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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单讲讲第三个什么叫真实性的问题，为什么我对这三个东西比较关注，因为我觉得对我们现在写作构成影响最大的三个问题，那么什么是真实性呢，意大利有一个大家知道这个人非常有名的学者叫昂贝托。艾科，艾科出了很多东西，这个人是一个符号学的教授，到50岁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想到要写小说，然后一举成名，成了一个非常畅销的作家，你们看中国翻译他的小说，比如说《玫瑰的名字》，写得非常恐怖，他把宗教上的很多的思考和那种杀人案件联系在一起，小说很好看，那么这么一个符号学教授来写小说，但是他研究的主要的范围也是在符号这个里面，对文化符号进行分析，他讲到一个例子，我觉得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谈一谈，也跟日本有关系，一个例子，这是我从他的一个演讲录里边看到的，他讲了这么一个例子，日本有一个电视台，这个电视台呢，有一个主持人，这个主持人在主持节目，非常的漂亮，非常美丽，那么她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很多的电视观众，到了后来就爱上了这个主持人，不断地有人给这个主持人写信，那我相信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喜欢某个人，比如喜欢白岩松大家可能会给他写信，但是在日本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写信非常之多，多了以后，电视台发现问题比较大，为什么呢，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她是通过电脑合成，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人，那么电视台觉得有欺骗公众之嫌，一定要声明一下，说这个人是不存在的，然后电视台就发表声明，大家不要来写信了，没有这个人，她是结合了不同女性的特点，然后虚拟出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么一个人来主持，你们猜猜看，这个声明登出来以后有什么变化，不仅写信的人没有停止，更多了，而且那些写信的人公然在信中，声称我们根本不在乎她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有意思，你们想想看，他不在乎，都是真实性的问题带来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我宁可需要一个虚幻的东西，我不要这个真实的，真实有什么用，真实的东西是很难忍受的，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面农村家里要是死了人，我相信很多人从农村来可能有这个记忆，我小时候有这个记忆，老人死了以后他尸体是停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边厅堂里边，然后我记得如果气候不太热的话，这个遗体最少也要放七天时间，有的更长，我记得哪个时候我家里一个老人去世以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我非常害怕，因为我觉得活人跟死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那个感觉是很怪的，然后很多天，你就看到一个长明灯在那儿，这个小殓以后，要大殓。一开始小殓，小殓的时候，他还躺在棺材盖子上，衣服已经很整齐了，头上弄的红花什么的很难看的，然后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很吓人，这个人死了那是很难看的，脚穿着新的鞋子，新的衣服，有豆油的小灯，供了很多的贡品，很可怕，然后大殓的时候就给他装棺材，把棺材敲死，还要停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殡，整个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这个真实不真实，太真实了，但是是很可怕的，你觉得死是什么东西，这个死就是真实的就在你眼前发生的，然后你跟亲人，他就是你的亲人，对于我的父母来说他们觉得很正常的，他们跟死者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维持得非常好，有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去摸他的脸，眼睛闭上去，摸他的眼睛然后跟他说话，说你是不是担心什么事情，说你眼睛要不要闭上，你闭上吧，就像他还活着一样跟他说话，然后摸了摸，嘴里还跟他含个东西，我小时候有这种记忆，我就觉得它很真实，可是你们想想现在的人是怎么死的，所以加缪在他的《局外人》里面，在《鼠役》里面说过一句非常极端的话，他说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死都变得不真实，死都变得不合适宜了，你要是死了很悲惨，所以我们以前读小说，我读到这种比如说一双陌生的手替他合上眼帘，读到这里我心就一震，为什么震呢，因为亲人的眼帘是要亲人来合上的，那么一双陌生的手来合上他的眼帘，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死于非命，是由外面的人来给他合眼帘不是自己的儿子，或者说妻子，或者丈夫，来给他合上眼帘，他跟不相识的人死在一个不相识的面前，这个在过去是很悲惨，是一个悲剧啊，可是在我们今天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眼帘都是别人合上的，都是医生合上的，所以这种真实性的东西，对我们今天写作构成很大的影响，什么是真实，我们说文学要表现真实，那么什么是真实的东西，我怎么表现，对不对，而且过去我觉得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过去我觉得对真实性危害最大的就是文化的侵略，这个在西方历史上很多，比如一个国家把一个国家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