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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秦淮河尽头，飘散着浓烈的臭味，夫子庙码头，霓虹灯闪烁，读书人在北岸的贡院里考试，探求安邦之道，而南岸则是烟花之地。400年前，即使在南明王朝覆灭前夕，这里的狂欢也未中断。距离夫子庙500米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东王府，1856年一场血腥屠杀便发生于此……
种种彼此矛盾的现象，总是在这个国家共存，所有看似激烈的灾难、变革，很快被日常生活的惰性所吞噬与抚平。每代领导人都面临着孙中山式的尴尬，在他演讲80年之后，中国人仍习惯性地随地吐痰，这个国家一方面看起来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则毫无变化。每代政治领导人都想开创一个新时代，却往往发现他们更多受困于漫长的传统。倘若南京要寻找自己的特性，倒是它的政治传统与日常生活间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国人的认同焦虑将过去30年的中国人描绘成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从大寨时代人转为互联网时代人，这种描绘富有戏剧性，却无助于了解真相。即使在全民崇尚经商的时代，中国人也不仅是消费动物。
我们的车第二次穿越北京东四的八条胡同时，我深感不安。正值盛夏夜晚，居民们拥挤在胡同的大排档里，喝啤酒，打牌，为家常琐事和国际局势争论，感慨社会之风的堕落……在狭窄的、夜色下才特有的放松感的胡同里，穿行的汽车像是不速之客，人们不情愿地挪动身体，冷漠、厌烦地看着它的经过。
我深知被人打扰的不悦。在北京，生活总是轻易地被扰乱。一觉醒来，你门口平整的马路已被挖开；经过安定门时，你熟悉的那片民宅突然变成了一片废墟，一阵风吹过，扬起漫天尘土；夜晚11点时，西直门却仍在堵车——前方突然要施工了……汽车喇叭声、工地打桩声，一直伴随着你，如果你早晨8点钟坐着直升飞机在北京上空巡视，会发现这座林语堂眼中与巴黎并列的世界最迷人的古老都市，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停车场和一个昼夜不停的工地。它还非常脆弱，一场不大不小的雷阵雨，就可能让全城瘫痪，一场政治会议的召开，就能让当地人怨声载道。
我无意描绘所有大城市的通病，但挫折感与焦虑感确是北京日益显著的特征。
与这些焦虑相伴随的是那种无法描绘的亢奋。那些纷纷以“财富中心”冠名的钢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楼表现了这种兴奋感，北京是各种建筑师的实验场，你可以把天安门旁的国家大剧院修成一个巨蛋，可以在一座直线条的高楼上加一中式阁楼，你还可以在交通最拥挤的地段，毫不照顾未来，修建一座新的摩天大楼，将更多的人引向这里。城市里到处是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与口号，就连防火、防盗也似乎与这一体育赛事有关，它像是这座城市的强心剂，所有的紧张、混乱，都可暂时遗忘。
两次穿越东四的八条胡同，是为了寻找一家酒吧。我们最终在六条找到了它，紧邻一间公共厕所。没有门牌，要敲门上的铜环，才会有人来开门。
北京充满了这些莫名其妙的地方，这城市最时髦的人，喜欢在故宫旁建餐厅，在中南海旁边的小巷里开酒吧。北京充满了历史的碎片与隐喻，如今，它们都毫无障碍地转化成消费主义的工具。
酒吧是个小四合院。院子中间有窄小的通道走下去，那是林彪修建的防空洞，在那个中国人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的年代。房间里挂着革命年代的油画，茶几上陈列着1969年的《北京日报》，而那四把沙发则是“决策椅”——据说是林彪、彭德怀、陈毅、聂荣榛都喜欢在这里抽烟。房间里那种政治气氛扑面而来，因为连酒单上鸡尾酒的名字都是“林彪撞机”、“长征”、“黑猫白猫”，它们分别是蓝色的、红色与黑白混合色的。
坐在“决策椅”上，喝“长征”、读“农业学大寨”的新闻报道……在一丝新奇之后，我开始觉得不舒服，这种感觉像是第一次进入香港旧中国银行大楼上的中国。在被称作资本主义心脏的香港中环，你却突然被毛泽东像章、周恩来黑白照片和身穿类似1950年代中国警察服装的白色工作服却说一口粤语的服务生包围了……
在走廊上还挂着中国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主题大多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解构。
这种气氛为什么让我不安？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自己的表现迷惑不解。眼前充满了类似的东西。《时代》杂志的封面上，那些充满了革命年代气息的工农兵被置换成拿着手机、穿超短裙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在发动新的“文化革命”吗？在德国汉堡一条小街上，一家中国人开的面馆上挂着一个留着长辫子的清朝人，嘴巴不雅观地咧开着；在北京789艺术家群落里，我不断看到“无产阶级”、“后毛泽东时代”、“革命”这些概念的衍生与再解释；在电视屏幕上，我们不断看到经济学家这样说“中国进行着一场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在读亚马蒂亚。森的新书《身份与暴力》时，我才突然意识到那种不安是什么。在伦敦地铁爆炸一周年时，人们发现在灾难一年之后，英国社会试图提高穆斯林居民和当地融合度的努力基本宣告失败。森说，人们总是倾向于认定穆斯林管理穆斯林，犹太的社会领袖领导犹太人，而它导致的结果是，它只是强调了人们的宗教身份认同感，却没有社会、政治上的认同感。人是复杂的，他有多重的身份认定，过份强调其中一点，忽略其他，总会导致理解上的单一与粗暴，试图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涵盖它原由的丰富性。
