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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写妓院的第三幕里，有个家伙骂了一句我教你养孩子没屁股眼儿，咒的有多狠！ 可北京更讲究损人——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儿。挨声骂，当时不好受。可要挨句损，能叫你恶心半年。
有一年冬天，我雪后骑车走过东交民巷，因为路面滑，车一歪，差点儿把旁边一位骑车的仁兄碰倒。他斜着瞅了我一眼说：嗨，别在这儿练车呀！一句话就从根本上把我骑车的资格给否定了。还有一回因为有急事，我在人行道上跑。有人给了我一句 ：干吗？奔丧这是一幅旧时的素描画，描绘了轿夫抬轿子过街道的情景。
哪！带出了恶毒的诅咒。买东西嫌价钱高，问少点儿成不成，卖主朝你白白眼说：你留着花吧。听了有多窝心！
三、吆 喝
一位二十年代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国诗人奥斯伯特 · 斯提维尔写过一篇《北京的声与色》，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用以招徕顾客而做出的种种音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队，并还分别列举了哪是管乐、弦乐和打击乐器。他特别喜欢听串街的理发师（剃头的） 手里那把钳形铁铉。用铁板从中间一抽，就会呲啦一声发出带点颤巍的金属声响，认为很像西洋乐师们用的定音叉。此外，布贩子手里的拨啷鼓和珠宝玉石收购商打的小鼓，也都给他以快感。当然还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长号。他惊奇的是，每一乐器，各代表一种行当。而坐在家里的主妇一听，就
准知道街上过的什么商贩。最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广播了阿隆 · 阿 甫 夏 洛 穆 夫以北京胡同音响为主题的交响诗，很有味道。
囿 于 语 言 的 隔阂，洋人只能欣赏器乐。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声乐部分——就是北京街头各种商贩的叫卖。
听过相声《卖布头 》 或《 改 行 》 的，老百姓家都不免会佩服当年那些叫卖者的本事。得气力足，嗓子脆，口齿伶俐，咬字清楚，还要会现编词儿，脑子快，能随机应变。
我小时候，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胡同里从早到晚叫卖声没个停。
大清早过卖早点的：大米粥呀，油炸果（鬼 ） 的。然后是卖青菜和卖花儿的，讲究把挑子上的货品一样不漏地都唱出来，用一副好嗓子招徕顾客。白天就更热闹了，就像把百货商店和修理行业都拆开来，一样样地在你门前展销。到了夜晚的叫卖声也十分精彩。
馄饨喂——开锅！这是特别给开夜车的或赌家们备下的夜宵，就像南方的汤圆。在北京，都说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其实，馄饨挑子也一样。一头儿是一串小抽屉，里头放着各种半制成的原料：皮儿、馅儿和佐料儿，另一头是一口汤锅。火门一打，锅里的水就沸腾起来。馄饨不但当面煮，还讲究现吃现包。讲究皮要薄，馅儿要大。
从吆喝来说，我更喜欢卖硬面饽饽的：声音厚实，词儿朴素，就一声硬面——饽饽，光宣布卖的是什么，一点也不吹嘘什么。
可夜晚过的，并不都是卖吃食的，还有唱话匣子的。大冷天，背了一具沉甸甸的留声机和半箱唱片。唱的多半是京剧或大鼓。我也听过一张不说不唱的叫洋人哈哈笑，一张片子从头笑到尾。我心想，多累人啊！我最讨厌胜利公司那个商标了：一只狗蹲坐在大喇叭前头，支棱着耳朵在听唱片。那简直是骂人。
那时夜里还经常过敲小钹的盲人，大概那也属于打击乐吧。算灵卦！我心想：怎么不先替你自己算算！还有过乞丐，至今我还记得一个乞丐叫得多么凄厉动人。他几乎全部用颤音。先挑高了嗓子喊行好的——老爷——太（哎 ） 太，过好一会儿，（好像饿得接不上气儿啦。） 才接下去用低音喊：有那剩饭——剩菜——赏我点儿吃吧！
四季叫卖的货色自然都不同。春天一到，卖大小金鱼儿的就该出来了，我对卖蛤蟆骨朵儿（未成形的幼蛙 ） 最有好感，一是我买得起，花上一个制钱，就往碗里捞上十来只；二是玩够了还能吞下去。我一直奇怪它们怎么没在我肚子里变成青蛙！一到夏天，西瓜和碎冰制成的雪花酪就上市了。秋天该卖树熟的秋海棠了。卖柿子的吆喝有简繁两种。简的只一声喝了蜜的大柿子。其实满够了。可那时小贩都想卖弄一下嗓门儿，所以有的卖柿子的不但词儿编得热闹，还卖弄一通唱腔。最起码也得像歌剧里那种半说半唱的道白。一到冬天，葫芦儿——刚蘸得就出场了。那时，北京比现下冷多了。我上学时鼻涕眼泪总冻成冰。只要兜里还有个制钱，一听烤白薯哇真热乎，就非买上一块不可。一路上既可以把那烫手的白薯揣在袖筒里取暖，到学校还可以拿出来大嚼一通。