我要彻底征服你这个国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你这个国家的什么亚历山大图书馆，全部给你烧掉，把你的语言给你变掉，这个是对一个民族的最残酷的征服，为什么，杀你人是没用的，最后要把你的文字跟语言跟你的文化记忆全部抹掉，把你的真实性抹掉，所以安德里奇他为什么能得诺贝尔奖，我们觉得这个人太不重要了，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又太重要了，他保留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所以诺贝尔奖给他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那么第二个呢，对真实性有过很大的一个妨碍的东西是什么呢，报刊检查制度，这个在西方是由来以久，比如说你们知道乔伊斯写的《尤利西斯》，就遭到查禁，《尤利西斯》他觉得我写的是真实，但是政府不让你出版，强硬地说你就是不能出版，你再真实跟我没用，你不符合我社会的意识形态，那我就给你一刀，你不要出版，这个东西在西方长期以来，也是作家最反感的，经常跟政府对立的，这样一种东西，可是到了今天呢，我在意大利在法国跟他们作家聊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一点达到共识，最真实最厉害的东西已经不是前面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国家入侵，种族灭绝在当今社会里边绝对不是一件说做就能做得到的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实际上各个政府也都开始慢慢地放宽了这个尺度，在中国这个变化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开始放宽了某些尺度，最要命的是后面第三个，市场的选择，这个很要命，这个真实性的破坏是很要命的，因为市场的选择，市场从来没有说不允许你写什么，不允许你表现，它没有不允许，它允许你写，但是市场它的眼睛不看你，你就死了，我不选择你你就完，就是这么一个现实，市场它不需要打压你，说我不允许你写，不像政府某个机构，不允许你写，它就是我不看你，我不炒作你，你就完蛋，你的声音就发不出来，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的历史是要我们今天来书写，我们的以后的历史也要后面的人来书写，那么历史怎么才真实呢，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历史中描述的东西是真实的吗，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个人的内心有关系吗，这都是我们要重新来看待的一些问题，究竟什么是真实，所以这些东西呢，我我觉得对我们的写作呢，也构成非常多的压力，很多人都说活在真实中有那么容易吗，清醒但活着，对不对，或者说痛并快乐着，这个反正都差不多，这个句式很时髦，活着但真实，这个容易吗，我觉得不容易，有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有很多东西，我在做一个判断的时候，我觉得很难给出一个真实的东西，必须前面做很多的附加说明，然后你才能涉及到一点点你认为真实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人说真实就是在生活当中，随便可以抓它，真是很难尤其在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我讲了半天，讲了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我们今天当下写作的一个背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也是现在的文坛感到普遍困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观众：格非老师，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听您的演讲，我们听您的演讲，您所发出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是民族的声音，而且我听您的演讲感觉过程中有很多观点是很中国化的，也有一些观点是非常西方化的，我想问一下，在您的写作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它们对您写作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格非：好的。她实际上这个问题前半部分是谈到民族文学的问题，这个倒是我不太同意的，我是觉得，我刚才讲不能非此即彼，说什么民族文学世界文学，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体的，中国定位的话，你肯定要把自己放到世界当中去，你才能定位，所以我觉得也不能片面强调民族文学，我很同意波尔荷斯的一个话就是说他说如果你是阿拉伯人，你就没有必要强调骆驼，你是一个假的阿拉伯人，我来冒充写一个阿拉伯人的经典，我让人家误以为我是阿拉伯人，我就在里面多写骆驼，写沙漠，人家一看这个是阿拉伯的，但是我如果真的是阿拉伯人，我就不用写了，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日常生活所见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呢，所谓民族和世界的关系，波尔荷斯讲过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今天我也把它介绍给大家，波尔荷斯说，他说我一生中，都在寻找，努力地把自己变成一个阿根廷人，可是我忘了自己本来就是，这句话说得非常有哲理，你本来就是一个阿根廷人，像我这样一个人，没有在国外生活超过三个月，从农村到城市到上海也可能已经16岁了，上大学，然后在城里生活，一直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的耳濡目染，所有的聊天学习都是中国的环境，这个中国的东西怎么对你没有影响的，它的影响是最大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