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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了。
此后，学校分配他去山西插队，他觉得内地农村干农活没劲，没有去。终于有一天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忽然决定去艰苦的内蒙，他们要在茫茫草原上干一番事业。
他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探索性新新闻主义”的小说《血色黄昏》中，如实地描绘了他临去内蒙时的情景：
“妈，我今天晚上要去内蒙了。”
“什么？你今天晚上走？”母亲睁大眼睛望着我。
“嗯，今晚上十一点五十分的火车。”
一阵沉默，只听见寒风在窗外一声声低吼。妈妈温和地问：“你响应毛主席号召去边疆是对的，但你们不通过组织，自己跑去，人家会要么？”
“没问题，我们学校有好几个人自己跑到内蒙，人家全要了。”
“那档案、户口等手续怎么办？”
“那边收下后，再回来办。”……
他们去了内蒙，人家不收。于是又是用刀割破手指写血书，感动了当地的司令员，批准他们去西乌旗的一个牧场劳动。
这地方奇寒，我生长在北京，虽读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但很难想象其奇异的景象。
儿子后来回到北京，常对我说起他们西乌旗的冷，那里六月天刮白毛风还能冻死人。经冻的牧民，鼻子、耳朵一样会冻掉，最冷的天，人尿一出来就立刻成冰柱……可是这伙青年，就是割破手指写成血书要求去这令人生畏的地方。
可是，那个时代呵，那个时代的青年呵，他们都遇到了怎样可悲的命运呢？……
儿子去内蒙八年，有七年都是在“现行反革命”的悲惨严酷的折磨中度过。
他最好的锦绣年华，变成了血泪斑斑、伤痕累累、不人不兽的岁月。
刚到不久，他们就以“阶级斗争为纲”奉命抄了牧主的家。“牧主”家有什么呢？没有珠宝，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十几只羊也成了牧主。可是这伙小青年尤其是马波一马当先。于是，他们和牧民的关系紧张了。马波狠打牧主时，一个贫牧为了救“牧主”，狠狠给马波头上一闷棍，马波暴怒，几乎要用铁锹打死这个贫牧。他在学校里就学会打拳、摔跤，浑身练就铁骨钢筋，如果一铁锹下去，还不出人命！是他的一个头脑冷静的同学狠狠抱住他，最后用力咬了他的手指头，他才松了手。
他临去内蒙时，答应我不打架，好好干。可是，不出一年，他就给家中来信，夸耀战绩：
“妈妈，我打了一个马车班长，打得他鼻青脸肿，嗷嗷求饶。他一贯欺压知青，前些天，草原奇寒，刮着白毛风，我一个人赶着一辆大轱辘车拉了一大车石头，从天亮赶出去老远，到天黑才赶了回来。不想快回到连部的时侯，一块尖石头，刺破了车带，车没法走了，我只好卸下石头，赶着空车回来。不想这班长不但拿走我的三个大包子偷着吃了，使我饿了一天的肚子只吃了几个冷镘头充饥。我正生着气，他还跑到指导员那里告我搞破坏，说车带不是尖石头扎的。可把我气坏了。我找他去说理，他反而大骂我狗崽子，先动手打我。我挨了打不甘心，夜里越想越气，第二天天刚亮，我突然跑到他屋里，骑在他身上狠狠揍起他来。他从枕下抄起一把剪羊毛的大剪子，站起来和我斗。不是我身体灵活，有功夫，说不定叫他扎死了。这次我突然袭击，他不是我的对手，终于向我求饶，我才罢休。可是，他在被送往医院前，又向指导员诬告我……
“现在我必须检讨，我承认我打他不对。可是，我能为连里的知青们，为我自己出了气，写写检讨也高兴……”
马波打架伤了人，更因为他的坦率当整党时，他给指导员提了意见，于是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扣到他头上，一戴就是七年。
当了反革命，他受的罪可大了。请看他的回忆：
“赵干事打开抽屉，取出一堆铐子……他拣了半天，拣了一个既小毛刺又多的，摘下原来的铐子后，复员兵把我的双手扭到背后，铐了半天也铐不上，铐子实在太小了，最后，还是那位复员兵痛快，他把我的手腕按在桌子上，两个（铐子）眼对准，用拳头狠砸，终于铐上。
“俩胳膊血液不畅通，酸麻酸麻，肩韧带阵阵剧疼。我只好用剜肉补疮办法，把双臂尽量往前拉，任手铐深深勒进皮肉里……”
……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指导员借以广泛搜集他的材料（光打架上不了什么纲，必须有政治问题才够劲），从北京同去内蒙的有的同学在压力下，开始揭发他说过毛主席也有缺点；说过搞个人崇拜是反马列主义的；说过“三忠于、四无限”不应当强迫搞……于是六大罪状，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上报到师。桀骜不驯的马波受苦不过，又眼看别的盟有些知青在“一打三反”中已经被镇压，他为了活命，渐渐变得老实了，变得俯首贴耳了。
