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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楼的时候我觉得腰里有点酸，心想，这该不是肾亏吧，如果二十岁就肾亏， 到四十岁肯定变成阳痿啦。脑子一走神，我在楼梯上绊了一下，直刺剌地摔了下 去。那块绊脚石哇哇大叫。我点亮打火机一看，妈的，二十多号人全都蹲在楼道 里打瞌睡。这也难怪，外面下雨，又没有防震棚。我连声喊抱歉，这些人全都醒 了，对着我看。有个教授模样的老头说，哎呀，谁家唱了大半夜的卡拉 OK 啊。 我再不是东西，这时候脸也不由红了红，知识分子就是厉害，损人都这么有艺术 感。
回忆九三年，那次地震之后，糖精厂岿然不动，只是塌了河边的泵房，那里 平时没人，就砸死了很多耗子，剩下的耗子全跑了出来，在大街上巡游。这些耗 子都很嚣张，而且聪明，比如它们过马路的时候，先是一只耗子出溜过去，蹲在 马路边上吱吱地叫几声，后面就有一串大大小小的耗子，气定神闲地向它走去。 这么有组织有纪律的耗子，我们根本不敢打，怕招致严重的报复。
我和白蓝发生关系之后，陆续还做过几次，地点都是在她家。新知新村的房 子，隔音效果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她家卫生间蹲着，可以听见隔壁卫生 间里小便的声音，当然是男人小便，要是女人小便都能听见，那简直就等于是布 帘子了。不过，这也着实说明房子质量之差。白蓝说，七十年代造的房子，都是 用预制板拼起来的，虽然不够私密，但是这种房子很牢靠，特别防震，刚搬进去 的时候都乐坏了。我可以证明，有一些年份里，中国人特别怕地震，大概是被震 出心理障碍了。
在那种房子里做爱，如果当时没有喝醉酒，就会觉得有另一种心理障碍，怕 隔壁邻居扒在墙壁上偷听卡拉 OK。我知道很多种偷听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拿 个玻璃杯子杵到墙上。耳朵凑到杯子口。但是这种把戏在新知新村几乎不需要， 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如果你不想听见隔壁的声音，最好把自己的耳朵套起来。 我把那天老头损我的话告诉白蓝，白蓝说，无所谓啊，随便他去说吧。但真 的做爱的时候，她又不由得克制住自己的呻吟。她还问我，这样是不是有点扫兴， 我说挺好的，我喜欢那种克制克制最后克制不住的声音，写诗也是这样，一上来
就“啊”的诗歌，多半是拍领导马屁的，没有真感情在里面。 干过之后，我还问她，为什么隔壁做爱的声音我听不到，难道他们也这么克
制吗。白蓝说，隔壁是老头老太，老头以前是右派，都克制了一辈子了。我追问 道，那么老太呢，老太不是右派啊。白蓝说，你真烦，管那么多干什么。我就说， 这里真不一样，不像我们农药新村，全是造反派。
我们后来做爱，声音一直都很轻，而且还戴着橡胶套子。我问她，这个套子 是不是从医务室里偷出来的，她说不用偷，一抓一大把。她把橡胶套子装在一个 饭盒里。有时候她自告奋勇给我戴套，有时候让我自己套，她在一边看着。
发生关系之后，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在厂里互相看到，眼神就会不一 样。我们厂里有那么几对，谈了恋爱之后，经常在厂里挎着膀子量地皮，从甲醛 车间晃到糖精车间，从司机班晃到锅炉房，十分招摇。师傅们站在窗口，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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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走过来，就会大惊小怪地说：“压路机来了。”然后对着他们品头论足。
这些待遇我都没有，一则是她不愿意跟我在工厂里压马路，二则我也觉得在 甲醛和糖精之间卿卿我我，实在是没什么可自豪的。事实上，我连中饭都不跟她 一起吃，她是干部餐，我是工人餐。我们就用眼神交流，我和她都是大眼睛，交 流起来很有美感。
只有一次，她闹牙疼。我在厂里遇到她，直接问她：“还疼吗？”这时正好
倒 B 从我们身边走过，听到这句话，就扭过头来打量我们。白蓝做出很疼的样子， 指了指腮帮子，好像讲不出话来。后来在医务室里，大肥婆不在，她对我说：“你 说话注意点，什么疼不疼的，让人误会。”我满不在乎地说：“不会误会的，只有 处女才疼。”说完这话，冷不防脸上被她抽了一下，生疼。我低头一看，她用来 抽我的竟然是一副橡胶手套！她还问我：“你疼吗？”那次我真的火了，我说， 咱们俩这么浓厚的交情，为了一句笑话，你丫竟然用妇检手套抽我！她就说：“干 净的。”
我听我奶奶讲过，男人要是被女人抽了耳光，就会连倒三年霉，唯一的办法 是把耳光抽回去。但是，像这么一个敢咬老虎的女人，她准保会把耳光再抽回来， 那就抽来抽去没个完，有这种闲情，还不如躺到床上去做爱呢。倒霉就倒霉吧。 有关我和白蓝之间的事，厂里没人知道。白蓝不希望别人对着她指指点点， 我更是吃够了写诗和看胸罩的亏，再也没那么傻了。回想我刚进厂的时候，跟着 老牛逼到处招摇，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工厂生活有一条原则，隐秘之处最安全， 只要没人注意你，就能年复一年地混下去。可惜我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太晚了，而
且运气不好，最终还是得去上三班。 其实，我和白蓝对外保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她都知道这场爱情最终将
