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媲美的人物形象。在蒲松龄笔下，人们只要有了“至情”、“真心”，便可
以生生死死，无往而不胜利，人世间的一切隔阻都会被克服。如《阿宝》中
的孙子楚，出于对阿宝的痴情，忽而离魂，忽而化鸟，总要与情人形影不离。
冯振峦指出：“此于杜丽娘之于柳梦梅，一女悦男，一男悦女，皆以梦感，
俱千古一对痴情。”又如《连城》中写一对“知己”的男女，生不能结合，
幸而死后相聚，因而不愿再生。王渔洋感叹说：“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
后复有此人！”冯镇峦进一步指出：“《牡丹亭》丽娘复生，柳生未死也，
此固胜之。”这些评论者正确地指出：蒲氏的确受到汤显祖进步思想的巨大
影响，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表现、有所发展。他认为人们的正当情欲，不
但是合理的，而是纯洁的、高尚的、动人的，它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这在
《菱角》、《青娥》、《瑞云》、《青梅》、《阿绣》、《封三娘》、《宦
娘》等篇中都有强烈的表现。
不仅如此，蒲氏还在《素秋》篇中，通过男主人公俞慎对其异类女弟素
秋所说：“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殊焉？”正面表达了自己的认识和
主张：“情”为“礼”（理）之本，“礼”（理）是受“情”制约的，也就
是受人类生活的正当的要求制约的。“情”是本，“礼”是末。蒲松龄这个
认识，就和王夫之所主张的“人欲即天之理”（《读四书大全说》卷四）相
近似。基于这种认识，蒲松龄为了摆脱“礼”的束缚，更用浪漫主义的夸张
手法，将“情”的作用提到空前未有的地位，它可以超越一切，战胜一切。
例如，只要有了“痴情”“真性”，爱菊者可得菊精为友（《黄英》），爱
牡丹者可娶花仙为妻（《葛巾》），爱鸽者可与鸽神相聚（《鸽异》），如
此等等，不一而足。所谓“怀之专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谓无情也”
（《葛巾》）。把“情欲”的作用，写得如此巨大而又合情合理，这正是由
于沉重的封建礼教势力反激而来；同时也是在新的经济因素上反映的产物。
蒲松龄作品形象所体现的这种思想，无疑的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具有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影响的显著痕迹。
（选自《蒲松龄研究集刊》第2 辑，
齐鲁书社1981 年版）
赵俪生
读《聊斋志异》札记
好多年以前，我就想写一篇题名为《聊斋志异中反映的社会经济材料》的文章，并
想继之而写一篇《三言两拍中反映的社会经济材料》。直到现在，自己还认为这是两个好
的选题，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却很久很久没有能够将这个心愿兑现出来。
近来，偶尔又重读《聊斋》以资消遣。偶有心得，即随手写在一片纸上录为札记。
积两月余，得二三十纸，而《聊斋》全文四百余篇，约当百分之五六。但又感到除去这些
即兴之作外，无意于做出更多的札记来，所以就干脆将这些零星东西串到一起，以作为一
时读书心得的记录。其中主要的，自然是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但又由于《聊斋》一书中，
有些篇章与社会经济无关、主旨仅在“言情”、而文章又特别佳妙者，亦往往掺入一二。
因此，总题就不应该仅限于“社会经济”方面了。所以，最终采取了笼统的读书札记式的
标题法。但又须反转过来表明，虽然标题采取了笼统的提法，而笔者主要的着眼点仍在社
会经济方面的材料，则是依然遵循原来写作、构思的主旨的。
1966 年深冬大雪中记。
（一）
《公孙九娘》。
我常爱对朋友们说，自己少年时候受了父亲和姐姐们的影响，及早地接
触了《聊斋》，也接受了他（她）们的偏见。父亲最爱《叶生》，经常一读
三叹。姐姐们爱读其中的“双女”故事，如《莲香》、《香玉》等。可是等
到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培养起来之后，爱好就发生了变化。从民族思想
的角度，我推崇《公孙九娘》，和一些转弯抹角描述“大兵”、“北兵”的
零星的、极不引人注目的篇章；从描绘带有民主性质的爱情以及文章佳妙方
面，我爱读《婴宁》、《阿纤》以至《凤阳士人》等；而认为像《珠儿》、
《画皮》等则是糟粕性很重的东西。
我尝评论《公孙九娘》是《聊斋》四百篇中的案首。我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一，它既深刻地同情着于七起义这样一场爆发在康熙年间的农民起义，同
时又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统治者大量屠杀汉族起义者以及许多无辜人民的罪
行。在《聊斋》四百篇中，民族思想流露得如此充沛，揭发暴露如此深刻，
