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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翻讲义，偶然翻出几张新弄到的大清帝国邮票。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上来。为了怕引起先生注意，我赶忙把它藏起，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眉间带点苦相的脸。他自觉冒失，就向我点点头，表示歉意。
这人姓赵，去年才转学来的。哪个同学也不理他，他也不理别人。除了这门，我们每礼拜几何学也邻座。晚上自修他在我前头三行，好 像是 75 号。按说该认得，可是他嘴唇连动都懒得动，我凭什么跟这没人理的打招呼？活着不痛痛快快的，整天愁眉苦脸，像是打了闷头 官司似的。我最不爱看人苦相。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挟着球拍，高高兴兴地玩。这人可不。我们在操场踢球，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兀自沿着校园南墙一行小松树走。在班上，两眼常发呆。要是教员突然问到他，他总是抓耳挠腮，不摸头绪。有时，
他在课本的天头乱画。他不像我，爱偷偷给先生画像；他总写字。先写成双钩，又描成立体，然后填成黑字，终于涂成一个大大黑团。我从不睬他的瞎闹。有一回不经意地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头两个好像是什么誓死。
第二次上植物班，可巧我们都到得早一点。这人在我耳边用沉重而低微的声音问：你干啥留那东西？这辽宁的口音逗得我直笑。我答了一句：玩玩罢咧。他偏过身子去，半叹息半哼哧地来了一声：玩玩，那么一大片土地都玩丢了。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可是老师随着铃声进来了。
我不好再追问下去，可是我不服。
那天下午我在第三宿舍的楼梯上又遇到他了。还是那么乱蓬蓬的头发，穿着件破旧的黑学生装，脚下趿拉着一双残旧得不成样子了的拖鞋，在捧着一份天津的报纸看。瞅见了我，苦笑了一声，就又一面看，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茫然地向楼上走。
我追上了这人，问他：什么一大片土地给玩丢了，谁玩丢了的？他把视线由报纸移到我的鼻尖上，又哼了一声，就把报纸向我身边一抖，指给我一行黑字看。不是我注意的体育栏，也不是电影广告；是在头一版，印着溥什么要称帝的话。
我眼珠一转。这不是又多了一国的邮票吗？就把手搭在他肩上，问他有没有邮票给我。他好像生了我的气似的，用鄙夷的语气由鼻子里哼出：邮票多着呢。
啊，我听了高兴得真是不知怎么好。多，那为什么不给我？可是这人撑着一大张报纸，丢了魂似地向楼上逃。
我懂得这是我的运气上了门。我蹑手蹑脚地跟在他后面。等他回身摸钥匙的时候，才发现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就一面把报纸向胁下夹，一面用敷衍的口气说：进来坐坐。
这人敢情也懂得客气。我就吹着哨，抬头看了看那34的房牌，蹦了进去。
这屋子一点也不好，墙上没有半张明星的像片。墙周围用图钉按满了一些乱写的字。陡然一堆红色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贴在书架上端的一张空白的地图，图的一角涂了一些挺难看的红颜色。我说难看，并不委屈它。比方说，要红得像杨梅吧，看看也还有点儿甜味儿；或者索性弄成粉红色，像女孩子的脸蛋，多开心呀。他染的偏偏是那么紫红，像猪血似的。呕，并且还在地图旁边写了四个字。这字我认得的，是上上期《良友》第一页印的还我山河，我还记得那是《精忠报国》里岳飞写的呢。
他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我是满心盼着他给我邮票，好跑回去安插。
这人真懒，床也不叠，枕头底下压着几本书。露着面儿的一本，似乎是《日本帝国主义……》什么史。反正又是那套，腻死了。
我简直坐不住。我问：邮票呢？
他怅惘地看了我一眼，说：咱们都快当亡国奴了。
这话我不懂。干么非骂人一句才拿出来呢？
他摸了摸桌上的白茶壶的肚，预备要倒茶给我喝。我忽然看到抽屉缝露着一个信封的角，就马上扯了出来。咳，欠资！不，翻过来有着一张新奇的邮票。起初我以为是日本的，因为颜色也那么淡，样子也那么雅——也那么缺少大陆的浑厚。仔细一看，在一座塔的上面印着满洲国三个字。嘿，这不是新成立的满洲国吗？这个我没有。我敢发誓我没有这个。我笑了。我抬起头来，用极动人的语调向他乞求：我可以撕下来吗？这宣纸信封不会撕破的。
