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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高等教育部为了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全国高校中进
行了院系调整。屠守锷被调整到北京航空学院任系主任。不久，国防部要筹
建导弹研究院，屠守锷，被聂荣臻元帅点名到该院任室主任。这样，屠守锷
开始了导弹科学研究。
飞机设计制造与航天、导弹技术相距很远，屠守锷需要从头学起。他需
要时间，时间对于他是宝贵的。然而，面对着科学的发展，祖国的需要，他
只有拼搏，只有发奋，边干边学，深入学习航天技术理论。
很快，屠守锷就在航天技术理论、总体设计和强度分析方面显示出高深
的造诣，并在研制我国第一枚地空导弹和地地导弹时崭露头角。1961年他担
任了这方面研究和设计的要职。
崎岖路上跋涉
当我国遇到了特大自然灾害时，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协议，撤走了专
家，带走了图纸，并讽刺讥笑我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发愤图强、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座右铭。这时，屠守锷担当了地地
导弹研制工作的主持人，负责技术抓总。他带领科研人员研究确定了我国地
地导弹技术的发展方向，制订了各型号的重大技术方案和研制技术途径。在
许多技术决策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
洲际导弹的试飞和定型在即，屠守锷作为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深知时
间的紧迫，任务的艰巨。然而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搅乱了科研工
作的正常秩序。
屠守锷千方百计避开政治风暴的袭扰，组织科研人员，搜集最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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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抓紧时间座谈、讨论、分析、论证，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新设想及方案。
在制导技术、推进技术、结构材料、发射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他废寝忘食，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终于在1968年初，拿出了洲际导弹研制的初步
设计方案。
正当科研任务深入发展之际，“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批斗“资产阶级反
动学术权威”，屠守锷也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遭到了批
斗。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这一年，先后有3名科技专家遭到厄运。面对巨大的损失，我们敬爱的
周总理，不顾“四人帮”的横加指责和干扰，批示要从政治上保护这些国防
科研的专家，还提出必要时可以用武力保护。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没有停止，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在科技队伍中
制造分裂，而且强迫屠守锷否定自己的原设计方案。一批人马另起炉灶，又
是什么“三结合”，又搞什么“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周总理亲自
出面，才使屠守锷摆脱困境。
屠守锷在崎岖的道路上，一如既往，置一切恶言秽语、造谣诬陷于不顾，
一心扑在导弹研制的工作上。为了赶工期，他们坚持突击总装测试100天，
这100天不分白天黑夜。倒计时的工作进程使有的同志劳累过度而病到，而
屠守锷始终坚持在第一线。
周总理亲自过问工作的进展情况及屠守锷的健康，还亲自到现场督促解
决问题。总理的关心信任，给了屠守锷信心与力量。
有一天，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一个厅内摆放着陀螺平台、伺服机构和计算
机等洲际导弹上的设备。这天周总理要亲自听取屠守锷和他的助手的工作汇
报。他们汇报研制进展情况时，周总理边听边记录，还不时的发问，对他们
的回答，不时地点头。汇报后，总理非常满意，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
1971年7月，首批飞行试弹运抵发射场。紧接着，洲际导弹也从测试地
运至发射地。周总理指示，从这时开始每半天给他打一次电话，要求报告发
射场的情况。
9月8日，屠守锷与他的助手奉命专程来到北京向总理作最后一次汇报。
总理仔细的听取了发射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45分钟的谈话。会后，总
理安排便饭款待这些日夜奋战在茫茫戈壁滩上的英雄。临别时，总理紧紧握
住屠守锷的手说：“祝你们成功。”
1971年9月10日，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屠守锷10年来辛勤的
劳动得到了收获和公正的评价：我国首次研制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获得了成
功。
任重而道远
从洲际导弹研制成功到供给使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还需要一系列
的工作。而这不光需要一个或几个专家的攻关，更需要的是大兵团的作战。
