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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里，都以北大为旗帜，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优秀的年轻人仍蜂拥而来，因为中国的大学比国营企业更为顽固和拒绝改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学生扩招为大学带来大跃进式的风潮，人人都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却忘记了大学的基本理念。即使在战时，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仍在相信“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2000年毕业之后，我已很少回到校园。社会上关于北大的消息一直没有中断过，我听到了卖猪肉、卖糖葫芦的北大学生，听到了那场轰动一时、却似乎无疾而终的改革，最近的消息是北大拒绝让那些小学生前来参观，她准备关闭校门，她还和一位著名数学家发生了争吵、却又提不出值得信赖的反驳，她不满于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打乱了她自己的招生计划……像是一个任性、傲慢，却又缺乏竞争能力的孩子，神形又是如此的老态龙钟。
1992年拆除的南墙又重新建好，校园的东北角矗立着太平洋电脑城，那里面闹哄哄的景象令人烦躁。在和隔壁的清华大学一起叫嚷着要成为斯坦福大学，将中关村塑造成硅谷多年之后，此地仍是小商小贩的天下。
如果没有伟大的大学，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都缺乏反省精神，缺乏对于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这个国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方向感吗？
我们尊敬的北大，是那个作为思想的实验场，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为新知识的探索者，作为高级的精神生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的北大。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北大精神早已走向封闭，很多年以来，我们依靠不断重复回忆来欺骗自己我们与这股伟大传统依然相连。
别人的生活“像约瑟夫一样生活”，在经过南京市中心时，我被眼前的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吓住了，这是一幢名叫“约瑟夫公寓”的地产项目，除去它是一个英文名字，我不知道约瑟夫是谁又代表什么，广告上的画面提醒我，那是那种欧洲电影里一样的生活；在一个降着小雨的下午，我在唐山碰到了“贝弗利山庄”，广告板上，那个珠光宝气的女士正在喝一杯咖啡；我北京家的对面是“哈佛馆”，在每天上班路上，我看到接连不断的“澳洲女人”别墅，格林小镇，或是东方银座……我不断在那种昂贵、色彩鲜艳的广告牌上，看到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西方面孔，他们配带着假发拄着手仗，或牵着一匹马，挥动高尔夫球杆。
我甚至发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洗浴中心名叫塞纳河，心中暗想海明威此刻是否正泡在其中。似乎中国每一座城市都出现了“曼哈顿”，一位成都的朋友告诉我，一幢“格林威治”公寓树立在他家的对面，而一个新社区干脆起名叫“摩卡。筑”，只因为摩卡的咖啡香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
我还看到了数不清的这样的形象，标榜是正宗东方特色的太湖珍珠是佩带在一个金发碧眼姑娘的脖子上，一个百分之百的温州产的西装，一定要套在一个头发卷曲、高鼻梁、蓝眼睛小伙子身上，品牌的名字则是某个英文单词蹩脚的中文翻译…
…北京、上海、广州的商业中心区，那些穿戴时髦、自认为是精英的男男女女们，相互叫着“Stephen”、“Kelly”、“Jerry”，以至于我在一家公司工作4年，仍不知道对面那个女孩子的中文名字，因为人人都只知道叫她Dorothy，这一切就像是钱钟书的《围城》中那位Jimmy Zhang的翻版。
在短暂的新闻生涯里，我不断地听到那些雄心勃勃的记者与编辑说，我们要做“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纽约时报》”，那些时尚杂志永远在谈论的是“纽约流行什么”、“米兰流行什么”；在谈到一位中国名人时，我们会说，她是“中国的奥普拉”、“中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中国的杰克。韦尔奇”。甚至一些最富盛名的机构，都难逃此运，一位北大学生或说自己的学校就像是“中国的哈佛”，清华则变成“中国的MIT”……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习以为常的景观。我的国家一方面看起来信心十足，她兴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修建了一条非凡的铁路通往西藏，将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向全球供应衣服、鞋帽、电视机，令全球的石油、钢材的价格上涨，她的人民成群结队地到巴黎、纽约大肆购物；另一方面却似乎永远缺乏信心，她的坐标系是别人提供的，她需要别人的赞扬、别人的肯定，在北京电视台播放的一则迎接奥运会的电视广告上，不断出现的是美国的、欧洲的、非洲的、大洋洲的面孔，似乎只有让他们微笑了，北京才是值得赞扬的城市。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国家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推入现代世界的迟到者，她步伐慌乱，她把中山装换成了西装，用Michael Wang取代了王有才，早餐上吃的是橙汁、火腿而不是豆浆、油条，从胡同、弄堂搬进了“东方曼哈顿”……她总是想模仿别人，却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
