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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应该尊重青年人的愿望，这是可取的；年轻人如果也应该尊重老年人的愿望，这就不可取了。原因很简单，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考虑的实际上只有年轻人的生活，而并没有老年人的生活。如果青年人企图去干涉长辈的生活，如反对丧偶的父母再婚，这与长辈企图去干涉青年人的生活一样是不对的。无论老人还是青年，一旦他们到了不惑理智之年，都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果必要的话，还有犯错误的权利。如果告诫年轻人在任何大事上都唯老一辈之命是从，这是错误的。例如，你作为一个青年人，很想学习舞台表演，但是你的父母都表示反对，其理由是表演不光彩或是社会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他们也许会施加种种压力迫使你放弃这一想法；他们说你过不了几年肯定会反悔的；他们会举出一连串的事例试图说明，某些年轻人因为轻率地作出自己的选择，最终落得个不幸的下场。他们认为舞台演出并不适合你，这当然可能是对的，因为你可能没有表演天赋、音色不佳。如果真是如此，过不了多久，你就会从演员身上发现这一点，这时，你还有足够的时间选择另一种职业。父母的意见不应该成为你自己放弃努力的主要理由。如果任凭他们怎么劝诫，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就会很快地转变想法，而且这一转变往往比你或他们自己料想的还要来得快些。另一方面，如果你听到那些内行的人不赞同你的想法，那就该当别论了，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种内行的意见往往是值得听取的。
我觉得，一般说来，人们对除了专家之外的他人的意见太关注了，而且事无巨细都是这样。在不受饥饿、不进监狱这类事上，我们当然应该尊敬公众的意见，但是除此以外，在任何事上都对那种不必要的独断专横意见表示自愿屈从，这就很可能从多方面影响到人的幸福。以消费为例。许多人花钱的方式同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大异其趣，这往往只是由于他们出于这种想法，即以为要赢得邻居的尊敬，办法只有看自己能否拥有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能否办得起盛大的宴席。其实，任何一个有钱买得起汽车的人，如果他宁愿徒步走路，或者用这批钱建造一个图书馆，比起他像大人那么去做的来，最终会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当然，我们不必有意去嘲弄舆论，这样将被置身于一种更加混乱的情况之中。但是对它采取真诚的公允的冷淡态度，就会成为幸福的力量和源泉。一个由这样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他们对传统习俗没有过分的谦卑和顺从，这比起人人行动划一的社会来说，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当所有的人的个性都得到了发展，各种类型的特征都得以保留，这就使我们值得去会见各色新人，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已经见过的人的复制品而已。这曾经是贵族阶层的一个待权，他们被自己的出身所决定，允许自己作出怪癌无常的行为。在现代世界，我们正在失去这种社会自由的基础，因此很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整齐划一的危险。我并不主张人们应该有意去做作出什么怪僻行为来，因为这同保守一样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是说，人应该顺乎自然，只要他的自发的兴趣爱好不是反社会的，就应该让他自然地表现出来。
在现代世界，由于交通的快捷便利，人们比以前更少依赖于地理意义上的近邻了c那些拥有汽车的人能够把任何一个生活于20英里内的人当作邻居。因此，他们比起早先来，在选择他们的伙伴上，有着更大的权力。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一个人如果在方圆20英里内都找不到兴趣相投的朋友，那一定是很不幸的。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带，一个人应该熟悉自己的隔壁邻居的观念已经消失，但是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这种观念现在已经显很愚昧了，因为在社会交往中已经没有必要依靠近邻了。现代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而不仅仅根据地理位置来选择朋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幸福，随着志趣。见解方面相同的人们的交往，已经增进了不少。有理由期望，社会交往会越来越沿着这一方向向前发展，并且有理由相信，通过这种方式，现在尚在困扰着许多不墨守陈规的人们的孤独，必将逐渐减少，以至于最后消失。无疑地，这一定会增进人们的幸福。但是这对现在那些通过任意摆布人们来得到快乐的保守分子来说，这样做无疑会减少其虐待狂的快乐。然而，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我们必须给予极大的关注，以便加以存留的快乐。
