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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自我形象的新期待——在自觉落后于西方多年后，我们将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赢得举世的尊敬。为了这个目的，一切都理应被动员起来，一切不安的因素都应被及时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都应该被屏蔽，人人理应喜气洋洋、干劲冲天……
这些场景总是唤醒我的中学与小学的记忆。印象中，几乎每过一段时间，班主任就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讲道，明天会有人来学校参观，这些人可能是教育考察团，也可能兄弟学校的老师，他们的观察要么将决定我们是否会评选上模范学校，要么会对学校的形象有影响。而对我和同学们来说，它总是意味着一场烦人的大扫除。将平日谁都不会注意的“卫生死角”清除后的第二天，我们等待着别人的考察与观赏。这一天，我们会表现得格外安静，课上更专心地听讲，回答起问题来都更一板一眼，因为不知道是否有人会从教室后门偷偷看过来。有时候，为了迎接一场盛大的检查，我们会忙上一个礼拜，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被一种集体荣誉的情绪感染着，我们要比三条街以外的那个小学更优秀。在那些时刻，做了错事所得到的批评也更严厉，教导主任经常会在大会上以这种方式开头“在文明学校评比前夕，XX同学还出现旷课”。但是，每当这场检阅结束后，我们就被一种无所事事的失落感包围着，教室恢复了杂乱，卫生死角仍旧是死角，上课说话的同学继续交头接耳，那种短暂集体的荣誉感，就像一阵轻微的感冒，不留痕迹地消失了……
我的成长是由一次次这样的记忆构成的，以至于在长大之后，对这些形式主义充满了本能性的反感。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我渴望国家与民族给我带来认同感，沉浸在集体情绪的人们往往是最幸福的，否则你就无法理解群众运动的魅力。每个人也都是一个更广阔群体的一部分，承担其责任、分享其荣耀，一个19世纪末的英国人无比幸福，因为他可能仅仅凭借一张伦敦的名片，就可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畅通无阻。饱尝因国家屈辱而带来个人辛酸记忆的中国人，是多么渴望获得国家的强大与繁荣，从而也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新的光彩……
或许是年龄渐增、日益保守，我越来越难以相信，事物的发展可以凭借一次行动，而突然进入新阶段；我也越来越认定，个人价值的实现应该依靠你自己的努力与认同，而非仅仅加入一场大合唱——那样获得的自信是如此脆弱，它一阵风一样到来之后，又一阵风似的离去。
对于正在与奥运会陷入热恋的北京，我的提醒充满善意。生活在这里超过1500万的居民，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不同的追求与各异的生活挫折，他们或许会在短短几年内目睹道路变宽了，很多巨型的建筑出现了，很多广告与标语环绕着他们生活的范围，但很有可能，这场盛会与他们真实生活并没有发生直接联系，他们的生活节奏经常因此而打乱，甚至生活质量也没有提高，他们太渴望被外来者的标准承认，而忘记了自己生活标准是什么；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人们太想当然地将2008年的北京比作1964年的东京、1988年的汉城，认定这会是一次浩大的展示，它将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甚至可能催生新的社会变革……
我毫不担心2008年的奥运会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甚至在金牌数量上，中国也将创造新的纪录。因为今天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政府这样有如此巨大的动员力量、可支配财富、并决心将一次体育赛事变成一项重大的国家工程，也很少有国家仍保持着体育制度上的“举国体制”……
但是，这样一次成功的体育赛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我们谈论了太多2008年的北京，但请别忘了，2008年之后，生活仍在继续。少年时的经历总是提醒我，生活需要依靠持续不断的努力，没有一个单一因素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我们也不应该仅仅依靠别人的眼光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我们希望将城市建设得更漂亮，我们的公民更有素养，不是因为别人的到来，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期望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管有没有奥运会，它都理应是我们努力的一部分……
不管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还是一个人，清晰的目标设定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那个单一目标所异化，将所有的期望和赌注都压在某一项成功上，那其中蕴含了太多的投机成份。投机可能带来一次成功，却难以持续；更重要的是，这种心理将妨碍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困境。我怎么也没法忘记，那一次次为了应付考试而进行的学习，为了迎接检查而进行的卫生扫除，为了得到分数而背诵的道德操守，最终却一无所获。
