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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二中全会以前，少奇即集中精力研究城市接管工作中的政策，当时石家庄、济南、沈阳等城市的接管，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石家庄解放后，搞清算斗争，把工商业算垮了。斗争会决定一切，可以捆人打人，没收财产，甚至把人拖死了。人们只看到斗争大会，看不到政府。更荒唐的是发动妓女斗老板，却不查封妓院。还把这种无政府思潮误以为是革命行为，不予制止，反而鼓励。这是群众运动中的尾巴主义，一方面表现出对群众斗争不敢负责，一方面又表现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在后面搞的。少奇说：要禁止在群众大会上、主席台上以及法庭上喊口号，如“该打不该打”，“该杀不该杀”，这种简单的方式是提倡群众的盲动性，是不叫群众多想问题。这是希特勒惯用的办法，希特勒是依靠煽动群众的盲目情绪吃饭的。我们要鼓励群众起来做主人，不是简单的鼓动斗争。一切问题用直接斗争方式去处理，还要政权干什么？少奇还说：城市贫民的要求是不能全部满足的，“挖穷根”就要挖到工商业资本家头上来。挖光了工商业，毁灭了城市，贫民就更没有办法。用农业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这叫做自杀政策。害怕资本主义，却找不到对付的方法。忘了列宁在1921年的话：“资本主义如果得势，工业生产就会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增长”《列宁全集》，第33卷第46页……平津解放前，党中央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比较更接近实际：“资本主义不仅为我们准备了科学技术，同时又为我们准备了一套管理制度；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不仅有适应高度剥削需要的一个方面，也还有适应高度技术需要的一个方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3页引用的党中央一份电报。工人的痛苦不只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在中国，绝不可以过早地采取消灭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我们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问题。马克思一百年前就说过，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的物质条件形成之前，资产阶级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即使把它推翻了，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少奇1948年12月在华北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从香山到中南海（5）
这段时间党的理论思维十分活跃，毛主席对少奇的理论研究很赞赏，建议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作为研究成果之一就是1949年6月据考证，应为1949年初。所写的《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少奇对新中国经济构成作了精心研究，认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5种经济成分构成：（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这5种经济成分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也许要经过几十年。这个方针和时限，毛主席当时也是同意的。
七届二中全会上，少奇就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做了发言，他特别强调私人企业恢复生产问题。北平、天津许多私人企业一直未开工，它的后果就是削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并不是所有同志都认识到这一点。少奇到天津时，天津资本家思想是很乱的，普遍存在恐慌心理，感到没有出路。李烛尘先生说，久大盐业公司运盐到山东临清销售，那里贸易公司就压低价格，他们没钱赚，只得把盐又运回来。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好，党政机关、贸易机构、公营企业都不同他们接触。私营企业内部，劳资对立，职工对立，也很尖锐。工人要增加工资，临时工要转正式工，工人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工头和管理人员，他们或打骂过工人，或做过其他坏事，为工人所痛恨，还发生了工人分小店铺的事情。看到资本家还住洋房坐汽车，工人也愤愤不平。新政权宣布废除伪法律，公司法作废了，资本家感到没规则，无保障。税收虽然照旧，但国民党时代请吃顿饭就减免了，今天就不行，便觉得不堪重负。少奇同志到天津后，了解到这些情况，就通过座谈会、汇报会和对工厂企业的实地考察，反复申说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道理，解答干部们的各种问题，召开了各级干部会，大中小资本家座谈会，又召开了职员会、工人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上来。
少奇反复强调，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少奇说：上海一位资本家曾对毛主席诉苦：“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希望把“剥削者”按希腊词典释义译为“利益分润者”。永利公司800元开办，现在的巨大产业，既有剥削，也有利润。剥削是指人和人的关系，利润是指人和物的关系。少奇认为，资本家文明和野蛮的两面应区别对待，前者合作，后者处罚，但要慎重。问题不在于名词，而在于资本主义的剥削还不能完全取消，失业人员不如有业人员。政治解放，还不能完全不受剥削，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做不到。现在是资本家太少，不是太多。毛主席在回答上海那位资本家时说：“谁是大哥？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但是在城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就是这个意思。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产党员。他对少奇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两个厂、三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厂子开多了，剥削工人也更多了，成了大资产阶级，我的罪恶就更大了。”少奇回答：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四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少奇对东亚毛纺织公司总经理宋卿也这样说：你现在才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还给你加薪水。你干不干呢？宋卿先生说：“那当然干！”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就思考过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在天津期间他又重申了这种可能性。这是最有利于人民的一项无产阶级政策。少奇与少数知名民族资本家座谈时黄敬和我均在场。在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趋向理论两个方面，少奇都做出了贡献。五六十年代，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先生担任了轻工业部部长；周叔先生当了天津副市长，工作称职，晚年还把他所存的文物古书捐给历史博物馆。对他们的任用和他们的表现不是都可以证明当时执行的政策正确吗？！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既然“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怎么倒怕资本家办厂开店呢？
从香山到中南海（6）
在天津一个月时间里，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开会，调查，谈话，看材料，批文件，无暇看戏，更无暇游览。但住地较清静，每晚我们到户外散步半小时，这是少奇多年的好习惯。我的五妹刘莉（王光平）是由白求恩医大抽到天津接管医药部门的，来看望过我们。光英也只是在两三次座谈会上见过少奇。
7日，少奇到塘沽参观碱厂。从那里去唐山，因为开滦煤矿工人正酝酿罢工。少奇主张以理服人：人民政府没有权利禁止工人罢工。即使国民党暗中破坏，我们也让它去吧！以后工人会相信我们的。他急着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以便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
也是7号，我因预产期将近，黄敬派在天津参加接收工作的康岱沙（陈叔亮的夫人），陪我搭彭老总的公务车先期返回北平。当天晚饭后，性情活跃的岱沙说起在延安工作时，常陪毛主席打麻将牌，很想见见主席。我带她同去双清别墅，主席见了我们很高兴。主席问我少奇在天津的情况时，我说我们参观了几个工厂，开了不少座谈会。我清楚地记得，在提到少奇会见资本家的情况时我说：“少奇还几次见了资本家，找了大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等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主席笑着说：“就是让他去做资本家工作的。”说话间，工作人员请主席去跳舞，主席约我们同去，我辞以不便，主席笑着说：“噢，要做妈妈了！”
5月8日，我送走了岱沙，进城后就回到娘家，母亲帮助我准备婴儿应用物品。
5月10日，我在家中接到毛主席的秘书、老红军叶子龙的电话，说主席要我转告少奇有要事，请他速回北平。我用家中电话西局2858号，好费时才给黄敬打通电话，托他把叶子龙来电话的事转告少奇。少奇10日在唐山市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得主席通知，11日即回到北平，顺路接我回香山，当晚到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