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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哈得穿着牛仔鞋、斜纹布工作服和珍珠纽扣的缎子衬衫。十三岁那年，他在风凰城家中的后院里造了一枚二十英尺长的固体燃料火箭，从而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该火箭拥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电子导航系统，格哈得感到他能够把它送入轨道。他的邻居们看到造好的火箭在后院的车库上方竖了起来，整天惶恐不安，于是打电话告诉了警察，最后部队也接到了通知。
部队检查了格哈得的火箭，把它运到了白沙发射基地。发射过程中，第二级火箭过早点火，在两英里的高空发生爆炸。但那时格哈得已在他的导航机械方面获得了四项专利，大学和实业公司提供的奖学金纷至沓来。他把奖学金一概拒之门外，让他的叔叔来投资他的专利。当他到达开汽车的合法年龄后，他买了一辆马什拉蒂。他在加州伯班克的洛克希德公司谋职，一年后因没有正式的工程学文凭提升受阻而辞职。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同事们讨厌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开一辆马什拉蒂·吉伯利车，并且还有在半夜里工作的习惯。他们感到他不具备“团队精神”。
之后，麦克弗森聘请他在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工作，设计与人脑协作的电子元件。麦克弗森是研究室的主任，他在这之前已面试过几十个候选人，他们全都认为这项工作是“一次挑战”，是“一个有意义的系统应用环境”。格哈得说他认为这项工作很好玩，结果立即被录用了。
里查兹的背景相差无几。他高中毕业后上大学，六个月后应征服兵役。在即将派往越南的时候，他提出了改进部队的电子扫描装置的建议。改进建议取得了成功，里查兹从此远离战场，在圣莫尼卡的实验室里工作。他退伍后也来到了神经精神病研究室。
一对奇才。罗斯微微一笑。
“你好，简，”格哈得说。
“事情进展如何，简？”里查兹说。
他俩都是简慢无礼的人，研究室里只有他们敢把麦克弗森称作“无赖”，麦克弗森也隐忍不言。
“很好，”她说，“我们的第三阶段病人已通过特别会诊。我现在就去看他。”
“我们即将完成一项有关计算机的检查，”格哈得说，“东西看上去不错。”他指指摆着一台显微镜的桌子，显微镜四周堆放着许多电子仪表和刻度盘。
“在哪里？”
“在镜台下。”
她凑近一看，只见显微镜镜片下摆着邮票大小的一个塑料盒。透过塑料片她能够看见里边密密麻麻、乱七八糟的微型电子元件。塑料板上露出了四十个触点。他们两个人借助显微镜正在用探针逐个测试触点。
“逻辑电路最后检查，”里查兹说，“我们还装了辅助器，以防万一。”
珍妮特走到档案卡存放架前，开始在测试卡中翻寻。接着她说：“你们还有没有心理分析卡？”
“在这边，”格哈得说，“要五空位的还是Ｎ空位的？”
“Ｎ空位的，”她说。
格哈得打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纸，还拿出了一块平整的塑料书写板。塑料板的金属链上有一根尖尖的金属探针，看上去像枝铅笔。
“这不是给第三阶段病人用吧？”
“是给第三阶段病人用，”她说。
“可你以前已对他进行过许多次分析。”
“还要来一次，病历上要用。”
格哈得把卡纸和书写板递给她。“你的第三阶段病人知道进行的一切吗？”
“他知道大多数情况，”她说。
格哈得摇了摇头。“他一定是脑子有毛病。”
“他脑子是有毛病，”她说，“问题就在这里。”罗斯来到七楼的护士办公室，要拿本森的病历表。值班的是个新护士，她说：“对不起，病人亲属不许看病历。”
“我是罗斯医生。”
护士不知所措。“对不起，医生，我没看胸牌。您的病人在７０４。”
“什么病人？”
“小杰丽·彼得斯。”
罗斯医生露出了茫然的神情。
“您不是儿科医生吗？”护士终于问道。
“不是，”她说，“我是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精神病科医生。”罗斯自己都听出来她的说话声有点刺耳，这使她忐忑不安。但在她这么多年的成长岁月中，她周围的人总是对她说：“你其实不想当医生，你想当护士。”要不就是说：“是啊，对一个女人来说，儿科是最佳的，我是说最自然的选择……”
“噢，”护士说，“那您要的是７１０的本森先生。我们已为他做好了手术前的准备。”
“谢谢，”罗斯说。她拿起病历表，沿走廊来到本森的病房前。她敲敲本森的房门，听见里边传出一阵枪声。她打开门，只见房间里灯光昏暗，只有床头的一盏小灯亮着，整个房间笼罩在电视机发出的铁蓝色光亮里。电视屏幕上，一个男子正说着话：“……落地前就死了，两颗子弹正巧从心脏穿过。”