然而，10年的动乱，给人们带来的是生产纪律的松懈，产品质量的下降，正
常试验无法进行。此项工作白白地搁置9年之久。
“四人帮”的垮台，宣告了“文革”的结束。80年代第一个春天终于来
临了。明媚的春天，给屠守锷带来了无比的振奋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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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守锷与研究院院长一起，带领着成千上万名科技工作者和工人，直返
戈壁滩，进行最后的拼搏。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艰苦，难不倒屠守锷。为
了抢时间，他一干就是20几个小时不合眼，偶尔在木板上打个盹，又要直奔
现场。
洲际导弹的实验成功，要求数十万个零件都必须全部处于良好状态，不
能有丝毫的问题，若有一处、一个接触点有毛病，就会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
为了保证全程飞行的成功，他心中铭记着周总理亲自制定的：“严肃认
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标准。他带领大家上百次的
检查每一个细小的环节、每个细小的部位，排除一个个细小的可能引起失败
的隐患。
屠守锷带着大家，数百次的眼看手摸，仪器测试，X光检查，还是查出
了几条多余的铜丝。有的人说：“小铜丝经过烧蚀，不会起作用，不会影响
试验。”屠守锷坚持化验与排除，他说：“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
工作辛苦、劳累，肩上担子的压力，短短的几个月就使屠守锷人瘦了，
头发白了。洲际导弹终于在发射台上矗立起来了。屠守锷要在“可以发射”
的鉴定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屠守锷知道这4个字的分量，他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为了最后的检
查，他要登上10米高的塔身。这时，张院长上前阻拦：“老屠，你身体不好，
不能上，还是我上。”屠守锷拉住张院长的手说：“你有高血压，还是我上。”
话音刚落，就一鼓作气登上了10米高的发射塔，完成了最后的检查。
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随着一声巨响，导弹直上天空，准确命中目标。
屠守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笑了，他哭了。近20年的拼搏、奋斗终于成
功了。
1992年，屠守锷已退居二线。然而他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止。这一年，
我国发射澳星失败了，为了查明故障原因，中央又请年逾古稀的屠守锷参与
调查。
故障调查分析是复杂而艰难的，经过屠守锷等人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一
个月后，新华社发布消息：澳星发射故障原因已经查明，并特别提到：“这
枚火箭故障分析专家审查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宇航学院院
士、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屠守锷任主任委员……。”
（齐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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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
——中国 “两弹元勋
（公元1924～1986）
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自50年代开
始，孜孜不倦地奋斗了28年。继突破原子弹、氢弹的原理后，研制成功原子
弹、氢弹，并进一步达到武器化；随后又研制成功新型加强导弹。他为中国
大振国威，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是中国的“两弹元勋”。
憨厚的顽童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的一座“铁砚山房”
里。这座山房因其祖宗邓石如擅长书法篆刻而得名。父亲邓以蛰受到书香世
家的熏陶，并以良好的愿望取朱熹“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之意，给儿子
起名“稼先”。
1925年春，邓稼先全家迁居北京。那时他父亲已经留学学成归国任清华
大学教授了。邓稼先四五岁时，常常站在父亲书房里比他高得多的大铁火炉
跟前，背诵《左传》、《论语》等古书。一次，父亲的挚友张奚若教授来访，
正碰上稼先穿着一件齐地长袍站在那里背书。张先生觉得奇怪，便顺口问道：
“叔存兄，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让孩子背这些东西？”邓教授笑着说：
“嗨！我不过是要让小孩子知道一下我们中国文化里都有些什么东西，这有
好处。”
学贯中西的父亲不仅要邓稼先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同时也要
他读外国的文学名著。在上小学时，邓稼先就读了莫泊桑、屠格涅夫、陀斯
妥也夫斯基等名家写的小说。即便如此，父亲还嫌不足，又让他和别人家的
孩子跟从一位王老先生学习国文。父亲对邓稼先的英文学习要求也很严格，
亲自当启蒙老师，指点正确的学习方法，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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