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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受过更高级的教育的社会成员当中，现在最幸福的要数科学家了。他们中间许多最杰出的人在情感上是纯朴的，他们能够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吃饭、结婚对他们来说都是乐不可言的了，艺术家们和文人学士将其婚姻生活中的愁眉苦脸当成是礼仪上的需要，而科学家则往往能充分地享受这古老的天伦之乐，其原因在于，他们智力中的较高部分完全被自己的工作所占用，而不允许侵入到自己无能从事的领域，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感到幸福，因为在如今的时代科学发展迅速，力大无比；因为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既不被他们自己也不被外人所怀疑。因此，他们没有必要拥有复杂的情感，因为简朴的情感已经遇不到阻力了。复杂的情感象河水上的泡沫；平缓流动的河水遇上障碍便产生泡沫。只要生机勃勃的水流没有受阻，那么它便不会泛起小小的浪花，粗心的人则往往对其蕴藏的力量视而不见了。
在科学家的生活中，幸福的全部条件都得到了实现。他有一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的活动，他获得的成就，不管是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那些甚至有时并不理解他们的普通大众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他比艺术家幸运。当公众不能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歌时，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这是一幅糟糕的画或这是一首糟糕的诗。当他们不能理解相对论时，他们都下结论说（这倒在理），他们受的教育不够。结果便是：爱因斯坦受到景仰，而画家却在阁楼中饥肠键限，爱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画家则是不幸福的。以一贯的我行我素来对抗公众的怀疑态度，在这种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们能自己关在一个排外的小圈子内，忘记外面的冷漠世界。而科学家，由于除了同事，其他的人都器重自己，因而不需要小圈子。相反，艺术家则处于要么选择被人鄙视，要么做卑鄙无赖的人的痛苦不堪的处境之中。如果这位艺术家具有惊人的才华，那么他必定会招致非此即彼的厄运：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华，结局便是前者；如果他深藏不露，结局便是后者。当然事情并非永远如此。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优秀的艺术家们，甚至在他们年纪尚轻时，便为人们所尊重。于勒二世①虽说可能对米开朗基罗是不公平的，但他从不贬低米开朗基罗的绘画才能。现代的百万富翁，他可以给才华耗尽的老艺术家万贯钱财，但他绝不会认为，艺术家所从事的活动，与他的一样重要，也许这些情况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一般而论，艺术家比科学家更不幸福些。
我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在西方国家，许多知识阶层中的年轻人，由于发现没有合适的职业适合自己的才能，从而越来越感到不幸，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见于东方国家。现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年轻人大概都不如苏联的知识青年们那么幸福，苏联的年轻人要去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因而相应地具有一种热诚的信仰，老年人有的被处死了，有的被饿死了，有的被放逐了，有的被清除了，这样，他们便不能强迫年轻人在要么行凶为恶，要么无所事事之间作出唯一的选择，就象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里一样。对有教养的西方人来说，苏联青年的信仰也许是无情的，可是对于信仰，他们除此之外还能提出什么异议呢？这些青年人确实在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符合人们意愿的世界，这世界一旦建成，它几乎毫无疑问将使普通的苏联人比起革命前来要幸福得多。这一世界，也许并不适合于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居住，但他们也并不非得去那里生活才行。因而，无论从哪一个实际的角度来判断，苏联青年的信仰是持之有据的，除了基于理论的种什批评之外，对这一信仰进行的谴责——说它是非人道主义的——实在是毫无道理。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外部的政治环境扰乱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内部障碍。许多活动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这种活动能够取得成功，那么青年人便会感到幸福。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以及民族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着日思夜盼的目标——虽说这种目标的实现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并不是无法实现的；而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态度乃是安逸和软弱的揉合物，软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劳作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则使这一痛苦的感受变得可以容忍。在整个东方；大学生们能希望对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而这在西方都是不可能的。不过，东方大学生发财的机会比西方大学生要少得多。正因为既不软弱又不安逸，他才成为一个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有赖于公共事业，哪怕在面临死神的时候，他或许比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享受的幸福还多，还实在。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来我校作客，并打算回去在反动势力的区域内建立一所与我校相似的学校。虽然这样做的结果也许会是他的脑袋落地，但他是那般平静和幸福，以至于我也不得不暗自称羡。