他被押着了，到他团里十一个连，一个连一个连地去游斗示众。每天、每天打倒他的唾骂声、愤怒声把他搞得迷迷糊糊，不知自己是在做噩梦，还是活在可怕的现实中。有时，他曾冷静地想，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怎么能随随便便把一个自愿支援边疆受尽辛苦的知识青年定为敌人？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怎么能出现这种事？难过极了他想过死。但他很快驱赶了它，他要活，一定要看看中国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罚他上荒无人烟的石头山去打石头，背石头。一个人住在山洞里好像狼一样过着孤独的生活。打了石头，又几吨几吨地一个人弯着腰从深坑里向地上背。他真有些像野兽了，不洗脸、不洗手、不洗换衣服，像个原始人，整年整月一个人住在山洞里，成天吃着粘着牛粪的食物，多少日子看不见人迹，实在烦闷极了他就对着苍茫天际，像狼一样怪嚎、怪喊，以发泄胸中的积闷……因为长期不说话，当他以后回到人群中时，几乎都不会说话了。
马波这时侯给我们来了信，说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很受了些苦。当时，我们的情况也很不好，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那时对解放军领导的内蒙兵团还十分相信他们的公正。儿子被打成反革命，以为他一定问题严重，罪有应得。有一段时间没有同情他，也没有多理他。这当然更加重了儿子内心的痛苦。可是，后来，我们从切身体会中，从许多老将军、老干部的遭遇中，渐渐明白了“反革命”帽子的真实含义，这顶帽子无论多革命的同志都可以在“文革”中飞到头顶上，何况孔武有力好打架、又敢直言不讳说真话的马波呢？于是，大约从1972年以后，我就对儿子的事大为关心了。写信鼓励他好好干，不要悲观，问题总是可以澄清的。接着我又像个乞儿，打躬作揖地给他的指导员、团领导、师领导一封封写信，不论大小官，一律称之为“首长”，请求他们对马波的问题进行复查，说明他从小热爱党、热爱解放军，不会是反革命……。我为儿子费尽了心机，可内蒙兵团那方面却音讯杳然。
这时他写信告知我们，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有一个和他同一个连的女孩以她神圣纯洁的光辉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他深深爱着她，他有许多邪欲，可是一想到她、一看到她，他的心立刻像水晶般透明起来。她并不爱他，更从不理他，但他那颗初恋的挚笃的心，并不因为她的冷漠或者轻蔑而稍有改变，这个神占据了他整个心灵，在他兽化的生活中，心中却蕴蓄着最真挚、最圣洁的情愫。我想我那极自尊又粗野的儿子所以能够在那样悲惨的环境中活了下来，多亏这个他心中的“神”拯救了他……
进入1975年，儿子在内蒙古建设兵团的风雪草原上，仍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服苦役，我的心越来越不安。这时，一个朋友给我出主意说，你给周总理写信吧，他关心群众，也许可以起作用。当时我知道批林批孔周公，总理处境也不好，不忍心打扰他。但是为了儿子的前途，我终于给周总理写了信。果然不多久，我就得到消息说，周总理把我的信转给了内蒙古的第一把手尤太忠同志，尤太忠批复内蒙兵团复查马波的问题。
终于有一天，连长把他找去，告诉他：
“你的问题就要处理了，改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撤消监督改造。这就等于没事了。”
这也等于天上响了一声霹雷，把个马波震得狂了起来，高兴得乱砸乱舞。请看他自己的形容：
“我要独自欢乐一下……冲进屋，插上门，胸口还闷得难受。一脚把破水桶踢飞，第二脚把牛粪堆踢个空中开花，乒乓碰在烟筒上。纵身跳上炕，打着滚，两脚朝天猛蹬，狂笑着，噢噢怪叫……”
后来内蒙兵团解散，马波来信叙述他对组建兵团的感慨，或者说愤慨。他说内蒙组织建设兵团，盲目地大面积开荒种地，谁知破坏了生态平衡，使水土流失，草原严重沙化，他们七连组建六年以来，所开垦的二万亩土地全部作废，蓄的四十个粮囤也全部变成没用的土包……他说，妈妈，完了，全完了！知青苦干了八年，最后是一场无效劳动……多么大的国际玩笑呵！无法统计的物资消耗，成千上万、几万几十万人力的消耗浪费，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对草原的大破坏呵！也是多少万青年人青春生命的消耗浪费呵！听到领导传达这是多少亿的亏损，把人们都惊呆了，有的悲伤，有的怒骂……
我们没本事叫儿子很快离开内蒙，他还在草原苦熬着，但他不同于其他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
“靠摔跤打拳到社会上打抱不平，已被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现在只有走妈妈的路来折腾一下了。”
“即使我没有什么严谨的理论见解，缺少深刻的哲理，不懂现代美学，写出来的东西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