叫卖实际上就是一种口头广告，所以也得变着法儿吸引顾客。比如卖一种用秫秸秆制成的玩具，就吆喝：小玩艺儿赛活的。有的吆喝告诉你制作的过程，如城厢里常卖的一种近似烧卖的吃食，就介绍得十分全面：蒸而又炸呀，油儿又白搭。面的包儿来，西葫芦的馅儿啊，蒸而又炸。也有简单些的，如卤煮喂，炸豆腐哟。有的借甲物形容乙物，如栗子味儿的白薯或萝卜赛过梨。葫芦儿——冰塔儿既简洁又生动，两个字就把葫芦（不管是山楂、荸荠还是山药豆的 ） 形容得晶莹可人。卖山里红（山楂 ） 的靠戏剧性来吸引人，就剩两挂啦。其实，他身上挂满了那用绳串起的紫红色果子。
有的小贩吆喝起来声音细而高，有的低而深沉。我怕听那种忽高忽低的，也许由于小时人家告诉我卖荷叶糕的是拍花子的——拐卖儿童的，我特别害怕。他先尖声尖气地喊一声一包糖来，然后放低至少八度，来一声荷叶糕。这么叫法的还有个卖荞麦皮的。
有一回他在我身后哟了一声，把我吓了个马趴。等我站起身来，他才用深厚的男低音唱出荞麦皮耶。
特别出色的是那种合辙押韵的吆喝。我在小说《邓山东》里写的那个卖炸食的确有其人，至于他替学生挨打，那纯是我瞎编的。有个卖萝卜的这么吆喝：又不糠来又不辣，两捆萝卜一个大。大就是一个铜板。甚至有的乞丐也油嘴滑舌地编起快板：老太太（那个 ）真行好，给个饽饽吃不了。东屋里瞧（那么 ） 西屋里看，没有饽饽赏碗饭。
现在北京城倒还剩一种吆喝，就是冰棍儿——三分啦。语气间像是五分的减成三分了。其实就是三分一根儿。可见这种带戏剧性的叫卖艺术并没失传。
四、昨 天
四十年代，有一回我问英国汉学家魏礼怎么不到中国走走，他无限怅惘地回答说：我想在心目中永远保持着唐代中国的形象。我说，中国可不能老当个古玩店。去秋我重访英伦，看到原来满是露天摊贩的剑桥市场，盖起纽约式的购物中心，失去了它固有的中古风貌，也颇有点不自在。继而一想，国家、城市，都得顺应时代，往前走，不能老当个古玩店。
为了避免看官误以为我在这儿大发怀古之幽思，还是先从大处儿说说北京的昨天吧，意思不外乎是温故而知新。
还是从我最熟悉的东城说起吧。拿东直门大街来说，当时马路也就现在四分之一那么宽，而且是土道，上面只薄薄铺了一层石头子儿，走起来真硌脚！碰上刮风，沙土能打得叫人睁不开眼。一下雨，我经常得趟着河回家。我们住的房还算好，只漏没塌，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可是只要下雨（记得有一年足足下了一个月 ） 家里和面的瓦盆，搪瓷脸盆，甚至尿盆就全得请出来。先是滴滴嗒嗒地漏，下大发了就哗哗地住下流。比我们更倒楣的还有的是呢，每回下雨就得塌几间，不用说，就得死几口子。
那时候动不动就戒严。城门关上了，街上不许走人。街上的路灯比香头亮不了多少，胡同里更是黑黢黢的。记得一回有个给人做活计的老太太，挎着一包袱棉花走道儿，一个歹人以为是皮袄，上去就抢。老太太不撒手。那家伙动了武，老太太没气儿啦。第二天就把那凶手的头砍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
看《龙须沟》看到安自来水那段，我最感动了。那时候平民只能吃井水，而且还分苦甜两种。比较过得去的，每天有水车给送到家门口。水车推起来还吱吱 地叫，倒挺好听的。我们家自己就钉了个小车，上头放两只煤油桶，自己去井台上拉，可也不能白拉。
这几年在北京不大看见掏粪的了。那时候除了住在东单牌楼一带的洋人和少数阔佬，差不多都得蹲茅坑，所以到处都过掏粪的。粪是人中宝。所以有粪霸，也有水霸，都各有划分地带，有时候也闹斗殴。
至于垃圾，满街都是，根本没有站。北京城有两个地名起得特别漂亮：一个是护国寺旁边的百花深处；一个是我上学必经的八宝坑。可笑的是，这两个地方那时堆的垃圾都特别多，所以走过时得捏着鼻子。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北京有电车了。起初只从北新桥开到东单。开的时候驾驶员一路还很有节奏地踩着脚铃，所以也叫叮当车。我头回坐，还是冰心大姐的小弟为楫请的。从北新桥上去没多会儿，就听旁边的人嘀咕：这要是一串电，眼睛还不瞎呀！我听了害起怕来。票买到东单，可我一到十二条就非下去不可。我一回想这件事心里就不对劲儿，因为这证明那时我胆儿有多么小！
五十年代为防细菌战，北京不许养狗了，真可我心意。小时候我早晨送羊奶，每次撂下奶瓶取走空瓶时，常挨狗咬。那阵子每逢去看人，拍完门先躲开，老怕有恶犬从里头扑出来。1945 年在德国看纳粹集中营的种种刑具时，对我最可怕的刑罚是用十八条狼犬活活把人扯成八瓣儿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