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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脸上也浮起淡淡的微笑。这种心情，来自整日的反思中增加了的说清是非的信心，他在给周恩来、邓小平并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申诉信中写到：
你们第一次向我宣布的主席、中央对我的看法的第一个五条以及你们第二次归纳群众意见对我批评的第二个五条（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我完全拥护并深为感动。
我的错误，责任完全由我担负，主席、常委、中央没有任何责任。我一定忠诚老实地对我的错误事实、性质、根源向党作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交代。一个人如果还要革命，还要跟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犯了错误，除了认识、检讨和坚决改正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还有另外三条（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封锁反对林副主席）或者四条（加挑拔）我确实没有。我有错误不承认、是没有党性，我没有的错误乱承认，也是没有党性。我不能反对有同志对我怀疑甚至很多同志怀疑，但是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请求中央严格审查。如果证明确有其事，那算我对党隐瞒，应该算是错上加错，或者罪上加罪。
关于伸手。就我所知道的，这次揭发的是两件材料。一件是我向林副主席说老病的要让贤。我说过没有？如说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指什么说的，我完全记不得了。
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一件是说刘亚楼说了四条，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这次事情后才听说。
。。
而此时的林彪夫妇在做什么呢？
他们搜罗“材料”，制造假证的步伐一点也没有停止，而且加快了，加重了。
在上海会议前夕，他们对吴法宪诱压兼施，使他向林彪靠拢，然后，就利用他来着手“收集”罗瑞卿材料。吴法宪在12 月下旬，数次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软磨硬泡，想从她口里掏出叶群会上所陈述的“四条”的实证—
—刘亚楼的“遗言”，翟云英不上他的当，于是，吴法宪便请秘书按他的授意写成如下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 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
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材料给翟云英，要她签字，翟云英看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便又磨了近一夜，翟云英被缠不过，也不知其所指，便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但却因内容空洞，没有受到林彪夫妇的赞许。于是，吴法宪便做假证，写成给林彪的“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 年9 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 刘亚楼同我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 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 月23 日晚赶至上海， 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
“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
“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 年12 月25 日
这里抄录刘亚楼给罗瑞卿的复信，我们可以从中间接地看看罗瑞卿给刘的信中的大致内容：
总长：
4 月13 日来信敬悉。接到首长的指示后，使我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首长工作那么忙，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太好，还经常为我的病操心、关怀；难过的是，听有些人向首长反映一些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因而引起首长不放心。
顺便报告首长，我这次害病，得到主席、总理、林总、元帅们和首长以及其他同志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动得多少次流下眼泪，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决不违背主席、总理、林总、首长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决不辜负首长的亲切关怀，决不浪费党和国家的大量资财而不安心治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那样没有党性的人，不识抬举的人。就是病情再严重，我也坚决不灰心丧气，四个月以来，是不是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情绪波动，胡思乱想，不安心治病？究竟听不听医生的话，和医生配合得怎么样，首长可以派人到现场检查，以明真相。
希望首长保重身体！
此致
敬礼
刘亚楼
4 月15 日
真是墨写的谎言，挡不住铁的事实！林彪夫妇以“死无对证”捏造材料之行径，昭然若揭矣！
可是，他们在上海会议后，仍然大行其道，并且越来越集中而明确。揭发材料越搜集越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于是授意有关部门搞了两份材料：一份是1964 年12 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三稿对照”，另一份是《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录》（即罗瑞卿于1965 年1 月9 日上午在军委办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 年1 月23 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的总结讲话和1965 年4 月3 日在四十二军团以上干部集训队的讲话。
二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其证据有三条：
1。反对林彪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2。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3。提倡学习三十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在苦心经营、广泛搜罗的基础上，林彪夫妇终于“总攻”了。在1965年12 月28 日至1966 年1 月18 日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上，他们印发了“三稿对照”和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要”，并且指使一些干部在会上提出了继续开批判罗瑞卿会的要求。真可谓“苦心孤诣”，“兵不血刃”了。
3 月4 日下午，京西会议①召开了。
1966 年3 月4 日至17 日，京西宾馆会议在北京召开。
快过春节时，罗瑞卿一家搬回了原来的家中。关于此前、此后一段时间罗瑞卿的境况，他的夫人郝治平同志在回忆中写道：
回到北京，瑞卿还是照样不能外出。对我说是可以出去。但我发现身后有人跟梢，我也就不出去。
要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的家，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号。中央一些负责的同志都来找瑞卿谈，还是不准见主席、不准见林彪。只让写检讨。没有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关系问题啊，和老帅的关系问题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瑞卿自己一面① 3 月4 日上午，在邓小平支持下，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于怀仁堂 召开，参加者有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 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共42 人。邓小平讲了为什么要 开这样一个会，并指出，中央决定，常委已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 负责主持会议。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7 人小组主持会 议。3 月4 日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开，以后此会即简称“三月京西 会议”。邓小平主持完“开幕式”即去外地视察未再出席会议。彭真在小 组会议和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些原则性要求：发言时要讲大问题，不讲枝 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讲无 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参见《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第 307 页。
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交上去，康生首先就说不成，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 月份的会议来了。
3 月3 日下午通知瑞卿说，毛主席和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的。3 月4号上午就开了，瑞卿在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席。一些从来没有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