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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可见作者写的是冥
府皂吏，鞭笞的则是人间恶吏。在这一类故事中，还不时出现主人公含冤入
狱、惨遭毒刑，甚至因而丧生的情节，并且作者还经常将这类情节放在官府
的贪赃枉法，社会上的攻讦诬告之风的背景中加以表现。如《邵士梅》写高
东海“私一媪，媪坐隐盗，官捕甚急，逃匿高家。官知之，收高，备极榜掠，
终不服，寻死狱中。”《陈锡九》写富室周某，为陷害女婿陈锡九，竟贿嘱
强盗，诬锡九为窝主，锡九因而入狱。《成仙》写周生与黄吏部打官司，“时
获海寇三名，宰与黄赂嘱之，使捏周同党。据词申黜顶衣，榜掠酷惨”。这
些都是坐盗案。再如《仇大娘》中的魏名，为陷害仇禄，“乃引旗下逃人；
诬禄寄资。国初立法最严，禄依令徙口外”。这是违犯了“逃人令”。又如
《小谢》写陶旺三“好以诗词讥切时事，获罪于邑贵介，日思中伤之。阴赂
学使，诬以行简，淹禁狱中”。这是以文字贾祸而入牢狱。其他如《真生》
写长山某“以株连被逮”，《封三娘》写“某绅以关节发觉，父子充辽阳军”，
《娇娜》写“先生故公子，以大讼萧条”而迁居乡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都是冤狱的例证。当然，由于那时文网严密，要暴露这些时事，作者不得不
借助于“。。诡荒忽不经之事”，“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余集《聊斋志异
序》），但他巧妙地使用“出于幻域，顿入人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的手法，而非常真切地再现了那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情景。
如前所述，清入关后，为镇压抗清力量和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权，实行了
残酷的血腥统治，官兵对人民任意屠杀和掠夺；官府黑暗，贿赂公行；地痞
流氓则依仗官府，乘机诈骗，挟私诬陷，社会上政治气氛恐怖。如康熙六年
御史田六善在他的奏疏中说，“近见奸民捏词诈害，在南方者不曰‘通海’，
则曰‘逆书’；在北方不曰‘于七贼党’，则曰‘逃人’，谓非此不足以上
耸天听，下怖小民。”（蒋良骐《东华录》卷九）。以致“睚眦小怨，辄兴
风波，萑符窃发，即诬为间谍之人；东人禁严（指逃人法），强名以捕逃之
主。”“蚩蚩之民。。多若屠羊在肆，噤不能发一声”（张贞《上高念东先
生论地方利弊书》）。由于当时“政令严，上下讳盗”，甚至“即被盗贼劫
杀，亦隐忍而不敢言。”（《于中丞》）蒲松龄感叹说：“一言之微，几至
杀身，。。可惧哉！”（《辛十四娘》）在这种恐怖统治下，不但平民百姓
无以宁生，即连中小地主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这就不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
长治之安，所以也屡下禁令，企图有所纠正。如顺治十三年有“严衙门蠹役
之禁”，十六年有“申定诬告之罪”，十八年有“定光棍招摇吓骗挟诈官民
以强盗拟罪”，到了康熙朝，也一再重申上述禁令。但这种风气的形成，根
本原因仍在于最高封建统治阶层，因而这种措施，对于病入膏盲的封建躯体
来说，是不会有什么效用的。我们从蒲氏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情况的形象反
映。
（三）
明代中叶以来的小说、戏曲中，有不少优秀的作品以批判险恶风气，揭
露统治阶级及其爪牙尔虞我诈、局骗群众丑恶的本质为主要内容。如明代的
拟话本中有《张溜儿熟布迷魂阵，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初刻拍案惊奇》
卷十六）、《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乾偿白镪》（《二刻拍案惊奇》卷十
四）。但其情节大多为设美人计，以骗取钱财，尚没有与政治联系起来加以
揭露。蒲松龄继承了这一传统，再进一步加以发展，把诈骗事件放在一定的
政治环境中加以揭露，其意义大大超过了拟话本相似题材的作品。例如《局
诈》一篇，讲了三个设局骗取财物的故事。第二个故事写一个副将军“将图
握篆”，以重金行贿，于是得以朝见“天子”，并被委重任。后来晓得上了
当，“又耗万金，始得革职而去”。作者并且在文中特别交代说：“仕途险
恶，显者皆附贵戚之门”，而具体描写中还涉及封建最高统治者——天子，
揭露价值更不同一般。这类作品，在聊斋故事中还有不少，如《小翠》、《黄
九郎》等。
《小翠》描写王太常和王给谏两个大官僚的矛盾。王给谏非常嫉妒王太
常的得宠，千方百计要排陷他，王太常无以为计。幸亏他的儿媳小翠是个狐
仙，暗中护卫门庭，屡助其公爹摆脱困境。而小翠正是利用官场趋炎附势的
恶习作为制服敌人的手段。她给对方造成错觉，以为王太常与权势煊赫的冢
宰相厚，因而王给谏不但不敢伤害他，反而要假意趋奉。后来首相失势罢官，
处境再度困难。一天小翠便把憨痴的丈夫扮作皇帝，故意在王给谏面前经过，
让他去告王太常“谋反”，结果查无实据，王给谏坐诬陷罪，充军云南。这
一事实反映了清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激烈斗争以及诬陷密
告的险恶风气。这种争斗的残酷性，在《黄九郎》中有更充分的描写：
邑有某太史，。。十七岁擢翰林。时秦藩贪暴，而赂通朝士，无有言者。公抗疏劾
其恶，以越俎免。藩升是省中丞，日伺公隙。公少有英称，曾邀叛王青盼，因购得旧所往
来札，胁公。公惧，自经。夫人亦投环死。
“贪暴”的秦藩迫某太史，只是因为某太史“曾邀叛王青盼”，而又有来往
信札为其所得，遂使夫妇受害致死。这正是对当时气焰薰天的势要，为了陷
害正直官吏而罗织罪名、打入反叛大案的毒辣手段的有力揭露。