汕头一日
“我的计价器跳得比一般的车要快。”年轻的出租车司机留着短短的寸头，一脸的不屑，语调冰冷、生硬。从汕头机场到汕头大学，他的开价是120元（实际最多80元），当我提出要使用计价器时，他摆出了那副开诚布公的强盗逻辑。
刚刚一场大雨过后，炎热散去，天空阴郁而低沉。
那位愿意接受80元价格的司机大约四十几岁，他的车脏且破，在人群与车流中，他太喜欢按喇叭了，以至于我坐在车里都觉得吵。一切都没有变，在过去的三年中，我来过好几次汕头，总是来去匆匆。最鲜明的感受是它的破败和潮湿空气里的那种不安。我总是透过车窗看着那一个个简陋的商铺排列在一起，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货物，都使用蛇皮袋的包装，店铺牌色彩张扬、字体难看，处处都是一种刺眼的不协调。这一次，我还看到那家叫长江的小医药铺，挂在门外比店牌更显著的横幅上贴着几个大字：本店有售万艾可（伟哥）。
出租车总是被摩托车包围，一些时刻，汕头的街头让我想起了越南的河内与胡志明市，太多的摩托车的轰鸣声了。“这里的人不怎么讲规矩”，这位司机不是本地人，1992年时来自江西，“他们好面子，却有点心胸狭隘。”他刚到来时，汕头比现在更有活力。那时，汕头正处于它繁荣的顶峰，走私、假冒伪劣、伪造增值税发票，造就了这座城市迅速却短命的繁荣。它也像是中国早期市场改革的某种象征——生机勃勃却混乱无序，财富的创造不是来自于技术与市场上的创新，而是来自于政策的漏洞、个人行为的大胆。一位见证者将邓小平的措词篡改为“胆量才是第一生产力”。
2000年之后的国家政策的改变，对于汕头长期的“黑色经济”的容忍走到了尽头。这座城市仍未走过低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与深圳、珠海、厦门被并列在一起，是中国开放的象征，是未来繁荣中国的代名词。但如今，这些特区都在为各自的身份苦苦挣扎。珠海除了两年一度的国际航展，紧邻澳门的赌场，几乎被遗忘了；厦门则因为一起震惊世界的走私案而倍受损伤；深圳的表现最为出色，却仍在担心“是否被抛弃”；汕头的命运最为不济，2005年时，它的经济总量在广东已经落到了第十名，不仅被东莞、佛山、中山超过，而且也不动声色地被茂名、惠州、湛江等城市超过，如今，它仅仅相当于深圳市的八分之一了。最近进入全国视野的汕头的新闻，似乎只有汕尾那起激烈的警民冲突，汕头大学28岁的毕业生翁帆嫁给了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还有那个堆积了来自全球电子垃圾的贵屿镇，硫酸溶液污染了河道与地下水，它是中国正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例证。
下午5点，我在汕头的老城区闲逛，在一家叫肥姐海鲜的大排档喝鲍鱼汤、吃清炒空心菜。旧城与中国所有的中小城市的市场一模一样，一家接一家的衣服、皮包、盗版音像店，港台歌手的声音飘荡在潮乎乎的空气里。但是那些摊位背后的年代久远的楼房却诉说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些楼房建造的年代足以追溯到1930年代或更早之前的，它的风格无一不混杂着欧洲和东南亚特性。
我差点就忘记了，除去短暂的特区岁月，汕头还有着更辉煌历史。
恩格斯不是在1858年就以相当肯定口吻说，汕头是中国最有价值的港口吗？那个时候，汕头不过是潮州府中的一个小渔村，而英国人则仍在试图通过武力寻觅适合于中国展开贸易的港口城市。
1861年正式开港的汕头夹在上海与香港之间，一跃成为中国繁荣的港口之一。
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1841－1949年之间，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正让中国人尝试一种新的做生意与生活的方式。在沿海或沿江的港口城市划定的租借范围内，中国人享受西方的法律与制度保护，他们会感受到种族上的屈辱，却享受到一种躲避了传统政治官僚的压榨的自由。长期以来，中国商业力量彻底地生活于官僚的阴影之下，它们之间发展出两种不同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商人期待能与官僚达成联盟，前者贿赂后者，而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自由；而在偏离中央政权的沿海地区，海盗传统则是支持着另一种商业传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主宰着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他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商业活动的保护伞，今日汕头人的“不讲规矩”或许多少也承袭了这种海盗传统。
中国商业精神如今是一个热门题目，那些重温晋商、徽商的电视节目与书籍，美化了中国商人那个更讲究信用体系的年代。但其实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更早时就以充沛的史料证明了，儒家伦理中拥有与清教伦理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政治动荡和缺乏法律保障妨碍了这种精神的自由生长。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