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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年几岁了？ ”这是他这个月第三次问我。“明天我就二十一岁了。”——“成年了。”——“十八岁就已经是成年了。”——“胡说。跟我到办公室来。”——“我不要礼物。”他的衬衫领子里露出他那长满了体毛的肥胖的后背。“他是块硬骨头，你父亲，我哥哥。”我没说话。他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瓶白兰地，是人头马，配农民暴发户正合适。“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的生日是明天。”——“现在你就已经开始期待了，我看出来了。坐下，做好准备，我要给你一个惊喜。”他的眼神在诡计多端、热情洋溢和孩子气的快乐之间不断变换着。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站直了，说道：“你知道，自从你的父亲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的遗骨已经被安置在新大陆。在阿根廷。他是一个先锋，一个斗士。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来……”他被自己庄严的语气感动得说不下去了，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走到那个后壁上安装了保险箱的柜子前面，姿态夸张地打开它，拿出一个相框：“你看到了什么？ ”——“一座坟墓。”——‘’这是你父亲的最后安息地，是在布兰卡港的墓地里，一个很配得上他的地方。“那是一座用粉红色花岗岩建造的陵墓，前面建有用柱子托起来的突出的部分，柱子之间有两个天使在和一个描绘父亲形象的人一起祈祷，雕刻得极为拙劣。造陵墓的钱是谁付的？ 他们向我们保证说，他身无分文。没有人知道格拉尔德出差时都去什么地方，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消失几天。如果我们中有人问：”去哪儿？ “他的回答总是闪烁其辞，而格特鲁德则一言不发。”明天你和我一起乘飞机去苏黎世。这是机票。你不用像瓦尔特和我一样从零开始。他已经预先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总是神秘地消失，偶尔寄来一些乏味可笑的明信片——布宜诺斯艾利斯、原始森林、戈壁滩。他穿着一套米色殖民者西服，秃头上带着一顶宽檐儿帽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女人站在他旁边，敬畏地看着他，据说是为他料理家务的仆人。此外他还会在信中写一些破绽百出的话，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对我们透露秘密。他的话破绽百出，让我们感到很奇怪，但我们同时也很高兴他出门了。”你一直都知道？ 格特鲁德、母亲、克莱斯、克萨韦尔也知道？ ……“——”他们在他们过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都得到了自己的份额。
这是你父亲最后的遗愿，我必须尊重。“——”钱是从哪儿来的？ “——”总之钱在我的户头上，其他的并不重要。“——”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挣到这笔钱的。“格拉尔德摇了摇头。
“多少？ ”——“四十万。大约。”——“你们欺骗了我整整五年。你、我那两个卑鄙的哥哥、我的……”——“注意你所说的话，瓦尔特和伊娜已经死了，不要打扰他们灵魂的安宁。”
他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可以独立了，去干一番大事业，比如搞个‘克兰茨自然石器工场’之类的。好好干吧。”白兰地烧得我的喉咙里热辣辣的，我的手在颤抖。“我得考虑考虑。”走廊里的那几步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飞机十一点二十起飞，”他在我背后喊道。我终于到了外面。太阳明晃晃的，一丝风都没有。狗在拖拉机的阴影里打着瞌睡。我富有了。路边的杂草已经枯萎。弗里斯河里只有很少的水在流动。我富有了，多亏那个我但愿他进地狱的父亲。一群蚊子在芦苇丛上方飞舞。我可以给自己买一套房子，还可以买很贵的威士忌。那是一笔肮脏的钱，交织着各种谎言。格拉尔德是绝不会透露什么秘密的，如果他透露出什么，那一定是他编造的。他扮演着我们的大善人，人们对于他无私地支持他的亡兄的遗孀和孩子的精神充满敬佩。我可以让人从卡拉拉给我运来大理石块。格拉尔德叔叔的那个比他稍微干净一点的哥哥，我的父亲，想让我们在他死后还互相欺骗。他希望我们永远相互怀疑。一旦我们开始互相谈论他在世时候的事情，他对我们的记忆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因为这些记忆是由背叛和软弱无能构成的。