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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哪怕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也太没品位了，但是几秒钟之后，房檐上传来一声短促的闷响，一种类似于橡胶被撕开或者葡萄酒瓶的木塞子被打开的声音，米勒向前扑倒，小雪茄还在嘴里，没有挣扎，脸上也没有痛苦。他的额头先是砸碎了盘子，然后砸碎了玻璃桌面。米勒是个大个子，至少有一米九高，三公担（ 在德国一公担等于五十公斤。） 重，像一座肉山，鼓囊囊的眼袋、油腻腻的头发，样子有点像晚年的马龙·白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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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黑暗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发动机太旧了。我得大声喊叫，别人才能听得清我的话。发动机不时短促地突突几声，发出三、四下另一种节奏的声音，然后稍微安静一点点。但音量其实是次要的。一种声音如果长时间地持续，并且遵循某种简单的节奏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安静感。
相反，在隔音房间里人们却会被自己的衬衫发出的声吓一跳，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要好半天才会消失。航行中有轻柔的海风。
也许因为嘴里叼着一根燃着的香烟，我成了一个很好的目标。
支离破碎的美国流行歌曲的片断从弹簧门的门缝里飘出来。门玻璃上打磨着很特别的装饰图案。绳子、螺丝、锚、奇异的花朵和叶边在穿透玻璃的光线中相互缠绕着。
如果这一切都隶属于一个体系的话，那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体系。在家乡，我们把所有的游轮都叫作蒸汽船。我趴在船舷栏杆上，身子如果继续往下探的话就会失去平衡，至少有失去平衡的危险。如果那样的话，在船靠岸之前不会有人注意到我失踪了。除非丽维娅忽然想起什么必须要马上跟我说的话。但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是黑色的、黏稠的，随着船的行进而缓慢地波荡。也许只是因为海浪没有打在船体上，只是因为听不到那拍击声，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印象。仿佛船驶进了一片油海。今天早上，蓝色的水面还波光熠熠，仿佛布满抓痕的钢板，阳光闪耀之处，就是钢板上的抓痕。最后几朵云也向西聚拢而去。看上去它们只是为了装饰，而不是为了下雨。
没有月亮。月亮要到半夜才会上来，然后在天上游荡到凌晨，然后渐渐淡去。不包括船员在内，甲板上大约有三十来人。他们不会为这么少的人点亮那一串串彩灯的。
又痛了。现在更剧烈了一些，但还不算非常痛。可能是胃，或者是胆囊、肠子、肝。我们到了这里以后，它们痛得更厉害了，但是恐惧却消失了。
岸上的灯火在水中的倒影被切割成一条条细长的带子。纳格尔教授躺在那些褪了色的照片中间睡着他酣畅的午觉，从前人们可以从那些照片中学习游泳救生衣的穿法。
纳格尔教授四十五岁左右，是个著名的雕刻家。在霓虹灯的照射下，他的脸看上去像一张未经整容的尸体的脸，而且死者毫无疑问还喝得烂醉。长条木椅上的油漆已经被擦拭得很斑驳了，布满了经年刻下的模糊的留言。以感叹号结尾的土耳其语。一个正在射精的阴茎。“操他妈的美国”，“约翰到此一游，七一年七月三日”。心形图案很少见。米勒的名字也叫约翰，准确地说是约纳坦，但是伊琳叫他约翰。我不知道他第一次到伊斯坦布尔是哪年，但我很怀疑他会把名字刻在一条长椅上。我想了一会儿这个刻了名字的约翰，这样他也算没白刻字。
七一年夏天父亲买下了马林港附近的那所芦苇棚顶的度假屋。我在海边捡螃蟹和海星，把它们放进塑料袋子里，几个小时之后它们就死翘翘了。克萨韦尔老是坐着，母亲经常在哭，但不是因为克萨韦尔。克莱斯试图给他的豚鼠夏洛特动手术。
疼痛还在持续，隐隐的，不爆发也不停止，仿佛那是别人的疼痛。仿佛有一只姬蜂把它的卵注射了进去。可能已经注射进去好几年了。一只圆滚滚的、分泌着黏液的肉虫凭着一种对人体结构的直觉了解，小心翼翼地围绕着性命攸关的那些器官工作着。在它开始变成蛹之前，我不能死。
现在，在接近尾声的时候，种种迹象都显现出来：大汗淋漓、脉搏急促。街上的狗嗅到了什么，它们夹起尾巴，把身体躬成一个大弓形。一到夜里，睡意总是逃得无影无踪，我仰躺着，能清楚地分辨出别人的血液搏动和自己的心跳。空调单调地嗡嗡着，没有喉咙发出的咕噜声，也没有咕哝声，甚至没有露水在通风口颤动。我旁边躺着丽维娅，她的呼吸显得有些急促。
纳格尔和我是这里仅剩的两个还呆在外面的人。他带领的那些姑娘们觉得冷，都回房间去了。丽维娅也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们也走了。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好显得他们不是追她们去的。扬是第一个走的，他现在坐在她房间里，我敢打赌。丽维娅一边说话一边给他拍照。我真奇怪她在他身上能找到什么。我也奇怪她在我身上找到了什么。片刻之后离开的是哈根和舍尔夫，据说是去取啤酒。