会以什么形式来收场。她曾经问我：“要是咱们分手了，你觉得厂里哪个姑娘合 适你？”我想了想说：“我觉得劳资科的小噘嘴不错啊，以前对我很凶，现在好 多了。”白蓝说：“那姑娘有什么凶的，小丫头一个。”我说：“人家也就比你小一 岁，哪里小丫头了？”白蓝说：“找秦阿姨说合说合吧。”我说：“不行的，她是 李光南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白蓝说：“那倒也是。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还 在读中专。”我说：“长得跟你像吗？不像我不要。”白蓝说：“那就难了，跟我像 的，那就是电影明星了。”
现在我知道，这种调侃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暗示。在我当时看来，离别总之 是伤感的，因为伤感，所以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好像春天里绵密的细雨，用肉眼 都分辨不出雨丝，不知道该不该打伞。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样一种伤感，只能相 互暗示，用调侃来安慰自己。
那时候她还对我说：小路，很难想象你将来娶的老婆会是什么样啊，如果笨 嘴拙舌的肯定被你欺负死。我就说：我倒是能想象你的老公是什么样，一定很温 和，很有文化，看见流氓就逃跑的。她不无嘲笑地看着我说：“你三十岁以后， 看见流氓，大概也会跑吧。”那时候我不承认，我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剽悍，真是 太幼稚了。照白蓝的说法，我三十岁以后只能是一个啤酒肚的秃顶男人，牙齿被 香烟熏得乌黑，长期上三班会有眼袋和黑眼圈，脸色青黄，肝功能异常，骑着自 行车穿着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个穷光蛋和倒霉鬼。流氓只会欺负我，而不 会欺负她老公。
那时候在她家里做爱，我时时都能感到一种奇怪的气氛，考研的复习资料就 堆在书桌上，有时候她做完之后会随手捞过一本书，翻几页，嘴里嘀咕几句，再 把书放回去。我问她，这么复习功课，有何效率可言。她说，功课早就复习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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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了，只是惯性地再看几眼。这时我就不再说话，也顺手捞过书来看几眼。她
问我：“你的会计学得怎么样了？”我就懒洋洋地回答她：“还没开始学会计，现 在在学高等数学。”她就笑着说：“高等数学你都敢学。”我说，自从我做了钳工 和电工之后，就明白了数学的可贵之处，相反，语文是一门很操蛋的科目，数学 使人越来越聪明。语文使人越来越笨。我基础太差，所以学高等数学很累，但我 渐渐开始喜欢这门功课了。
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间打开，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锁着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我发现里面有一排书架，有一台电唱机，最操蛋的是里面竟然有一张双人床！我 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明明有大床，你还让我在小床上练双杠！”她说：“这 是我爸爸的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惹不起你爸爸。”
后来她让我看那些书，很多小说，很多古代汉语，很多文集，都是些旧书， 散发着比房间本身更为浓重的霉味。她说：“这些都是我爸爸的书。”我说，你丫 真幸福，从小就能看那么多书。我回想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两本大书，《董存 瑞》和《茶花女》，都是残书，《董存瑞》没结尾，《茶花女》没开头。这还算运气， 要是倒过来，那他妈有多么煞风景啊。我从八岁开始就看这两本书，到了十五岁 还是看这两本书，在革命烈士和法国妓女之间徘徊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该成为 哪一种人。假如当时我也有这么多书，就不会那么困惑了。她说：“你喜欢这里 哪本书，你就拿走吧。以后别卖了就行。”
那天她还打开了电唱机，从柜子里取出一张黑胶木唱片，说这是贝多芬的克 莱采，欧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贵的版本。我说，不至于给我古典音乐吧。 她说这些唱片都不会给我，她要自己留着，但可以放给我听听。我想，听听古典 音乐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常年听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电唱机捣腾了一通， 喇叭里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后来音乐出来了，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静地听完了 克莱采。
那天我对她说，我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谓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谓 的义，就是为你去打人。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分开的。但你把你爸爸的书送给我， 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义，所以我要记住一辈子。
那年冬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