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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按响了门铃。“她在哪儿？ ”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对他来说，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患者。他们把她平放在地板上。医生摸了摸她的脉搏，掀开她的眼睑看了看，用手电照了照她的瞳孔，然后解开她的衬衣，摘掉胸罩。她的乳房丑陋而干瘪。我想把她盖住，她的身体不该被医生看见，也不该被我们看见。一个急救人员在她脸上罩了一个橡胶面具，给她做人工呼吸。
医生把两只手都放在她胸部，用尽全力按压她。她的身体机械地起伏着，肋骨断了几根。格特鲁德关掉了电视，啜泣着。医生不停地按压着，按压着，但是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没用的。”——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谁都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我们的目光从彼此身上滑过，从她身上滑过，所有的动作和思想都变得异常缓慢。我们的影像映在窗玻璃上。如果外面的天是亮的，目光至少还有可以投放的地方；而现在，不管我们看向何处，我们的目光都被关在屋子里。我想再次触摸一下母亲，感受一下触摸死人肉时的那种类似恶心的异样感觉。它已经不是她了。留下来的这堆东西一点都不像是个人。医生坐到桌边，做出了最终的死亡判断：“心脏停跳。请接受我的哀悼。”然后他抽出一支笔，开始填写死亡证明。笔芯在纸上发出如此巨大的沙沙声，让我很疑惑那张纸怎么会没被戳破。急救人员把她绑在担架上，用一块白布盖住她，把她抬了出去。格特鲁德念着圣母祷文，没有人和她一起念。格拉尔德走到冰箱旁边，抓起那瓶烧酒猛灌了一口，然后把瓶子递给我：“你也喝一口吧。”他穿着塑料凉鞋和脏兮兮的网球袜。尽管并不愿意，但我们还是坐在一起喝光了那瓶酒，然后又喝光了第二瓶，直到太阳升了起来。
一种并不疼痛的疼痛沿着后背蔓延下去。皮肤沿着脊柱裂开，裂成两半，一层一层地脱落，在裂口两侧翻起边儿。
大腿内侧用力地一扯，仿佛有钩子把肌肉从骨头上撕下来。
我的脚下是海水，我的头上是星空，海和天同时在我的视野里；在海天之间的缝隙里，母亲站在我们的已经属于银行的房子的门口，手里拿着一封浅蓝色的航空信，信封上没写寄信人，邮戳是五天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盖的。她认出了信封上的笔迹：“这不可能。”她撕开信封：“噢，上帝，他还活着。”她咬着自己的指甲，脸像死人一样白，“他过得很好，但是目前还不能回来。他让我们不用担心。他写的。”——“给我看看。”——“不。”我从她手里抢过信，看都没看一眼就扔在了地上。她打了我一个耳光，尽管她比我矮一个头。
这个动作很可笑。她不敢看我的眼睛。我鄙视她，不是因为那个耳光，而是因为她始终还在对他保持着忠诚，而不是对我们。
29
S 市艺术学院坐落在市中心的边缘，离皇宫公园不远。
这是一座古老的建筑，上个世纪初期，受到大公爵资助的艺术家们曾经在这里济济一堂，意图复兴中世纪的绘画和雕塑行会。如何在石灰岩上雕刻、如何进行混合调色、如何加工石头，这些秘密应该通过学徒制代代相传，学徒起初要做师傅的助手，帮师傅干活儿，不断积累经验，最后才能独立发展，找到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六十年代，这种通过手工教学来传授艺术工作方法的观念渐渐消失了。如今这个学院有八个班级——其中的雕塑班坐落在火车站后面的一家经过改建的工业家别墅里——八个班级分别被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带领着，这些艺术家基于相互不同的艺术观点而彼此敌对，并且把这种敌对传播到学生们中间。他们中有些人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教职，另一些人则不然。院子里面有一个小公园，小公园里有一个人工湖，夏季学期的时候，学生们和教授们就在这个小公园里分成一组一组地坐在一起喝啤酒。院子周围是一些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破坏的非常体面的房子，有几家餐馆，几家小服装店和一家艺术用品商店。
自从那次旅行之后，纳格尔的班级人数锐减，只剩下了一半。
扬和丽维娅一起去了柏林。他们把阿尔宾在伊斯坦布尔拍的照片冲洗出来，照片上是一些不同种类的石头和匆忙间拍摄下来的人们在咖啡厅里盯着窗外、手里拿着杯子或者读着报纸的场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照片和那场所谓的谋杀有关。两个星期以后还是没有阿尔宾的消息，于是丽维娅给在汉堡附近当兽医的克莱斯打了电话，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克莱斯起初并不替自己的这个弟弟感到担心。他认为阿尔宾是个爱胡思乱想的人，这种突然神秘地消失然后再突然出现的事他完全做得出来。“也许他正在乌兹别克斯坦、塔斯马尼亚或者乌拉圭寻找宝藏或者女人，就像他父亲一样。”
