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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当启蒙老师，指点正确的学习方法，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童年时的邓稼先，长得有点瘦弱，但很英俊。他家的生活虽然优裕，但
母亲持家的节俭，无意中使孩子们贴近了贫苦市民的生活。他与邻居的孩子
们一起放风筝、抖空竹、弹球。天黑回家，一双小黑手，还得让妈妈用毛刷
才能帮他洗干净。谁知父母的开明教育竟使得小稼先越来越淘气了。
1929年邓稼先5岁时开始上学，先在武定侯小学，4年级时改上四存小
学。学校不算很好，但都为的是离家近，免得妈妈不放心。邓稼先淘气，但
绝不耍滑，和同学们在一起有一种傻乎乎的诚恳态度。他憨厚而又守规矩，
有时代人受过也满不在乎。他以善良的心地，结交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
压不住的怒火
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念了一年书，到初二又转到崇德中学。崇德是
一所教会学校，注重英文。邓稼先的英文童年时就得益于父亲的教导，入了
崇德之后可以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数学、物理方面，又得到比他高两
班的同学杨振宁的帮助。这就引起了他对理科的兴趣，尤其是喜欢数学。父
亲为此专请了师大附中的李老师到家里来给他补课，给他一个在数学上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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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看看能不能拔尖。一个时期，邓稼先对数学着了迷，每天晚上做题
做到深夜。第二天早晨，他的数学习题草稿纸横七竖八地飞满了一地，总是
由细心的母亲一张一张地替他捡起来，整理好。
中学时代的邓稼先照样喜欢玩耍，但已经不是一个顽童。对下棋、弹球
之类的娱乐性活动的狂迷，很快就让位于渴求新知识的兴趣。兴趣的转移如
此迅速，不过是玩耍中就存有的那种喜好钻研的个性，在新知识的海洋面前
展开罢了。
就在邓稼先的人生观刚刚萌芽，对人生和社会开始有自己的认识时，碰
上了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寇的入侵打乱了他平静的读书生
活，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刺伤了他少年纯洁的心灵。一个人在年轻时所受的强
烈刺激，总是会留下终生难以除去的烙印。这以后，除读书之外，他开始和
一些同学聚会，谈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在 1937年以后日军统治下的北平，中国百姓受尽了屈辱。日本军部规
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军哨兵面前走过，都要向其鞠躬行礼。如果这样做，
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不就一扫而光了吗？血气方刚的邓稼先，对此怒火满腔。
他宁肯绕道走很多冤枉路，也不去干这种事情。他有自己的人格，而人的尊
严绝不能让别人任意玷污。
从此以后，年轻的邓稼先在两条道路上迅跑，一方面仇恨日寇，热爱中
华，关心社会；另一方面认真读书，刻苦用功，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总之，
他已由一个不懂事的顽童，变成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人了。他读的书越多，思
想就越活跃，常常和一群思想激进的同学一起议论天下大事。
稼先的父母为孩子有这样的思想和骨气感到欣慰。然而，他们担心的事
终于发生了。有一次日军又占领了我国的一座城市，逼着市民和学生开会游
行，庆祝他们的胜利，不少人敢怒而不敢言。可是邓稼先胸中的一腔仇恨，
怒火般升腾，他把会场发的小纸旗扯碎，狠狠地踩在脚下。狗腿子发现有人
扔小旗子，盯着学生们，一直追查到学校。校长敷衍了一阵，抽空到邓稼先
家告知，让他赶快逃走。家里只好让大姐邓仲先带着稼先南下上海，然后从
海上经越南的海防到河内，走通往老街的那条路，再进入中国国境，终于到
了大后方的昆明。
1941年秋，邓稼先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原来的北
京、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1937年南迁后合并办起来的一所学校。由于名教
授聚集，因而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校舍简陋，分散在昆明市的好几个地方。
在西南联大读书，有名师授课，自己又十分用功，邓稼先的功课越来越
好。他不仅基础课学得很扎实，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都有兴趣。他一方面刻
苦学习，充实自己的大脑，另一方面更加爱国上进。就在日本政府宣告投降
的1945年，他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了，并经好友杨德新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
从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7年通过了赴美
研究生的考试。1948年秋，他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乘船赴美留学，并
于1950年8月20日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放一个“大炮仗”
1950年8月29日，26岁的邓稼先，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就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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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机会登上了归国的航船。金秋时节，他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驶抵香
港，然后众人分乘小木船划到中国境内上岸，最后去广州聚集。一群满腔热
情的海外学子，第一次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时隔不久，邓稼先从广州乘火车北上，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从事了8年的原子能研究工作。
1958年8月新中国诞生快9年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从国家利益
以及外交斗争的特殊视角，看透了中国自己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著名科学
家约里奥·居里早在中国解放初期就曾对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说：“你回去告
诉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有原子弹。”中央领导人对此十分
清楚，但邓稼先因此发生了命运的转折，却是他事前一丝一毫也没有料到的。
事情是由钱三强的推荐而引起的。钱三强，这位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
导下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这时担任着二机部副部长和原子能
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一天，钱副部长向邓稼先说了一句半是哑谜半有些幽默
的话：“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大炮仗？”邓稼先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心里咯噔一下。他一时来不
及细想，便自言自语地说：“我能行吗？”
钱三强副部长慢慢地把工作的意义和工作任务告诉他，一向机灵的邓稼
先很快就懂了。不过，担任这一工作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什么变化，他也明
白一二。
邓稼先明白，搞原子弹研制工作，就必须从此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
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某些朋友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
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但是，有一股巨大的支撑力量冒出来，这
就是新中国需要原子弹来壮国威。于是，他坚决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了，中国人民从此自己独立干起来了，“596”
这个由年月简化的数码，成了我国独立自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它意味
着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从此，邓稼先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1959年夏天以后，千钧之力压在邓稼先的肩上。要制造原子弹，首先
必须拿出研制原子弹的总体方案来。邓稼先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沉闷期。夜晚，
他躺在床上，看上去是闭眼在睡觉了，但脑子里却在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黑茫
茫的境界中摸索。找准了正确的设计方向，是邓稼先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重
要的贡献。
他们的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后来又调来一批第一流的科学
家，他们的到来不仅在精神上给他以巨大鼓舞，在科研闯关中更起了重要指
导作用。
研制核武器，除了连续作战的疲劳和挖空心思地用脑有伤人体之外，还
有那更可怕的放射性物质的辐射对人体的伤害，这是一个看不见的魔鬼。
邓稼先一次又一次主持着新的核实验。他经常出入车间，在一段相当长
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受其辐射的损伤可想而知。据了解仅
一次开密封罐看测试结果，就使邓稼先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
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大地一如往常，但是在我国西北新疆罗布
泊上空，却升起一股蘑菇烟云。世界为此震惊了，一些外国人断定中国人自
己不可能搞成的原子弹，竟然爆炸成功了，而且使用的是铀235和先进的内
爆型设计来爆炸裂变材料，比美国在日本广岛投的原子弹设计得更加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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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努力克制着激动，然而，他的理智还是抵不过情感的冲动，滚烫
的热泪夺眶而出！
连续攻关“639”
事实上，早在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前一年，即1963年9月，邓稼先
他们就已奉命转向更高的目标了。他承担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
务，任务代号“639”。
氢弹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制造原子弹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行了。
这是与实际情况差得太远的想法。从最基本的科学原理来看，原子弹是靠原
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
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放出巨大的能量，
叫做核聚变。一个是裂变，一个是聚变，也就是说一个是打碎而一个是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