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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还在房后头咩咩地叫。偶尔还有犄角如地震似地撞在后墙上，撞在小蒋的心坎上。他的心飞到鹿儿身上。他感到不该走。他不能离开那大大碧蓝的眼睛，那稀疏的胡须。他不能离开鹿儿和它的同伴。
小蒋望着掌柜那尖削的脸，上面画着李头儿编造的坏话。再看看晃在门口儿那些探着的脑袋，仿佛都在说着：谁叫你不乖！
走吧，可是鹿儿呢？
他把声音放低了，恳求说：给我鹿儿，折了工钱好吗？
他放下了倔强的手，自己也担心这要求太突兀。
嘿嘿嘿……不等掌柜回答，门口儿的人给这痴呆的乡下佬招得忍不住笑了。小蒋恨不得咬下他们的耳朵。
他眼前蹿着无数的火星，愤怒，焦躁，绝望……
喝，凭什么？拿你妈来换！李头儿迎头替掌柜的回答了。
你——你说什么？小蒋眼前那些火星结成火团了，烧着他全身！他的耳朵在嗡嗡地乱响。一股不能抑制的气串到他的腿上，腾的一下就踢了起来，但并不曾踢着已有了防备的李头儿。
造反了！你——赶他出去！是掌柜和李头儿合起来的声音。
咩……
小蒋就在多少只趁愿，嬉笑或同情的眼睛下，给堵到车门口儿外头去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往事三瞥
语言是跟着生活走的。生活变了，有些词儿就失传了。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要是年纪还不到五十，又没在像东直门那样当年的贫民窟住过，他也未必说得出倒卧的意思。
乍看，多像陆军操典里的一种姿式。才不是呢！倒卧指的是在那苦难的年月里，特别是冬天，由于饥寒而倒毙北京街头的穷人。身上照例盖着半领破席头，等验尸官填个单子，就抬到城外乱葬岗子埋掉了事。
我上小学的时候，回家放下书包，有时会顺口说一声：今儿个＇ 北新 ＇ 桥头有个倒卧。那就像是说我看见树上有只麻雀那么习以为常。家里大人兴许会搭讪着问一声：老的还是少的？因为席头往往不够长，只盖到饿殍的胸部，下面的脚——甚至膝盖依然露在外面，所以不难从鞋和裤腿辨识出性别和年龄。那是我最早同死亡的接触。当时小心坎上常琢磨：把倒卧赶快抬到热炕上暖和暖和，喂上他几口什么，说不定还会活过来呢！记得曾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长者听，回答是：多那门子事，自找倒霉，活不过来得吃人命官司，活过来你养活下去呀！
难怪有的人一望到倒卧，就宁可绕几步走开。我一般也只是瞅上两眼，并不像有些孩子那么停下来。可是有一回我也挤在围观者中间了。因为席头里伸出的那部分从肤色到穿着（尽管破烂，而且沾着泥巴 ） 都不同寻常。从没见过腿上有那么密而长的毛毛，他脚上那双破靴子也挺奇怪。倒卧四周已经围了一圈人，一个叼烟袋锅子的老大爷叹了口气说：咳，
自个儿的家不呆，满世界乱撞！
不大工夫，验尸官来了。席头一揭开，我怔住了。这不正是我在东直门大街上常碰见的那个大鼻子吗：枯瘦的脸，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挂根链子，下面垂着个十字架。那件绛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个大窟窿，露着肉，腰间缠着根破绳子。
验尸官边填单子边念叨着：姓名——无，国籍——无；亲属——无。接着，两个汉子就把尸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门脸抬去。
那时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对他的来由却一无所知。
后来才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的那些王公贵族挟着细软纷纷逃到巴黎或维也纳去当寓公了，他们的司阍、园丁、厨子和仆奴糊里糊涂地也逃了出来。有些穷白俄就徒步穿过白茫茫的西伯利亚流落到中国，到了北京。由于东直门城根那时有一座蒜头式的东正教堂，有一簇举着蜡烛诵经的洋和尚，它就成了这些穷白俄的麦加。刚来时，肩上还搭着块挂毡什么的向路人兜售；渐渐地坐吃山空，就乞讨起来。这个大鼻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鼻子是在那两天之前的黎明，在羊管胡同的粥厂前面。像往日一样，天还漆黑我就给从热被窝里硬拽出来。屋子冷得像北极，被窝就像支在冰川上的一顶帐篷，难怪越是往外拽，我越往里钻。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终于还得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裳。那时候胡同里没路灯。于是，就摸着黑，嚓嚓嚓地朝粥厂走去。那一带靠打粥来贴补的人家有的是。黑咕隆咚的，脚底下又滑。一路上只听见盆碗磕碰的响声。
粥厂在羊管胡同一块敞地的左端。我同家人一道各挟着个盆子站在队伍里。队伍已经很长了，可粥厂两扇大门还紧闭着，要等天亮才开。
1921 年冬天的北京，寒风冷得能把鼻涕眼泪都冻成冰。衣不蔽体的人们一个个跺着脚，搓着手，嘴里嘶嘶着；老的不住声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来。
最担心的是队伍长了。因为粥反正只那么多，放粥的一见人多，就一个劲儿往里兑水。随着天色由漆黑变成暗灰，不断有人回过头来看看后尾儿有多长。
就在两天前的拂晓，我听到后边吵嚷起来了。大鼻子混进来啦！中国人还不够打的，你滚出去！接着又听到一个声音：让老头子排着吧，我宁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种取暖的办法。