“你好！”她说着把房门又推开了一些。
本森朝门口望去。他笑了笑，按动床头的一个电钮，关上电视机。他的头上裹着一块毛巾。
“你感觉怎样？“她问着走进房间，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光秃秃的，”他说着摸摸毛巾。“很有意思。头发全部剃下来之前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头发。”他又摸了摸头上的毛巾。“女的这样子一定更糟。”说完他看了她一眼，感到十分难堪。
“谁也不会觉得好玩，”她说。
“我想是的。”他往后靠到枕头上。“他们为我剃过头后，我朝废纸篓里看了一下。我大吃一惊，这么多头发。我的头变得冷冰冰的，这真有意思，成了一个冷冰冰的头。他们给我裹了条毛巾。我说我想看看我的头——看看光头的我是什么模样——可他们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一直等到他们离开，随后我起床走进卫生间。但我进去之后……”
“怎么啦？”
“我没有取下毛巾。”他哈哈大笑。“我不能取下毛巾。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认为是什么意思？”
他又大声地笑了。“为什么精神病科医生回答问题从不直截了当？”他点燃香烟，用挑战的目光望着她。“他们叫我不要抽烟，可我还是照样抽。”
“恐怕没什么关系，”她说，她在仔细观察他。他似乎心情很好，她可不想让他扫兴。可另一方面，在大脑动手术的前夜还这般兴致勃勃也不很合适。
“埃利斯几分钟前在这里，”他说着吸了几口烟。“他给我打了些记号。看得见吗？”他轻轻掀起右侧的毛巾，露出了苍白的头皮。耳朵的后面标有两个蓝色的“Ｘ”记号，“我看上去怎么样？”他问着咧嘴笑了。
“你看上去很好，”她说，“你感觉怎样？”
“很好，我感觉很好。”
“担心吗？”
“不，我是说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毫无办法。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全在你和埃利斯的手中……”他咬了咬嘴唇。“我当然担心。”
“担心什么？”
“什么都担心，”他说着吸了口烟。“担心一切。我担心我如何睡觉，明天会有什么感觉，手术结束后我会怎么样，如果有人出了差错会怎样，如果我成了植物人会怎样，如果疼痛会怎样，如果我……”
“死了？”
“当然也有这个担心。”
“其实这是一个小步骤，不比阑尾切除手术复杂。”
“我肯定你对你所有的脑外科病人都是这样说的。”
“没有，真的。这是一个简短的步骤，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他茫然地点点头。她说不准她的话是否已让他放下心来。“你知道，”他说，“我真的认为这事不会发生。我一直在想，明天早上他们在最后一刻会走来对我说：‘你的病治好了，本森先生，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我们希望你的病能通过手术获得根治。”她说这话时感到一阵内疚，可这话又是顺顺当当从她嘴里说出来的。
“你实在是大通情达理了，”他说，“有时候我简直受不了。”
“就像现在？”
他摸摸头上裹着的毛巾，“我是说，天哪，他们要在我的头上钻孔，还要把电线放置在——”
“这你早就知道了。”
“没错，”他说，“一点不错。可这是手术的前夕。”
“你现在感到恼火吗？”
“不。只是害怕。”
“害怕没问题，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不要让这事使你恼火。”
他捻灭香烟，随即又点燃了一支，他改变话题，指指她手下夹着的书写板。“那是什么？”
“还要进行一次心理分析。我希望你接受。”
“现在？”
“是的。病历上要用。”
他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他以前已接受过几次心理分析。她把书写板递给他，他在板上拼完提问卡，于是开始回答问题。他大声念道：
“你宁愿做大象还是拂拂，拂拂。大象寿命大长。”
他用金属探针在卡上戳了一下他选择的答案。
“如果你是颜色，你要做青色还是黄色？黄色，我现在正好感到脸色发黄。”他笑了，用探针戳了一下答案。
她等他做完三十个问题井用探针戳完答案。他把书写板还给她，他的情绪似乎又开始波动起来。“你参加吗？明天？”
“参加。”
“到时我不会糊涂得认不出你吧？”
“我想不会。”
“我什么时候能完全清醒？”
“明天下午或晚上。”
“这么快？”
“真的是一个小步骤，”她再次说道。他点点头。她问他是否需要她帮什么忙，他说要喝点干姜水，她说他在手术前的十二小时里不能吃不能喝。她说会给他打针以帮助他睡觉，明天早上手术前还要打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