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我会接受这笔钱，并且不会在克莱斯和克萨韦尔面前提起这件事。一切都付过了钱，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没有任何公证文件，没有事后可以复查的转账手续。河对岸有一只鹭鸶伺服着。我也会闭上嘴巴，免得大家还要感到羞耻，还要编造各种借口。我可以乘一艘轮船横渡大西洋。那个已经死掉的臭狗屎，我的父亲，他会负担旅行的费用。我会朝他的坟墓上吐唾沫，那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坟墓。那会是一种最适合的告别他的方式。他不值得我花这笔钱。我可以去攀爬卡拉拉的采石场，挑选出最白的大理石块，给每个雕塑都找到一块最适合的石头，像米开朗琪罗那样……把一卡车大理石运回德国，把人们的种种手势呈现出来，雕刻那些感动人的瞬间．而不是命运打击人们的时刻。用补偿金填平这笔账。
格拉尔德的生意很兴隆，克莱斯说，企业效益每年都增长四个百分点，他现在又开始养火鸡了，在巨大的温室里，这种鸡在自己拉的屎堆里徜徉。弗里斯河发出一股腐烂的气味。
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不曾遗忘。
在光速之外，时间改变了行进的方向。那里有一些没有长宽高的空间，所有事件的档案就存放在那里。一切都发生在这同一瞬间：舍尔夫被击中了胃窝的痛处，蜷作一团。扬为不得不揍他感到遗憾。格拉尔德和我在瑞士银行总部门前下了出租车，我们坐在客户服务办公室里，我开了一个自己的户头，不停地在各种文件上签着字。“克莱斯和克萨韦尔当时也发抖了。”纳格尔的梦忽然变了，他的女儿脸色苍白，几乎和背景融为一体。莫娜感到绝望，但不是彻底绝望。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远，变成了一种低声絮语，几乎听不清楚。内心的一种陌生的声音压过了前者，那声音作响，仿佛有人在把很厚的丝绸揉皱：幼虫变成了成虫，它们在蠕动，它们身上的甲壳还不够坚硬。它们挤爆了我的身体。
一夜又一夜，正是这种不安驱走了睡眠。我被一些变形的面孔、撕咧着的嘴角所惊吓，它们低语着，喊叫着，它们的语言不是人类的语言；当我睁开眼睛，打开灯，它们立刻缩了回去。我蹑手蹑脚地从克莱斯和克萨韦尔的房门前走过，在黑暗中摸索着下了楼。厨房里的钟指着一点半。隔壁房间的电视还开着。我不担心她会抓住我。几个美国警察击毙了一个挟持着人质的歹徒。她坐在椅子上打着盹儿，遥控器在怀里搁着。我偷了一杯她的酒。即便发现了我，她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她已经放弃了，放弃了她自己和我们。每天吃各种药片就是她的生活内容。她的头发油腻腻的，她再也不戴珍珠项链了。从前，当我们跟着她一起在城里走的时候，我们总是很自豪：我们有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母亲。如果不是格特鲁德强迫她吃东西，她早就饿死了。
她把我们拱手交给了他，想以此拯救自己。这个尝试失败了。她最后一次为了讨某人喜欢——或者至少讨自己喜欢——而化妆是在什么时候？ “上床去。你的后背都变形了。”我不知道她每天晚上要吃多少种、多少片药。她获准可以每天喝一杯酒，但不能喝度数高的。“马上就到两点了，你会着凉的。”她不听从医嘱的时候，我就得把她抬到楼上去，这很容易，因为她的体重还不到五十公斤。酒精和镇静药片的共同作用让她的意识一点点弥散。“妈妈，站起来！ ”我摇晃着她，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没感觉到我在抚摩她的额头。她的额头冰凉。我打她的脸，她感觉不到疼痛。她的手比一个在睡梦中感到冷的人的手还要冷，但是没有死人的手那么冷。她的胸部一动不动，听不到任何呼吸的声音。我看见自己开了灯，推开烧酒瓶子，拿起电话：“斯道特的阿尔宾·克兰茨，我们需要一个急救医生，马上，我母亲情况很糟糕！ ”我跑上楼，拉开克莱斯和克萨韦尔的房门，听见自己喊着：“她死了。”——“她几周以前就开始这样了，只是看上去像死了而已。”——“她真的死了。”我们站在她身边，胡乱地对她说着话，不敢像平常那样去用手碰她。平时她昏厥过去的时候也是一动不动的，但是胸部会一起一伏，有时候还会发出困难的呼吸声，然后她会睁开眼睛。要过几分钟的时间，她才能重新认出我们。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响。呜响声越来越近了。他们应该再开快一些。克萨韦尔给格拉尔德打了电话。克莱斯哭了。格拉尔德和格特鲁德按响了门铃。急救医生按响了门铃。“她在哪儿？ ”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对他来说，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患者。他们把她平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