天亮了，粥厂的大门打开了。人们热切地朝前移动。这时，我回过头来，看到大鼻子垂着头，挟了个食盒，依依不舍地从队伍里退出来，朝东正教堂的方向踱去。他边走边用袖子擦着鼻涕眼泪，时而朝我们望望，眼神里有妒忌，有怨忿，说不定也有悔恨——
1939 年 9 月初。
法国邮轮让 · 拉博德号在新加坡停泊两个小时加完水之后，就开始了它横渡印度洋 6000 海里的漫长航程。离赤道那么近，阳光是烫人的。海面像一匹无边无际的蓝绸子，闪着银色的光亮。时而飞鱼成群，绕着船头展翅嬉戏。
船是在欧战爆发的前一天从九龙启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欧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号开到西贡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这条船从新埠开出后，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国餐馆当厨师的山东人和一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餐厅为了省事，就让我们也到头等舱去用饭。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华邮轮的餐厅理应充满欢乐的气氛。侍者砰砰开着香槟酒，桌面上摆满佳肴和各色果品。随着悦耳的乐声，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间如有位女高音，说不定还会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这是一条阴沉的船，船上载的净是些愁眉苦脸的人。在餐桌上，他们有时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猪肝还是牛排，因为他们全神几乎都贯注在扩音器上，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母亲法兰西的战争部署：巴黎实行灯火管制了，征兵的条例公布了——是的，这是对大部分男乘客切肤的事，因为船一靠码头，他们就得分头去报到，然后，换上军装，进入马奇诺阵线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恼：得忍受空袭，物资的短缺，守着空帏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说：亲爱的，那是胡椒面！他正要把小瓶瓶当作糖往咖啡杯里倒。
正因为大家这么忧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抱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 9 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在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说：他们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我天天盼！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 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4 4 4。
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我爸爸吗？
（他猴子般地耸了耸肩头，然后摊开双手。） 不知道。
他也许是个美国水兵，也许是个挪威商人。反正我是无国籍。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
怎么变法？他肯于这么推心置腹，使我感动了。于是，对他也同情起来。
平常时期？没门儿。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男人。他们得召雇佣兵。所以，（他用一条腿作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 我的运气就来了。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印度洋上的万顷波涛，摹想着他——一个无国籍的青年，戴着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守候着。要是征求敢死队，他准头一个去报名，争取立个功。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 1949 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
其实，头一年这个选择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后，正当我急于离开上海之际，剑桥给我来了一封信：大学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当时我已参加了作为报纸起义前奏的学习会，政治上从一团漆黑开始瞥见了一线曙光。同时，在国外漂泊了七年，实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杨刚的鼓励下，就写信回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