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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是这样，还有什么悲剧可言？还有什么“荒唐”，“辛酸”，“意淫”？还有什么不能解味的？
书传到高鹗手中，立即快刀斩乱麻地将这条线给宰了。果然明白多了，有戏多了。他认定贾宝玉的夭亡是全部的不幸——这叫人大倒胃口。
贾林二者并非一样的人。结婚对林黛玉来说也许是一切，而对贾宝玉的意义决非如此。他就要放弃自己的好不容易维持至今的身份了，看着空荡荡的大观园，他的悲哀岂是一个林黛玉可以弥补。作为女儿美的当然鉴赏者，他已无美可审。过去岁月的缠绵更加深了空旷感。任意抛洒的爱与情，一无收获。他将自己挥霍尽了，和西门庆一样。他已彻底无能为力，色真的变作空了，也许只有一条出路——遁如空门。
林黛玉不是贾宝玉的肋骨，因此回不到他的身上。流再多的泪也是枉然，终究也担了虚名。
贾宝玉留着自己的肋骨，他的肋骨不够他的女儿们瓜分。他的女儿们是水做的，水由甘露凝成，也像甘露一样挥发升腾，剩下白茫茫大地。
作为本文的小结，我们试着说一说《红楼梦》的“可心会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之处。
贾宝玉始终是个世俗中人，即“槛外人”，为逃脱世人的责难，有仙姑与美玉的神话来为之化虚，成为荒唐的天生尤物。在这虚幻的伞下，他放任自己的情思，从不拒绝女孩儿指向自己的情与爱。西门庆可以无耻，贾宝玉却要固守高洁与趣味。他领略过两性间肉体亲密的最高境界，因其不是出路，不过尔尔，便自觉地压抑着自己对肉体的向往。他将什么都看破了，却什么都不可说破。他常常想到将来，不愿苟且，但现实中只能得过且过。梦还未开始，结局已经有了，一曲《红楼梦》的仙乐如丧钟鸣响。他明白得怎么也玩不到得意忘形。
他的爱与情需要对象，不是纯精神的把戏。他所爱者是“女儿们”，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异性，这就使他的爱充满危险。他将爱投向纯洁的心理正常的女子，这些女子必然要求他也用情专一，要求他作出抉择。他怎么能够呢？于是只好缩回到孩童，逃避责任。他与她们的关系太脆弱了，没有封建伦理的保障，没有互订终身的支持。他所能给人的只是甘露，她们中有谁愿意品尝终身？大观园空荡荡了，他想望消受却命定无福消受。
他的所有，是一段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思，空自损人耗己。她们的前途就是他的前途，她们的无望是他的无望，彼此共一个命运。她们是他存在的前提。他是那么地爱着她们，爱得将自己的将来、自己的一生全交出去了，虽苦不悔。
他无法向人剖白自己的心迹，哪怕对林黛玉。他怀着歉意，因而理解女儿们的期待与抱怨，一再作小服低。他不想伤害她们，却只能一再伤害她们。他热情讴歌女儿，却陷于主观的无可奈何。他向往爱情，然而魂儿却常常出走。他的热情没有高潮，因此总不减退。美好的林黛玉不能有他的作为，于是只能望着他这唯一的所爱者的背影，成为可怜的“寂寞林”。她给贾宝玉女儿家的最高奉献——泪。以身相许是两相欢娱，而泪珠滚滚是以自己的愁苦对他人的欢娱，难怪她流得枯了。
面对这一切，贾宝玉只能报以感动，他动情地说到自己的心。女儿一个个完善着她们的形象，他却永远是个以孩子气为盾牌的痴男。女儿们愈美，他愈不能放弃，不放弃就愈没出路。他说不得也行不得，就越变越是个痴儿了。他的心却无比清晰。全部占有和永远占有的白日梦，怎么都圆不起来。他意识中的强烈排他性，只能下意识地去和秦钟与智能儿捣捣乱，这又何济于事？
贾宝玉是多情的，温柔的，宣扬“女（儿）道主义”的，可是，根本上还是个男子中心论者。他合情但无理的欲求，困难地道出男子对这个世界对异性的企望。他为它的注定没有出路而哀伤——即使节制了肉欲。
整整八十回，贾林的爱情无法前进。在这条主线的掩护下，写尽了贾宝玉对女儿们的感受。无法借用爱情的名义，所以文化就出现了。一次次吃饭，做寿，听戏，赏花，制谜，放风筝，食蟹，探望，闲谈，梳头，穿衣，请安，祭祖，出殡……船未动而水在流着，贾宝玉是大观园中的石舫。远远望去，错觉之中，一样教人感叹时光的流逝。
几年前，有次和几个西方的汉学家说话，他们一致推崇《金瓶梅》而疏远《红楼梦》。闲谈中没做什么分析，只说“《金瓶梅》好看。”当时我大惑不解，也因此在心中十分渺视洋人。现在回想一遍，也许是意淫的不得人心吧。西方大概没有这般不爽利的观念。
但是，西方的男人们，果真有路么？
西方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似乎成了今天中国人的楷模，这么说，有天《红楼梦》在中国也会被《金瓶梅》压制？反正，无论中国人外国人，读《红楼梦》一定越读越辛苦了。幸好，它所拥有的不仅是意淫。
“谁解其中味？”