然而，我并不是主张，只有这些平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它们，因为它们需要一种极不寻常的能力和广博的兴趣。并不是只有杰出的科学家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乐趣，也并不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从其鼓吹的事业中获得愉悦。工作的乐趣对所有具备特殊才能的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他能够从自己的技能的适用中获得满足，而不是要求全世界的赞誉就行。我曾经认识一位少年时双腿便残废的男子，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非常宁静、幸福。他之所以会有这么幸福，是因为他创作了一部长达五卷的关于玫瑰花枯萎病的专著。在我眼里，他是这方面的第一流专家。我无缘结识一大批贝壳学家，但是从认识他们的人那儿，我知道研究贝壳确实给那些乐此不疲的人带来了幸福。我还认识一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排字工，他是所有那些有志于创新字体的人的榜样。但是，那些有声望的人对他的尊重所给予他的快乐，远不及他运用自己的技巧时获得的真正的快乐——这一快乐与优秀的舞蹈家从跳舞之中获得的快乐大体相当。我也认识另外一些排字能手，他们能排数学字体，景教手稿，楔形文字，或任何冷僻和困难的文稿。我并没有去专门研究和考察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幸福，但我相信，在工作时间里，他们建设性的本能是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的。
人们习惯于认为，在我们的机器时代，技术性工作所提供的快乐比过去的手工时代更少了。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确实，今天，技术工人从事着与吸引着中世纪行会的活动迎然不同的工作，但是在机器经济中，他仍然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那些制造科学仪器和精密机器的人，那些设计师，那些飞机工程师，司机以及其他许多人，从事的仍然是一种几乎可以让技能得到无限发展的职业。就我以往的观察，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农业工人和农民并不如汽车或火车司机幸福，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时而犁地，时而播种，时而收获，这种工作确实丰富多彩，但这得看老天爷的险色行事，而且这些农民也确信这一点。但是，对于制造现代机械的人来说，他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能感到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当然，对于那些仅仅看管机器的人来说，这种工作是极端乏味的，因为他们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操作，很少有变化。而且工作越乏味，他们就越有可能让机器来操纵。机器生产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确远未达到这一阶段——在于建成这样一种体制：机器从事一切乏味的工作，人类则从事变化多端和创造性的工作。在这样的世界上，比起农业时代来说，工作将变得不再乏味，不再令人压抑。在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人类便习惯于枯燥无味的生活，以便摆脱饥饿的威胁。当人们依靠狩猎能获得食物的时候，工作便成了一种乐趣。关于这一点，人们不难从富人们仍以这些祖先的职业为乐事的现象中找到证明。但是，自从引入了农业生产方式以后，人类便进入了毫无生趣，忧郁沉闷和疯狂愚蠢的漫长时期，直到今天，我们才凭借机器的有益的操作得到了解放，感伤主义者当然可以大谈什么与泥土的亲密关系，哈代笔下的世故农民的老辣智慧等，但是每个乡村青年的愿望之一，便是要摆脱甘心忍受风雨旱涝的奴役、寂寞长夜的境地。他们到城里找活干，因为工厂和电影院里的气氛是实在的，亲切的。一般人的幸福的基本成分，包含着友谊与合作，人们能从工业中，而不是农业中更多地得到它们。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对事业信仰是幸福的源泉之一。我并不仅仅只考虑革命家，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的受压迫国家中的诸如此类的人，我还考虑到了许多更为卑微的信仰。我认识的那些相信英格兰是十个失传部落的后裔的人，几乎总是幸福的，而那些相信英格兰只是埃弗雷姆和马纳塞部落①的人，也会感到同样地幸福。可是，我并不希望读者对此产生信仰，因为我不会去鼓吹任何对于我来说是基于虚假信仰之上的幸福，出于同样原因，我也不会去怂恿读者相信，人应该仅仅依靠喜好生活，虽然在我看来，这一信仰总能给人带来美满的幸福，但是要想发现一些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也是容易的，并且那些对此事真正感兴趣的人们，则在闲暇时光也拥有了一种满足，立足以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