舆论恐惧症，像其他形式的恐惧一样，是压抑性的，并对人的成长造成妨碍。如果这种恐惧感仍然很强烈的话，就很难取得任何伟大成就；并且根本不可能取得那种构成真正的幸福的精神自由，因为幸福的本质在于，我们的生话方式是出于自己心底的冲动，而不是出于偶然性的兴致以及那些偶然成为我们的邻居、甚至于亲友的愿望，对近邻的恐惧无疑比过去少了，但是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恐惧。即对报纸的恐惧。这同中世纪的搜捕行巫者一样令人可怕。当报纸刻意把一个也许根本无害的人当作替死鬼时，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人通过他们的湮没无闻摆脱了这一命运，但是随着宣传手段的日益改进和完善，这种新的社会迫害形式的危害性也越来越大。这对于作为它的牺牲品的个人来说，绝不是一件只靠轻蔑鄙视就能解决的界情。我认为应该制订出一套比现存的诽谤罪更为严厉的法律来，不管人们如何看待新闻自由的原则，任何使无辜者的生活难以忍受的事情都应该予以禁止；即使他们的言行是偶然作出的，也不允许恶意地宣扬公开而使他们蒙受名誉上的损失。然而，医治这种恶行的唯一方法是，提高公众的宽容度。而提高宽容度的最好的方法又是，使这样一种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他们享受着真正的幸福，因此不会对自己的同伴进行痛苦的折磨以便从中获得快乐。
第十章 幸福是可能的吗
前面我们已经对不幸福的人作了充分的讨论，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有关幸福的人这一饶有趣味的话题。从我的一些朋友的言论和著作中，我几乎就要得出下面的结论了：幸福，在现代世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然而，通过反思，到外国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我发现这种观点被驱散得无影无踪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论述了我的那些朋友的不幸；在本章，我想考察一下在我的一生中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
幸福有两种，当然，这中间还有许多层次。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作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在这些不同的名称中选择一种恰当的名称，这主要视论点而定，在这儿，我不打算证明任何论点，而仅仅打算去描述。也许描述这两种幸福的差异的最简单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的人都敞开胸怀，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情有独钟。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认识一个掘井工，在他身上充满了幸福。他身材极为高大，肌肉极为发达，但是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当他在1885年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存在，他的幸福并不来自于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安息日会的最终胜利，或知识分子认为的人生乐趣所必不可少的任何信条，而只是基于躯体的活力，足够的劳作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我那位花匠的幸福也是与他同种类型的，他一年四季与野兔作战，他说起这些小动物，就像伦敦警察厅提起布尔什维克分子一样；他认为它们行事诡秘，诡计多端，凶恶残忍，只有同样的精明伶俐的对手才能和它们作一较量。正像那些聚集在凡尔哈拉大厅里的英雄4门，他们每天都在追捕一头野猪，这头野猪每天晚上被他们杀死，可是第二天早上又奇怪地复生了。我的花匠也能捕杀其死敌，而并不担忧第二天那死故重新复生。那花匠虽然已经有70多岁的年纪了，可地从不停息，为了干活，他还得每天骑车跑上16英里的山路，但欢乐之泉是取用不尽的，那源头恰恰来自“那些兔意子们”。
你也许会说，像我们这类读书人，是体验不到这种单纯的快乐的；如果我们对兔子这般小的动物发动战争，我们能从中体味出什么快乐来呢？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实在肤浅。一头兔子要比黄热病杆菌大得多，但一个拥有知识的人尚且能够从与后者的搏斗中得到快乐。从情感的内容这一方面说，那些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的快乐，与我的花匠的体验到的快乐并无不同；教育造成的差异仅仅是快乐的形式不同而已。成功的快乐需要困难跟随，即使在最后这种困难得以克服，但它必须使得成功在开始时没有把握。这也许就是别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乃是幸福的源泉之一的原因了。那种自我评价偏低的人不断地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惊奇，反之，那种自我评价过高的人则往往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惊奇。前一种惊奇是令人高兴的，后一种则令人沮丧。因而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无端地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