信仰肉的西门庆失败了。他的肉一再盘旋，无法创造出新的意境和快感。
信仰灵的贾宝玉也失败了，他的灵最终只能走向虚无。
行淫死于肉。意淫败于灵。
古今的男女说到底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写不过兰陵笑笑生也写不过曹雪芹。他们沉重地关上了灵与肉的大门。留给我们的出路，是灵与肉携手而进。这难道是路吗？
一个永恒的悲剧。
男人的悲剧。
在男人主导的世界中，也是人类的悲剧。
养着又何妨
最近，读到王蒙先生的发言：“国家把作家养起来的办法，流弊很大。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会为金钱而放弃写作。”这使我想起王蒙在三年前，就同一问题所作的另一次讲话：“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大锅饭’制度，竟然包下来一些不愁柴米油盐，不为生计奔波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可以有暇去构筑尖端透顶的理论和口号，不断升华一些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也未能升华的绝妙理论，真有些滑稽。”前后一看，王蒙的主意是一贯的，代表着社会上的一些看法。
这样看问题当然很先进，然而立论的根据不对。以我为例，工作二十多年，有幸获得副高职称，每月的标准工资是一百多元，连女儿的独生费约三百元。家有两张嘴吃饭，此外还尽一点孝道。据报导，上海居民去年月人均支出二百七十多元。可见，即便是被流弊很大地养起来了，其柴米油盐至多也不过是稀粥的水平。当然，我无意哭穷。我还是可以吃上一点干饭的，这是因为自知不是进了养老院，自己还是要养养自己的。
说起来，本人也是有读者的作家。某出版社近来的一次读者调查，我的一本待出版的书忝列受欢迎之首。然而还有五年前就交稿的书，已压成纸型的书，至今不被出版。交涉的结果，出版社说是同意退稿，退稿费千字三元。三十万字的作品须用一千张稿纸，值九百元。因预支过一千，须倒找他们一百元钱。转载我作品的书籍报刊，向来极少主动付酬。甚至本市的讲法制的报，虽去信询问连个说法都不给。如都要我去打官司，那就真的要国家养起来了。
我想，这也是中国今天的出版现实。有这样的特色，才有“养起来”的特色。
在这种情形下，把作家完全抛入市场，无疑损害中国文学。我从没听见有人对专业工人专业运动员提出过看法，唯独作家这一行常常招人物议。从历史看，当年的右派作家，虽经受挫折仍能苟延残喘，靠的就是一口大锅饭。即便像《爸爸爸》这样的公认的好小说、像马原那样公认的好作家并没有得奖，事实上，今天中国文坛上的好作品，大多数是由我们专业作家写出来的。那些好作品的印数，极少超过七千册，并且越印越少。王蒙同志几年前一再表示要带薪离职写作，并在去职后写出受人关注的作品，想必也是认识了专业作家的好处呢。
说“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再大的困难面前也不会动摇”，那是太乐观了。我们至少有“文革”的经验，真正的作家全都动摇了。尽管目前有些纷乱，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说一点朴素的话。如果人们不能为金钱而放弃写作的话，他们只好去为金钱而写作了。
1992。9。25
开导王朔
在家好好坐着，忽然听到遥远的京城吵起来了，王朔终于也发言了。北方人吵架，我一向是很喜欢看的，很开心的。这一年的文坛未见别的热闹，吵架就是一景了。1995年初敝人曾有一文，论说《文坛旧事》，危言耸听地断言，要是某些作品当年得以发表，那些“右派作家”将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一些大作也就不必再写了。谬论既出，原以为会招来声讨的檄文，谁知本人立论过于坚强，只听说颇有恨恨之声，却不见一点文字。我在寂寞中听见石头城的王彬彬挑战燕京王蒙，全不顾五百年前的缘分。老王掷下长者面具，拍起名家大马直取黑驹，倒也快人快语。眼见得老的老小的小一个个反了，我心里真是悲喜交集。文人相轻总是免不了的，它的真实性往往不在于攻击他人，而是为自己划一个圈，生怕自己迷失。想起来，我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写过一篇杂文，提倡文人相轻于纸面而不是黑暗角落，现在终于有了回音，好生激动。
我想王朔大概是被弄烦了，所以说了那些不三不四的话。本来，王朔只要一开口，大家就明白他又要不三不四了，因此，也没什么可大吃一惊的。不过，他过去通常是虚指，即便派定一个委琐人物有名有姓地叫“王沪生”，因为沪生的小子们实在太多，因为名曰沪生的人实在都是沪上的外来户，所以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