明中叶以来，由于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特别是在人民武装斗争的巨大
冲击下，统治阶级的内部争斗也愈演愈烈。比如，统治仅有十七年的崇祯朝，
单宰相就更替了十多人，到了清初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更为激烈，也必然趋
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趋尖锐。满洲贵族各集团之间，满汉大地主大官僚之
间，都各有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当时朝廷屡兴大狱，诛杀不已，一些官僚
自然也就产生旦夕祸福的恐惧心理。例如《贾奉雉》里，官至两浙巡抚的贾
奉雉，原也“声名赫奕”，但因“为人鲠峭，不避权贵，朝中大僚，思中伤
之。贾屡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几而祸作矣”，“奉旨充辽阳军”。贾奉雉
无端获罪不禁感叹说：“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蒲氏就是通过这
些故事，形象地再现了清代初年尔虞我诈、排陷密告、世情险恶、旦夕祸福
的政治风气。
（四）
蒲松龄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晚期。从明代中叶以来孕育于封建经
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受到战乱的冲击而有所削弱，但很快又得到长
足发展，城市手工业和商业更趋繁荣，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市民利益的思想意识也更加活跃，以致在明代后期，产生了以李贽为代
表的王学左派，在明清之际，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颜元、李
塨等进步的思想家，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中也都具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这种
进步的时代思潮，不能不对进步的作家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汤显祖对李贽的
著作极为倾倒。蒲松龄当然也不例外，他的一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也是
和时代的进步思潮息息相通的。
明清以来的进步思想家，大都对封建礼教展开了程度不等的批判，聊斋
故事中也有不少反对封建礼教的作品，而这种批判则是以肯定与颂扬“情”
来表达的。我们知道，宋元理学提倡禁欲主义，他们把“饥寒愁怨、饮食男
女、常情隐曲”等人类正常要求当作罪过，加以压抑，而把三纲五常等封建
礼教视为至高无上的“天理”，要人服从。这种“去欲存理”的反动理论，
受到明中叶以来许多进步思想家的批判，李贽就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
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邓石阳》）颜元更直接说：“故男
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深受王学左
派和李贽影响的伟大作家汤显祖，更以杜丽娘的动人形象来歌颂这种“真情
至性”，批判腐朽理学。这些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对蒲松龄是产
生很大影响的，例如汤显祖说：
如杜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之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
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之所
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隔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
词》）
蒲松龄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说：
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守，非其结于情者深耶？一去而两殉之，
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人不能贞，亦其情之不笃焉。。。（《聊斋志异·香玉》）
魂从知己，竟忘死耶？闻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离枕上之魂；千里良朋，
犹识梦中之路。而况茧丝蝇迹，呕学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聊
斋志异·叶生》）
这种议论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这里两位作家所说的“情”，并不是抽象的
概念，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无论是两性之爱，还是知己之谊，都
是性命交关的问题。他们都以“情”和“理”对立，也就是以“人欲”和“天
理”对立，为摆脱封建礼教束缚争取个性解放而斗争。汤显祖从这里出发创
作了《牡丹亭》，蒲松龄更从“情欲”上开掘主题，塑造了许多可以杜丽娘
媲美的人物形象。在蒲松龄笔下，人们只要有了“至情”、“真心”，便可
以生生死死，无往而不胜利，人世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