即使在千百万人都手握红宝书时，中国人也有不同的隐秘情感；即使在人人经商的时刻，中国人也不仅仅只是消费动物……在过去30年里，我们要么用6亿无产阶级，或是13亿人的市场，来形容中国，甚至中国人自己都这样看待问题。中国人要么只有政治身份，要么只有经济身份，如果推回到19世纪，那么中国人又只是一个被传统束缚的形象，似乎只有拥有过去，而没有未来……
对于单一身份的强调，忽略了文化的韧性和丰富。将过去30年的中国人描绘成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从大寨时代人转变为互联网时代人，这种描绘富有戏剧感，却无助于了解真相。中国人一直具有一种足以化解灾难、吸纳新冲击的生命力，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下，一种始终流动的力量，似乎从未中断过。
破旧的胡同旁建立了崭新的高楼，老北京人散步的后海，变成了纸醉金迷的酒吧。周围变化得太快，以至于你不知道该以何种心态来迎接这些改变，广告牌、电视屏幕，报纸专栏，都在提醒每一个人，如何迅速抛弃昨天，拥抱明天，人们为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喜悦与焦虑。我们为自己设计出各种新形象，却仍在为那个简单的命题而困扰：“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抱怨了那种简单的身份解读，却不知道如何提供那些足以令人心服的新解读。
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1998年5月4日的北大，像是一场盛大的、期盼已久的游园会。当时我是一名三年级学生，住在28楼的105室，刚刚7点钟，就被吵闹声惊醒。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新闻事件，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所大学和她的国家的命运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使在世界历史上都少有例证。
我记得那天的奇特感受，那种混合着骄傲和不安嘲讽的心理。几个月前，北大南门矗立了设计简陋的倒计时牌，告诉你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就是她100年的庆祝，它是天安门广场上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牌拙劣的仿制品。报纸上充斥了这样的消息，欧美校友包专机从海外归来，南方校友在深圳包了专列返回母校，中国铁路史上从未有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校园里拥挤了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校友，从西南联大时期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到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但他们似乎不是这一事件的主角。庆祝的典礼不是北大校园里进行，而是人民大会堂。那些从各系挑选的学生代表，在那里迎接这场庆祝的高潮——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演讲。
和政治含义同样显著的，还有它的商业味道。学校里盒饭和各种纪念品的兜售，使校园像是一个大型的市场，出版商与电视台不断地推出与北大相关的产品，但是当我试图寻找一本完整的关于北大历史著作或影像作品时，却毫无收获。我们还被不断告知，因为这场庆典，学校又收到了多少捐款，它将用于修建多少层的高楼。
这一切和那个令一代代人念念不忘的北大没有什么关系。每一个入学的青年，都曾经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原则带来的群星灿烂的年代憧憬不已，每个北大人都为鲁迅的名言激动：“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但是念来念去，我们所有的感慨与追忆都发生在1917－1929年那个短暂的时代。
辉煌的西南联大时代的似乎更是清华大学的产物，而在混乱的“文革”年代，北大的表现或许更令人汗颜。在一个被普遍视作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的80年代，北大的性格没有那么鲜明，那个年代公认的知识领袖来自于其他大学与机构。以至于在风靡一时《北大往事》时，我们被打动的是年轻人嘻笑怒骂式的琐碎追忆，而不是某种更崇高和富有创建性的品格。甚至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燕园，也是司徒雷登的遗产。
90年代的北大时光是暗淡的。北大在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
拆了南墙，不是为了以大学独特的精神去影响社会，而是变成了社会风尚的俘虏。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