸中之大幸，省“万岁馆”的领导小组对这事十分重视。他们很快向上级写出了报告。当时安徽省的党政一把手李德生，不仅作出正式的批文，还拨出三万元专款，明确指示由省“万岁馆”、市文化局、合肥钢厂、大兴公社以及包公后裔联合成立一个“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
参加现场工作的人员具体名单很快得到落实，顺理成章地，吴兴汉担当起了这项清理发掘工作的主持人。由于这事引起了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安徽日报》上登出的《通知》中所限定的迁坟日期，就变得毫无意义。
包公墓的清理发掘，在中国的文物考古史上，堪称一件大事。却因为发生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从一开始就对它表示缄默，以致迄今鲜为人知。
但是吴兴汉记下了这个不该被遗忘的日子，这项足以牵动世人魂魄的发掘工作，是从一九七三年的四月十一日正式开始的。
第二章 挖出了包公墓
清理挖掘的队伍很快开进了黄泥坎。
省市各有关部门抽调出的人员集中到一块，竟也有三十多位。不能说人手少，但吴兴汉心里十分清楚，除去他和“万岁馆”派来的探墓技工陈廷献，其余的基本上可以说是门外汉。
当然，如果用“门外汉”来作比方，又肯定要闹笑话。仅就“万岁馆”抽来的七个同志中，姑娘们就占了一多半。她们不光不熟悉文物发掘工作上的常识，连这场面也不曾见到过，全是馆里在搞井冈山展览和安徽省革命史展览时，从一些单位先后调进“万岁馆”担任讲解工作的。
“万岁馆”抽来的方笃生，情况有些特殊。他在以后的发掘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最初决定抽调他参加时，他却是极不情愿的。他是个搞旧石器研究的人，在吴兴汉被派往北京大学接受考古工作训练后不久，他也就被派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去学习。他从事的专业与发掘包公墓风马牛不相及。包公只是北宋人，包公墓也只有八九百年的历史，同“古人类”扯不到一块去。
方笃生不想参加发掘组还有别的原因。“臭老九”的帽子还依然戴在他的头上，没事人家都把他这个搞旧石器、古人类的看成是搞“四旧”的，现在要去发掘的又是敏感的包公墓，究竟会引起些什么麻烦，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好在方笃生确实又是个经不住劝的人，看当讲解员的女同志都被动员了去，才一声不吭地去了黄泥坎。
迁移包公墓群，既然是合钢二厂的“建设需要”，工厂基建处的张国麟和王占魁，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的成员。他俩一个长得人高马大，一个又显得又矮又胖。这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相映成趣的两位“工人老大哥”的到来，不仅为发掘工作提供了物资供应上的保障，还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
在这支不大不小的发掘队伍中，还有两位包公后裔：一个是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族内称他为“毛老爹”，是包公嫡系后裔八十多人之中辈分最高、年龄最长者；一个是包公三十四代孙包遵元。他俩都是包公祠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参加包公墓现场的清理工作，考虑的不光是在包公后裔中的辈分，或是年岁。组织上看重的是：两人均世代清苦，为典型的城市贫民，又不认识几个字。如果成分高、文化也高的话，组织上是不可能批准由他们二位作为代表的。这一点，在当时尤为重要。
别看“毛老爹”包义旭肚子里的墨水不多，心里却十分清楚。打从三岁那年起，他就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年年清明去给包公扫坟烧香磕头；每逢过年，包家阖族都要在包公祠的包公塑像前祭祖。包公在他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想当初，作为包家的后人，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以钦佩、尊敬的目光望着他，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身为包公的子孙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可如今，一个早上，包公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成为被横扫的“牛鬼蛇神”，先是包公祠被砸，接着包公墓被挖，今天还要他参加“领导小组”，彻底清理自己的祖坟。真不知道他有什么感受。
合肥市文化局最初派出的汪冰盈，是个女同志。虽然现场上的体力活有民工们去干，可是早出晚归的，中午连个休息的地方也没有，几天下来，还是让她感到吃不消，希望局里再抽调个男同志。就在文化局的领导研究抽谁合适时，才猛地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就是早就嚷嚷着想去搞文物工作的程如峰。
程如峰是一九四九年二月投笔从戎的老战士，离开部队后被分配到了合肥市委宣传部。参军之前，程如峰就是省立师范的一个高才生，转业后实指望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却不料屡屡遭挫：先是在市文联负责《合肥文艺》，刚把杂志办起来，“三年困难时期”突然撤销文联，杂志自然就停办了；后调入文化局，在剧目室编剧，刚刚才熟悉编剧的业务，文化大革命又将他赶出合肥，去了远离城市的长丰县杜集“五七”干校，一耗就是五六年光阴。从杜集“五七”干校重新回到合肥，回到文化系统之后，他就毅然决然要求去了文化局，成了合肥市历史上第一个文物专职人员。包公墓的挖掘，正好给了他开始新人生的大好机会。
爱动脑动手的程如峰很快成了吴兴汉的得力助手。
因为一切工作才刚刚开始，程如峰所具有的能力，一时半会儿还很难让人看得出来。因此，面对黄泥坎上的这支“杂牌军”，吴兴汉的心里一直不踏实。
吴兴汉最不踏实的，莫过于眼下这种糟糕的时局：所有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和有关的历史文物均被尘封了。参加到发掘组里来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话虽不多，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世代相传的包氏家谱及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