三个月以后，由于阿尔宾的房租没人交，账单没人付，信箱里塞满了信件，所以克莱斯还是乘飞机去了伊斯坦布尔，免得日后受人指责。但是他在伊斯坦布尔没有找到任何和阿尔宾有关的线索。奥岱洛·苏丹酒店的人告诉他，梅苏特度假去了，去肯尼亚参加一个乞丐节，他是在那里出生的，现在还有一些亲戚，那附近的村子里都没有电话。克莱斯没觉得人家向他隐瞒了什么。那个俄罗斯市场挪到了金角湾北边的一个城区，那儿没有人认识什么帕弗庸或者尼古拉。至于那个吉普赛人城区，由于他的旅行手册里给出了严厉的警告，而且希尔顿酒店的旅行社也证实了这种警告，他便没有去。克萨韦尔做的是电视记者工作，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也许他们应该通过德国大使馆或外交部与土耳其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敦促他们寻找阿尔宾，但无论是克莱斯还是克萨韦尔在过去几年里都和阿尔宾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他们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他失踪的事实，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在此期间，扬和丽维娅帮助他们退掉并清理了他的房子。他们在他的衣柜里发现一个手掌大小的、用浅黄色的蜡做的丽维娅的脸部表情习作，这显然是惟一一件没有被他毁掉的作品。
旅行一结束，扬就中断了他在大学的学业。他意识到从纳格尔身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对于其他几个教授，他同样不感兴趣。尤其是，自从去了一趟非洲，他就越来越觉得外省小城S 市的生活让人无法忍受。他现在和丽维娅住在一起，在工地上挣钱谋生，继续从事肖像艺术。我们定期通电话，自他搬走以后也见过几次面。丽维娅似乎很高兴与阿尔宾在一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她给几家重要的杂志拍照片，此外还拍汽车、酒店、保险公司的广告照片。不过她还是很难接受阿尔宾的神秘失踪。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对曾经在一起生活了五年的伴侣，并且起初她还相信他就是她的终身伴侣，后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他分手。有时候她话说到一半就会忽然停住不说了。后来她说，她缺少的是和阿尔宾的最后一次交谈，她为自己的胆小和懦弱而生气，后悔自己当初在伊斯坦布尔轻易放弃了对阿尔宾的寻找。扬喝醉酒的时候，她会觉得很难忍受。
舍尔夫目前主要把时间花在绘画技巧和石版画工作室里，目的在于为圣像之争装置试验各种不同的镀金方法和照片复制方法。据说他找到了一个画商给他提供经济资助。他和哈根的关系再也没有恢复。
哈根现在在饭馆里当服务员的时问比他画画的时间要多，但是每次画画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是个天才，一副画坛教皇马尔库斯·吕默斯的作派，后者在被委任为法兰克福的斯泰德艺术学校的校长之前在S 市艺术学院让他的学生们给他擦皮鞋，据说是要以此让他们学习如何正确地使用抹布。他没有继续和斯凡蒂叶呆在一起。
科琳娜在圣诞节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她在德语文学专业之外最好选修历史而不是艺术作为第二专业。
弗里茨还是一如既往地画着画，但是很少来学院了。
他的伊斯坦布尔明信片画展办得很成功。城市杂志的艺术主编注意到了他，因此他现在定期在那家杂志上发表卡通系列作品。
萨宾娜和斯凡蒂叶在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转到其他班里去了。阿德尔的奖学金已经到期，所以他二月中旬就必须要回贝鲁特了。
莫娜有一段时间也在考虑离开这个班，但是她慢慢适应了纳格尔，以至于他的喋喋不休现在在她看来与其说是骚扰不如说是很逗乐。
由于纳格尔的住所和工作室都在科隆，所以他每三个星期里只有两天要来S 市，这样一来我们的教室就经常空无一人。要到明年冬天才会录取新的申请者。他决定任命我为模范学生，这样我就可以在学院里再呆一年，他就不用面对清一色的新面孔了。不过他还是很高兴秋天的时候会有一些新大学生到来，因为他们对他作为教授的不幸开端一无所知。莫娜和我总是避免谈及那次旅行，但是纳格尔常常会渴望谈起这个话题。直到现在他还相信阿尔宾是发现了一个阴谋，他问我是否曾经从扬和丽维娅那儿听到过什么关于阿尔宾的消息。每次谈起阿尔宾，他还是充满尊敬，有时候三杯酒下肚，他会变得很悲伤，仿佛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他让一个在索斯比拍卖行工作的专家对那块地毯做了鉴定。地毯的价值显然非常符合他为它支付的价钱，但是不包括他为土耳其海关官员付的罚金和贿赂金。
30
灰绿色的莹莹闪光被波浪围绕着，夜，暗红色的船体上冲出熊熊火焰，冲出二十多米高。随着油罐巨大的爆炸声，火球冲天而起。厚纸板、木头、塑料满天飞舞。在火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