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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一个小步骤，”她再次说道。他点点头。她问他是否需要她帮什么忙，他说要喝点干姜水，她说他在手术前的十二小时里不能吃不能喝。她说会给他打针以帮助他睡觉，明天早上手术前还要打针。她说希望他能睡得香。
她离开时，听见电视机嗡的一声又打开了，一个刺耳的声音说：“你瞧，中尉，我在这里抓到了一个杀人犯，在这个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
她关上了门。
离开七楼前，她在病历表里夹了一张便条。她在便条四周画了一条红线，以确保护士们都能看到它。
住院病人精神病情概况：
这个三十四岁的病人据查已患了两年的ＡＤＬ综合症。该病可能是因一起车祸引起的。该病人曾企图杀两个人，并同其他几个人发生过殴打。如果他对医务人员说他“感到很有趣”或“闻到了怪味”，就应该被看作是开始发作的迹象。遇上这种情况，请立即通知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和医院保卫科。
病人还伴有个性失调，这是病症的一部分。他坚信机器正在图谋主宰世界，他对自己的信仰坚信不已，任何劝阻的意图都只会引起他的敌意和怀疑。还应该记住的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敏感的人。有时他的要求会相当苛刻，但医务人员应该意志坚定而又以礼相待。
他聪明和富有表达力的举动可能会使人忘记他的态度不是存心的。他患的是一种器质性病，该病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深处是害怕的，并且关心着他身上发生的一切。
珍妮特·罗斯，医学博士
神经精神病研究室
第04章
“我不懂，”公关部的那个人说。
埃利斯叹了口气。麦克弗森耐心地笑笑。“这是导致暴力行为的一个器质性原因，”他说，“问题应该这样来看。”
他们三个人正坐在紧挨着医院的四王餐馆里。吃早晚餐是麦克弗森的主意。麦克弗森说要埃利斯出席，于是埃利斯就来了。埃利斯认为事情就是这样。
埃利斯举起手，示意侍者再给他来点咖啡。这时他想，再喝点咖啡也许会赶走他的睡意，但喝不喝其实无关紧要：他今晚无论如何不会睡得很沉。这在他的第一个第三阶段病人手术的前夕是不可能的事。
他知道他会在床上辗转反侧，思索手术的步骤，一遍遍地琢磨他已了如指掌的手术方式。他为许多作为第三阶段手术对象的猴子动过手术，确切他说是一百五十四只猴子。猴子与人不同，它们撕缝合的伤口，拉电线，尖叫，进攻你，咬你——
“来点科涅克白兰地怎么样？”麦克弗森问道。
“很好，”公关部的人说。
麦克弗森用询问的目光看了埃利斯一眼，埃利斯摇摇头。他朝咖啡里倒了点牛奶，靠到靠背上，忍住没打呵欠。其实，那名公关人员的模样倒有几分像猴子，一只小猕猴：和猕猴一样粗短的下颌，一样明亮机敏的眼睛。
公关人员的名字叫拉尔夫，埃利斯不知道他姓什么。公关人
员都不告诉别人自己姓什么。当然，在医院里人们不喊他公关人员，他是医院信息部官员或者叫新闻官员或诸如此类见鬼的称呼。
他确确实实像只猴子。埃利斯发现自己正注视着他脑袋的耳后部位，也就是要移植电极的地方。
“我们对暴力行为的种种起因还不很了解，”麦克弗森说，“乱七八糟的理论倒是不少，写的人都是社会学家，他们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但我们确实知道有一种叫做ＡＤＬ综合症的特殊脑科病
可能导致暴力行为。”
“ＡＤＬ综合症，”拉尔夫重复道。
“是的。急性无抑制伤害综合症是由脑部创伤引起的。在神经精神病研究室，我们认为伤害他人的事对于那些从事重复性暴力行为的人来说是极为平常的——像某些警察、歹徒、暴乱者和横冲直撞的年轻摩托车手。没人认为他们是身体有病的人。我们只是接受二种看法，认为这个世界里有许多脾气不好的人，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也许这并不正常。”
“我明白了，”拉尔夫说。他看上去真的像是明白了。埃利斯心想，麦克弗森应该去做小学教师，他的杰出才能是教书。当然他从来就算不上一名真正的研究人员。
“说到现在，”麦克弗森说着用手理了理他花白的头发。“我们还是没有确切地知道ＡＤＬ综合症到底有多常见。但我们猜测约有百分之一或二的人可能患有此症。也就是说有两百万到四百万的美国人。”
“天哪，”拉尔夫说。
埃利斯呷了口咖啡。天哪，他心理在想，老天哪……
“由于某种原因，”麦克弗森边说边朝端科涅克白兰地来的侍者点头示意。“ＡＤＬ病人容易在他们进攻时采取暴力的攻击行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这是事实，这种综合症的其它症状有性欲过度和病态的兴奋。”