而在收集付印时又未被芟除的，这恐怕是一篇“凤毛麟角”了。第二，通篇
文字遒劲而又凄艳，如仅仅使用“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八个字，就把那场
发生在济南西南郊的骇人听闻的屠杀惨案完全勾勒出来了；再如描写人鬼结
婚时，作者采取了正面、明确的抒写法，说“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
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到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所占两绝，句
中复有“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一段民族的、纠缠着家族和
自身的深仇大恨，被淋漓尽致、凄艳动人地刻画出来了。第三，在收场方面，
也不同凡格。作者使用了婆娑迷离的收尾法，使故事带了一条“缠绵未尽”
的尾巴，这比较起蒲松龄经常喜爱使用的大团圆、升官、成仙、“丫头老婆
来磕了头又磕头”的收尾办法，又不知道高明了若干倍。
《林四娘》。
这显然是一篇经过蒲松龄二道改写过的故事。前后两故事，所涉地名人
名大体相一致，但神髓不同。一经蒲氏改削，顿化儿女私情为沉痛地追怀故
国的民族凄艳事迹，真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矣。
故事写的故明衡王府宫人林四娘的感情流露：她如何“为亡国之音”；
如何“俯首击节，唱伊、凉之词，其声哀婉；歌已，泣下”；如何使陈宝钥
为之“于邑”；即“家人窃听之，无不流涕”。在她的临别遗诗中，还有着
这样一些句子：什么“谁将故国问青天”；什么“泣望君王化杜鹃”；什么
“汉家箫鼓静烽烟”等。自然，林四娘是个王府的宫人，正如公孙九娘可能
是个中产人家的女儿一样，她们的民族思想中可能带有某些上层社会的色
彩，像对明崇祯帝带有留恋悼惜心情的情节所表现出来的。但蒲松龄在当时
敢于写这些内容，无疑还是具有进步的意义和作用的。
《乱离二则》，及其它。
这部分内容，是印本中所不载的。想来是由于怕触忌讳而芟除了。在影
印手稿中，却保存下来。故事主干无大可取，不过写乱离中骨肉的巧合，正
由于情节太巧了，所以显得不真实，只能当“瞎话”听。但从总体上也传写
了一个板荡的时代，历史上南北朝、北南宋，像这类的骨肉隔离后又重逢的
史事，也是很不少的。
我着眼的，倒是在文内有这么几句：“时大兵凯旋，俘获妇口无算，插
标市上，如卖牛马”。这暴露了满洲军事贵族掠卖汉族妇女的史实。在金兀
术时代，像这样掠卖的事在大同一带是曾经十分盛行过的。清朝统治者自然
不高兴别人暴露这些事，所以印行时便芟剔了。但没有芟剔到的，在印本里
残留下来的，也不是没有。如《韩方》篇（卷十六）中也牵连到明朝末年满
洲兵在畿内、山东一带杀人的事。在这个故事里，作者假借一个土地神的嘴，
叙述齐东一带闹瘟疫的根源，说“今日殃人者，皆郡中北兵所杀之鬼，急欲
赴都投状，故沿途索赂，以谋口食耳”。单纯论这段故事的躯壳，它无疑是
迷信的，但其中也透露了“北兵”在济南、齐东一带屠杀了大量的无辜人民。
此外，《野狗》篇（卷十五）中，也有“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乡民自山中
窜归，值大兵宵进，。。僵卧死人之丛。”统《公孙九娘》、《乱离》、《韩
方》、《野狗》诸篇连系起来考虑，蒲松龄显然是有意识地（虽然也是有避
忌心理地）在暴露满洲贵族在入关统治前后，都曾经残暴地屠杀过汉族人民
与起义民众的历史真实。再如《张氏妇》，就更典型了，它真人真事地叙述
吴三桂起事，清朝在兖州练兵，“大兵”到处寻奸妇女，这种赤裸裸的写法，
真可说是对清朝的极大的挑战。根据这些，我认为蒲松龄是有一定成分的民
族思想的，像《聊斋志异选》书末所附选注者的后记中所说，不承认蒲松龄
有民族思想的论断，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二）
《金和尚》。
这篇文章，文笔也是上乘的，但与其说是文学著作，勿宁说是一篇史料。
因为它十分具体地记录了一个大寺院地主的生平及其活动的规模。金和尚在
当时很著名，当时前后诸（城）、安（丘）、高（密）、胶（州）等县的文
人们（如李澄中、丁耀亢、张贞、曹贞吉，以及王士祯、赵执信、安致远等）
的文集中涉及此事的颇不在少，可以对参。我往年曾经对参过，可以说以《聊
斋》所记为最详阐。
金和尚无论从出身看，或者从他本人一生的行径看，都是一个典型的流
氓、市侩。他借“饮羊登龙”之术“数年暴富”。既富以后，就主要依靠招
佣流民替他做佃户，剥削这些流民佃户的剩余劳动，使财富愈益积累。从这
一点看，他已很少和尚的气味（和尚仅仅成为一种幌子了），已经是一个最
残暴、最荒淫的、“新发户”式的恶霸地主。他经常雇佣长年佃户“数百家”，
加上零雇短工，“食指日千计”。和尚们除对他们进行经济剥削外，还对其
妻女进行凌辱，所以才有“佃户决僧瘗床下”的事情发生。这个僧霸集团的
政治影响面也是很广的，“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