但她自己的生活又是什么？那些一心要恢复传统文化、试图复苏古老典籍的人显然是错了，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大学》与《论语》的确并不一定比莎士比亚的名言更亲切。文化传统从来就不是僵死的，它不断变化，接纳新元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她消费外来的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甚至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与20世纪初的俄国……
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模仿与消费之后，我们必须试图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也不是对于现在自身状况的自满，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变时，这种充斥着痛苦与喜悦的生活自身是具有的意义的，在其中挣扎与不屈的真实面孔是有富有魅力的。我们住的那幢现代风格的公寓可以仍然是关东店一号，而不必叫“新城国际”；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报道中国的真实生活，而不必要等《美国国家地理》和《Discovery Channel》告诉我们，中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坦诚地承认，我们在精神世界上的匮乏，在心理上的慌乱。只有通过诚实地面对这种匮乏与慌乱，我们才可能寻找自己的方向。即使，我们用了那么多别人的名词与概念来武装自己，或者逃避其中，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别人。我们穿着那个欧洲小伙子所穿的西装，住进了格林威治，每天都喝摩卡，但别忘你仍是你自己，仍有着你自己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在这些真实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到来时，那些从别人手中借用的标签显得是多么荒唐。
傲慢与偏见陈毅聪双唇紧闭，神情忧伤，站在2002年8月1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上，用红框圈起的“IN COURT”图章印正好印在他灰色衬衣上，衬衣下是明显单薄的身体。他住在北京东郊的一间简朴的房间里，家中惟一的电器是海尔沐浴电热器。“像我这样的人，又能有多大影响力呢？”陈毅聪向《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抱怨。此刻，他家中的电热水器的生产者、中国最令人尊敬的公司海尔集团将他推向法庭，后者相信这个25岁的年轻人在网上写作、并被一些杂志转载的一篇文章，“诽谤”了自己的声誉，勒令在网络上删除这篇文章，收回转载这篇文章的杂志，并向他索赔30万元。
我记得那天的愤怒。那时我刚进入新闻业，满脑子是鲍勃。伍德沃德、卡尔。
伯恩斯坦的水门事件，林肯。
斯蒂芬斯的揭黑新闻式的光荣梦想，年轻的小伙子们敢于挑战最高政治权威、商业托拉斯，他们的报社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这一边。一个美妙的社会不正是这样运转的吗？没有人拥有绝对权力，政治权力、商业力量与新闻舆论彼此制衡，相互令对方不安；如果一切难以制裁，那么最高法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仲裁者。我喜欢埃德蒙。柏克那个著名的观点：自由是什么？它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彼此制衡时下面留出的那片空间。
陈毅聪看起来不像个浪漫主义的挑战者，他的文章本身也缺乏任何特殊之处，所有材料都选自公开的资料，只不过他将这些公开材料赋予了某种疑问色彩——海尔是否像它在外人面前呈现的那样光芒四射。这桩被广泛讨论的诉讼案最终不了了之。开庭前，海尔撤回了诉讼，陈毅聪成为了勉强而短暂的英雄——大卫无意中挑战了哥利亚，最终还得以全身而退。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陈毅聪与海尔的故事。4年的记者生涯之后，我头脑中那些新闻业的浪漫色彩日渐消退。那些相信自己是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似乎都命运多舛，那些比陈毅聪更有专业精神的职业记者，在尝试了几次令人赞叹的调查性报道之后，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被调查者对他们的限制明显增加，另一方面蜂拥而来的有冤屈的公众将他们视作一个权力中心，纷纷向他们求援……
而且，法律似乎突然焕发了一种意外的生机，那些被新闻记者提及的政府官员、或是商人，突然言之凿凿地用一种新的语言来为自己辩解——你不要乱讲，我可以在法庭上告你。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肖像、他们一直并不在意的名誉，突然间变得神圣非凡，他们要拼死捍卫。而面对控告的新闻记者，却似乎找不到对应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对于很多记者而言，只要将他们的目光从这条充满压力的荆棘路上偏转开，就可以看到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