拉尔夫开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
“我们有过一个患此症的女病人，”麦克弗森说，“发作的时候她一夜同十二个男人性交都不觉满足。”
拉尔夫喝下白兰地。埃利斯注意到拉尔夫戴着一条新潮的幻觉图案的宽领带。一名时髦的四十岁的公关人员畅饮着白兰地，脑子里想着这个女人。
“病态的兴奋指的是微量饮酒——只是一两口酒所引起的过度而又强烈的酒醉现象。这么少量的酒精也会释放出一次发作。”
埃利斯心里想着他的第一个第三阶段病人。本森：一个小矮个儿，一个举止温和的计算机程序编制员，他喝醉了酒就打人——男人，女人，遇上哪个打哪个。想通过设置在大脑里的金属线治愈他的病似乎是天方夜谭。
拉尔夫好像也是这样想的。“这个手术能治好他的暴力行为？”
“是的，”麦克弗森说，“我们相信是这样。但这种手术以前从未在病人身上做过，明天早上医院将对病人实施这种手术。”
“我明白了，”拉尔夫说，他好像陡然领悟了请他吃饭的道理。
“用记者的话说，这事非常敏感，”麦克弗森说。
“嗯，是的，我看得出来……”
一阵短暂的沉默。拉尔夫最后说：“谁来主刀？”
“我，”埃利斯说。
“好吧，”拉尔夫说，“我要查一下档案，看看我那边是否有你的近照和发表消息用的个人简历。”他皱皱眉头，合计着摆在他面前的工作。
埃利斯对他的反应感到惊讶。他就想这些吗？想他可能需要一张近照？可麦克弗森轻松简单地了结了这个问题。“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他说。三个人的碰头会到此结束。
罗怕特·莫里斯坐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正吃着盆子里最后几口并不新鲜的苹果馅饼，这时他的寻呼机响了，寻呼机尖利的电子呜叫声响个不停，莫里斯只得伸手关掉了皮带上的寻呼机。下一会儿，尖利的叫声又来了。他诅咒了一声，放下手中的叉子，去挂壁式电话机旁回话。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把皮带上的这个灰色小盒子看作一个神奇的玩意儿。他喜欢寻呼机在他和姑娘一起吃饭的时刻响起来，要他去回话。这叫声表明他是一个肩负重任的忙人，在处理生死攸关的大事。寻呼机一响，他会立即道歉，然后去回话，显出一副责任重于娱乐的神情。姑娘们都很喜欢他这种样子。
但几年之后，这东西不再神奇了。这小盒子不通人情，使人时刻不得安宁。在他看来，腰里挂着这东西便表明他不再是自己。他自始至终是在随时听候某个更高权威的召唤，不管这呼叫多么反复无常——护士凌晨两点想确认医嘱；捣蛋的家属在病人的术后治疗问题上无理取闹；在他来到会场后还会呼叫他去出席这该死的会议。
现在，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他回家后把这小盒子扔到一边的几个小时。人们再也呼叫不到他了，他也因此变得自由自在，他喜欢这样。
拨号的时候，他的目光穿过自助餐厅落到了他剩下的几口苹果馅饼上，“莫里斯医生。”“莫里斯医生，２４１７。”
“谢谢你。”这是七楼护士办公室的分机号码。大学医院的主要分机号码他早就熟记在心。他拨完护士办公室的号码。“莫里斯医生。”
“喂，你好，”一个女护士说。“我们这里有个女的，她有一只小旅行包要交给病人哈罗德·本森。她说是私人物品。可以转交给他吗？”
“我马上上来，”他说。
“谢谢你，医生。”
他回到盘子前，拿起盘子，端到垃圾处理区。这时，他的寻呼机又响了。他转身去回电话。
“莫里斯医生。”“莫里斯医生，１３５７。”
那是代谢科的电话号码。他拨完号。“莫里斯医生。”
“我是汉利医生，”一个陌生的声音说道，“我们不知道你能否过来看看一位女士，我们认为她可能患有甾醇性精神病。她是一位溶血性贫血患者，来做脾切除手术的。”
“我今天不能去了，”莫里斯说，“明天很忙。”他想这是轻描淡写的陈述。“你找过彼得斯吗？”
“没有……”
“彼得斯在甾醇性精神病方面很有经验。找他吧。”
“好的。谢谢。”
莫里斯挂上电话。他走进电梯，按了按去七楼的电钮。他的寻呼机第三次响了起来。他看看手表，六点三十分，照例是他下班的时候了。但他还是回了电话。找他的是儿科住院医生凯尔索。
“想扭扭屁股吗？”凯尔索问。
“行啊。什么时候？”
“嗯，半小时以后怎么样？”
“有球吗？”
“有。在我车上。”
“球场上见，”莫里斯说完又补充道，“我可能要晚一会儿。”
“不要太晚，”凯尔索说，“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
莫里斯说他尽早过去，随后挂断了电话。
七楼静悄悄的。医院的其它大多数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