那人像中了一箭的野禽似地，又懊丧地皱起眉来，说：要那气死人的东西干啥？
好，我用处大着呢！我又马上改了口风。是的，没用，更可以送我喽。
你们这些人——他端详了我一下，又勉强地挤出来一声苦笑，才说：拿去吧。要，有的是。
我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撕了下来，一点都没有撕破，信封也还完整。
头一回若是给人扯得一塌糊涂，下回就该碰钉子了。
于是，我又嘱咐了他一阵：再有，可别给别人。向他道了一声谢谢，才一溜烟跑下了楼。
好，那最初送我邮票的孩子一看见就非跟我要不可。据他说，这比外国的还难得。经他这么一说，我可就不肯给了。气得他咒我忘恩负义。我忍了这口气，把瑞士的那张揭了下来，把这张补了上去。
从此，我知道了这位愁眉苦脸的人是有着一件宝贝的。上课时，我常偷偷递给他一块巧克力或口香糖，可是每次他都不大甘心伸手来接，接过去也没见他吃，好像只是为了不愿得罪我这个唯一与他往来的人才收下的。但一种感激的心情还促使我不断地给。有时还用臂肘顶他一下，向他开阖一下嘴唇，催着他快吃。可是他总显得那么可怜，那么狼狈。生活像有着填不满的坑，照不掉的魑影。他总不睬我。
不理我没关系，横竖他有了邮票总不忘记给我。他一共给过我三张：一张我自己贴上，一张跟白罗汉换了七张西班牙的，两张葡萄牙的。最近这张我还留着等行市呢。孟家二少出过两张法国航空，三张意大利的，可是我不干。我非逼他把那张全国运动会的纪念邮票拿出不可。他说了，要命也不撒手。
那天下晚学，我又由乒乓室跑去找老赵。獾似地窜进了第三宿舍，一直就奔到 34 号来。我重重地揍了一下门，没等答应就闯了进去。嘿，这家伙用被缠紧了全身，大白天睡起觉来了。我想由底下搔他脚心。又想，这假君子，惹不得。可是他连脑袋都包得挺紧。我就伏在那自缚的口袋嘴处认真地喊了一声：老赵。他还装着玩儿。我敢打赌他没睡着。我进来时还看见他脚动呢。我又喊，他仍不理。
这是他自作孽，我可就不客气了。于是，我就施展竹篓里捉螃蟹的办法，用手向被筒隙处用力钻。滚热滚热的，刺刺的头发扎得我的胳膊直痒。我摸着脑门了。那道眉似乎比平日皱得还紧。往下摸，啊，摸得手指都湿湿的了。
怎么，这么大个子哭啦？我得哄哄他，我专会哄人。
于是，我给他吹我最拿手的哨子。吹的是《璇宫艳史》里的曲子。
可是，我手掌上湿润的泪，竟堵住了我的嗓子，僵住了我的唇。我愈吹愈吹不下去了。
我蹲下，蹲在他的床头。
这时候，我伸进热被筒的手，已给另一只手握着了，握得紧紧的。
我嗅到一股人体特有的气味。
陡然，他露出了头！啊，两只红肿的眼睛。我怕——可是我本能地抽出雯妹绣的绸手绢，替他拭那拭不尽的泪水。
也许他不惯受人哄，腾的一下就坐了起来。两只前露姜芽后露鸭蛋的脚就光赤地踏在地板上。
他推开我那香香的手绢，说：朋友，咱们要分别了。
什么，走？我马上就用力握着他的汗手。
他用瘦削污黑的指头，在披散的头发间穿来穿去。然后光着脚走到抽屉那里，扯出一封印着吉林下款的信封，交给了我。
揭吧，这是你最后的一张！
可是，唉，攫住我心的倒不是那张邮票了。把信丢在桌边，我又去抓他那缩了回去的手。
可是，你干么要走？
干么！我要当亡国奴去了！由他那呆呆的视线，咬牙切齿的神情，可以见得出他是怀着无限愤懑的。
我这时才对他的家事发生兴趣。但无论我问什么，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摇头。终于，他求我先走出去，让他静一下。约好今天晚上自修完了和他散散步，算是个临别纪念。
我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罗汉还直追着我问：要了几张？还是四分的吗？我用鄙夷一个无心肝人的眼色瞅他，并把空手张给他看，给他碰了个钉子。他嬉皮笑脸地说：窄心眼儿，急命鬼。人家今儿个没有，不会等明儿个？就由裤袋子里掏出他的口琴，随吹随跳地跑了。
晚上自修，我总看不下书去。看到 75 号椅子空空的，桌上照例摆的砚台也不见了。我就像生活里丢了一件平时不注意、而如今感到颇可留恋的东西似地那么愕然。我没心算代数，只在算草上描了许多 誓死、誓死。看堂的刘老师一走近，我就马上翻翻手边的书，作作样子。及至他踱了过去，我望着这弹压者的背影，感到异常的厌恶。
我等老柴摇铃，偏偏这老头子今儿晚上又打了盹。后面的兵营都已吹起那悠长而低弱的催眠号。我终于忍不住了，就托辞肚子痛，跟刘老师告了假，一直跑向第三宿舍。
宿舍这时漆黑寂静。可是在楼下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一种哧哧地勒绳子和搬东西的声音。我带着一种预期的惊愕，登上第三宿舍的楼梯。34 号里正有着咕咚咚的响声。
拉开门一看，呵，墙上那些字纸已经撕个干净，书架上堆的净是破鞋和脸盆。一个亮光光的秃头，正屈着腰，在那里捆一个柳条箱呢。我不知该喊还是该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