现在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这里到柜台还不到二十米远。
弗里茨忽然也觉得冷了。没人愿意孤枕独眠。欧拉夫·拉德马赫嘟囔着：“画点什么吧。”他是惟一一个我相信不是在编借口的人。他的鼻翼翕动着，似乎想嗅出什么气味。现在他正呆在不远处，在草稿纸上掷着骰子。
丽维娅想来伊斯坦布尔，尽管——也许正是因为——她的脑子里已经塞满了关于这个城市的种种陈词滥调。在此期间，她决定开始给这些学艺术的大学生拍照，他们和我们俩一样，也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我很难想象有哪家杂志会对她拍的照片感兴趣，但那是她的事。
在河东岸，在那些哈里发、大臣和将军们的夏宫的后面，人们燃放的焰火射入高空。天空努力地显出壮观华丽的样子。一九七八年，当我们的公司连同公司里所有的货车、挖土机、起重机、拖拉机全部烧毁时，我十二岁。四周以后，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了一封电报。父亲在电报里让我们不要担忧，他说他对一切自有安排，但是不想讲出细节。
尽管不时发生抗议行动，但格拉尔德叔叔的养鸡场当时已经有了不错的收益，每月一号，他会准时汇款给我们。父亲失踪以后没几周，他就开始搭建一套新鸡笼。克莱斯恨格拉尔德叔叔。直到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又敢在除夕夜里上街。——可能是某个有钱有势的人在为自己的女儿筹办一场他希望二十年以后人们还会谈起的盛大婚礼。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建筑车辆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噪声充斥了整个大厅。尤其是发动机燃料的油箱爆炸时。烟火上方是大熊星座，这是我确切认识的惟一一个星座。纳格尔的鼾声可以和发动机一比高下。他越是酩酊大醉，就越是毫不掩饰他对莫娜的好感，尽管他在科隆有一个明显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他走到哪里都要为这两个小女儿买点小礼物。他称他的妻子为一流老婆。她长得不难看，甚至算得上漂亮。他说，到了某个特定的年龄之后，每个男人都会把繁衍后代视为首要需求，到了这时候，结果——也就是性——就比爱情更重要。他的妻子曾经是一个艺术品商人的秘书，这位艺术品商人带纳格尔去了文献展（ 指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以绘画、雕塑、装置和素描展览为主，每四到五年举办一次。） ，尽管纳格尔的水平和展览的水平还相差甚远。现在她的全部工作就是照看他的后代。他从来不提她的名字。不过他自己的真正的名字其实也不是纳格尔，而是瓦尔特·绍伯一谢弗尔博克，这是丽维娅从扬嘴里听说的，扬在入境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他的护照。他应该算是我的朋友。
我肯定丽维娅已经和扬睡过了。她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我不感兴趣。
一阵抽搐从胸口一直蔓延到胳膊。午饭喝的是拉基酒，虾仁非常新鲜。我试图在黑乎乎的水中发现自己的倒影，这倒影像岸上的灯火一样被水波分割成一条条。
就要结束了。很快。过去的一切都是徒劳。从一开始就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我没能建立起一种关联。我在一个光滑的、陡峭倾斜的平面上，穿过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方跌滑下去。各种假装的行动，因为人总得做点什么，因为人做不到无所事事，基于一些外在的要求。回头看去，这些行动就构成了生活。
那辆大车（指大熊星座。在德语里，大熊星座又有“大车”的意思。）是空的，一辆锈迹斑斑的手推车。我真希望能学会像荒漠商队的头领或老船长那样根据星星辨别方向。那样我就可以去布兰卡港（阿根廷地名）找到我父亲的坟墓，然后朝他在石碑上的头像吐唾沫。在我们家里，除了克莱斯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分辨出不同的鸟的叫声，更不用提星座了。
克莱斯对各种鸟叫声的分辨是借助唱片自学成才的。我很想知道约纳坦·米勒为什么要被人用枪打死。我目睹他死去，这让我和他之间有了关联。死是一件私密的事情，目睹死亡的机会并不多。——为什么梅苏特·耶特要激烈地否认米勒曾经住在苏丹酒店？ 伊琳失踪后去了哪里？ 如果我知道这一切，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改变。——一点一点地，我成为这个陌生的有机体的一部分。我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外壳，包裹着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完全由我构成。这让我的全部的灵长目动物的组织结构重新转变成某种远古昆虫的简单的组织结构。我能感觉到这个昆虫的每一次活动，感觉到它如何试图挣脱茧的硬壳。
香烟足够抽到船靠岸的。即便实在不够了，欧拉夫也会借给我一些烟叶。晕眩，仿佛在微醺中攀登着陡峭的台阶。打火机在颤抖，因为一艘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