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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中拥有与清教伦理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政治动荡和缺乏法律保障妨碍了这种精神的自由生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些被租借的口岸反而孕育了中国人商业的繁荣，因为那个掠夺性的政权在此止步了。
价值的真空
你对未来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不断询问碰到的每一个人。
除去那些陈词滥调的答案，金融体系、三农问题、环境污染，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忧虑：中国该如何承担道德与精神崩溃的后果？
人们往往迷恋“现在”，却往往不知“现在”大部分都是由过去决定的。这种判断尤其适合中国，造就中国种种复杂的现象的原因，是她过份悠长的历史和宽阔的疆域，和长期以来面临的根本困境——人口太多，资源太少。中国人发明了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困境。
看看《北华捷报》在1868年的情绪和章家敦所谈论的《中国即将崩溃》有多么相似，这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写道：“什么是保持中华帝国完整的力量？……
每年都预期它会灭亡……（然而），在麦基洗德（《旧约》中的人物）的时代就充满活力的帝国还可以比所有成长中的年轻国家存活得要久，并且当所有的欧洲之国和君权被打倒摧毁时，仍然保持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力。目前，什么是在那个地方把广大不调和的领地结合于一体的纽带呢？”
这个纽带是她的文化与道德。传统的中国拥有一种罕见的包容性文化特质，尽管它不能像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清教伦理”那样催生出现代资本主义，却使中国在种种挑战前反应迟钝却最终总是战胜了挑战。蒙古人的入侵、满族人的入侵，不都最终融化在一个更大的中国传统中了吗？流散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只是在中国被同化了。
但这种文化上的独特气质在今天的中国已几乎消逝殆尽。多年的运动，早已铲除了人们与传统中国的联系，甚至摧毁了整个中国的精神世界，而过去25年的市场改革在造就繁荣的同时，也毫不约束地释放了市场力量中残酷的一面。所以，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处于两种力量的夹击之中——后极权主义与过度商业化，前者造就谎言与欺骗，而后者则描述一切非物质的东西。利润，如今变成了连接这个国家的纽带，看看今天中国人信仰的庸俗哲学吧：一切都是利益驱动的，一切现象都可以通过利益来解释。
我们修建了海拔最高的铁路，最大规模的水坝，催生了历史上最壮观的城市化进程……与图纸上的辉煌，计算机屏幕上模拟的景象，统计数字上的简单明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感想却是不同的。
为了这些巨大的变革，我们进行一笔过份苛刻的交易——我们放弃了太多的个人尊严、道德勇气与价值原则。而这些才是赋予我们生活意义，也是保持我们生命力的东西。
试图恢复所有的旧价值观、道德系统，既愚蠢，更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了现在。但是从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并为它赋予新的涵义，却是可能的，而且它变得如此迫在眉睫。
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没有遭遇到强有力的外敌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永远处于和平的状态。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是，当我们的国家再次面临突如其来的外力时，我们涣散的精神、没有底限的道德与真空的文化状态，将怎样来面对这种挑战。
一个乐观主义者
文明就像是一条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奋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创作雕塑。
——威尔。杜兰特
“我们为什么要谈论黑暗面，做这事的人已经够多了。”约翰。奈斯比特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他和我隔桌相对，喝一杯冰块已经融化的冰水，窗外是长安街，汽车正拥堵在十字路口，那座叫柏悦居的昂贵公寓楼仍在修建，据说它的价格一直在涨，高层的住户们可以直接呼吸到北京肮脏的空气。
他黑色长袖衫上套一件外套，腮上的发白胡须与浅色头发连成一片。但是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78岁，我猜没人能想到他出生在大萧条的那一年，与沃伦。巴菲特同岁。我突然觉得他们在气质上似乎都有类似之处，他们都来自于中西部的美国小城，终身信奉一套简单的价值观，一直被一种天性的乐观情绪鼓舞着。
过去的五年，我也算是见过了不少给商业、政治世界乃至人类历史开药方的“巫师”了，最近两次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前者刚刚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重大发现“世界是平的”之后，最近又出版了新书，认定“环保力量正在成为决定全球历史的新力量”；后者则在上海静安寺公园里对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上全世界最好的，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
约翰。奈斯比特算是“巫医”的前辈。他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与阿尔文。托夫勒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和1973年的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未来学的奠基之作。当然，他们三者完全不同，贝尔是真正的知识上的巨人，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洞见从属于那个更古老的欧洲传统；托夫勒没那么深刻，他对变化的敏感却弥补了这一点；至于奈斯比特，他则更接近于公众的趣味，他知道如何将杂乱无章的信息拼接在一起，然后用动情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讲出来，然后再创造一些朗朗上口的新词汇，人们喜欢听他的演讲更甚于他的著作，因为它传递的不是思想而是概念，他不求让你真的可以展开独立思考，而是让你有着“原来如此”的顿悟的快感。人们很难成为丹尼尔。贝尔的追随者，却可以轻易加入约翰。奈斯比特拥趸的行列，前者进行的是高密度的智力探索，后者提供的则是令人舒畅的心理按摩，他总是把世界描绘得更乐观，更充满希望。
我是带着偏见来见约翰。
奈斯比特的。我刚刚翻阅过的他新著《定见》（Mindset）的中文版，除去再次肯定一些早已流行多年、似是而非的口号，他对于欧洲、中国、文化变迁的分析简直就是陈词滥调。但他的确曾经代表过一个时代的知识风尚，我记得父亲书柜里摆放的那本印刷粗糙的《大趋势》，80年代时，它像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那样影响巨大，它们都是被封闭多年的中国人对信息与思想渴求的象征。
我想问问他对于正在变化世界的忧虑，但他的反问却为谈话定下了基调，他要谈是机会与希望，而不是挑战和没头脑的吓人预言。我们谈到了全球变暖，他提醒我去读一读1975年的畅销书《全球性变冷：又一个冰川的来年？我们能够渡过这一关吗？》；我们谈到了“9。11”之后的全球恐怖主义，他却说显然这被夸大了，现在比冷战时期安全得多……
我们的话题自然回到了中国，我们坐在的中国大饭店曾经是北京现代化的象征，而现在窗外正在大兴的土木则让它黯然失色。他做出了这个比喻：“生活在鱼缸里的鱼可能并不知道鱼缸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旁观者可能知道整体感，却又没有生活在其中的真实感受。”对于一个1972年来到中国、放眼望去都是“破旧的房屋：看着晾在窗外的灰色衣服和满街的中山装”的旁观者来说，过去30多年的变化的确触目惊心，除去欢呼奇迹，还能表达什么样的情绪？
奈斯比特的鱼缸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做出的另一个比喻，中国的发展就像是一块奶酪：从远处看无比诱人，但如果走近了则到处都看到了窟窿。
是我生活在鱼缸中或是奶酪的洞中太久了，以至于我感受到的都是巨大社会转型所给个人生活所带来的不适，我可能习惯性低估了业已获取的成就，认定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也低估了历史的意外性，用静态的眼光想未来，却忘了中国社会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谁也不知道下一块石头在哪里——它的突然出现可能打破眼前的模式。而且生活在这样一种经常被我描绘成“扭曲”社会的人们，也仍在继续着他们的生活，就像我前面引用的威尔。杜兰特的话：“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创作雕塑。”我想起了约翰。奈斯比特1967年前往越南采访的经历：他不想去报道战争的悲剧，却想知道战争中孩子们在做什么，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是新的可能性。我承认，我或许并不欣赏约翰。奈斯比特的智力成就，但是他总是试图传递的乐观情绪却一直是推动我们世界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