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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尚’耶？‘样’耶？‘撞’耶？‘唱’耶？抑地狱之‘幛’耶？”
的金和尚那种炙手可热的势头直写到十二分，作者声色不动而讽刺的锋芒透
过纸背。至于《席方平》、《红玉》则把揭露官场与揭露势豪紧密地结合起
来了，虽然作者还不能也不可能用阶级观点认识封建官吏与地主豪绅之间的
关系，但由于他看到了官场人物的“羊狠狼贪”，爱财如命，有时便在客观
上显示出前者为后者服务的反动本质。所谓“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
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席方平》）这对当时的人
民认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是有一定作用的。《聊斋志异》对科场
的揭露，远没有对官场揭露的深刻、有力，但那些抨击师旷（瞎子）、和峤
（有钱癖）一类试官的笔墨还是大快人心的，对读者认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
朽不无作用。
也许就因为《聊斋志异》的揭露笔墨如此痛快淋漓吧，有的文学史就认
为：“蒲松龄之所以伟大，《聊斋志异》之所以光芒四射，最主要的原因在
于作品中反封建的意义的深刻性和普遍性。”这个评价已把蒲松龄说成反封
建的民主战士，是很难令人首肯的。《聊斋志异》有一些反封建的思想和作
品，但主要是男女爱情方面的，那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反封建意义的深刻性
和普遍性”。为了正确地（不是过高地）评价《聊斋志异》的反封建意义，
我们必须弄清作者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抨击当时社会的恶势力的。蒲松龄写
过一篇《拙叟行》，诗云：
生无逢世才，一拙心所安。我自有故步，无须羡邯郸。世好新奇矜聚鹬，我惟古钝
仍峨冠。古道不应遂泯灭，自有知己与我同咸酸。何况世态原无定，安能俯仰随人为悲欢？
君不见：衣服妍媸随时眼，我欲学长世已短！”
这诗表现了他的“正直耿介”，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社会现象的不满，但同时
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不过是周、孔那一套封建的仁义道德。“故步”、“古钝”、
“古道”虽然是与各种丑恶的世态对称的，但毕竟还是封建的东西，无论如
何也说不上“高洁的理想和志趣”——像有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蒲松龄在
《聊斋志异》里攻讦官虎吏狼的官场也好，揭露科场的丑态和弊端也好，其
指导思想都并没越出儒家封建思想的“古道”。他反对赃官、坏官，歌颂清
官、好官；反对恶政、暴政，歌颂“善政”、“德政”；反对土豪劣绅，歌
颂仁人善士。这说明他的理想终不过是孔、孟的一个“仁”字，把希望完全
寄托在能够行“仁政”的好官身上。这一点，《聊斋志异》就显示得很清楚
了，连《梦狼》、《席方平》这样的篇章都歌颂了“有政声”、“聪明正直”
的“巨官”。如果参照他的文集、诗集，就更为清楚。他在《代人寿谭公文》
中明白地说：“昔者勇士专城，邑无喧雀，君子作宰，堂有鸣琴，圣学原为
政教之师，门人爰开循良之祖，可知建致泽之业，端在儒生，发诗书之祥，
非徒文具也。”基于这种看法，便在诗文中大力歌颂好官、“德政”。这种
文字不是一篇两篇，而是相当多；不是平平淡淡的，而是极力夸饰，充满感
情的。面对这种情况，不仅可以断言其攻讦官场的指导思想是“仁政”，甚
至有理由认为：蒲松龄刚直不阿的品格也是需要打折扣的。至于揭露科场，
其总的情绪是恨试官“心盲或目瞽”，不能选拔真才，即所谓“仕途黑暗，
公道不彰”（分别见《蒲松龄集》第755、136 页）；而不是反对科举制度。
这样的揭露即便“所流露的感情。。达到了愤怒的顶端”，“对试官表现了
深沉的仇恨”，也没有跳出封建传统观念的樊篱。我们在肯定这些作品思想
意义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分寸，说“它们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给读书人设下
的罗网——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就未免誉之太过了。不少文章援引鲁迅
说的“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这几句话来评价《聊斋志异》这类作品的思想高度和力量，这是很不妥当的。
鲁迅讲的是反封建的民主斗士，他们曾是“旧垒”中人，但已“警觉”，已
离开了“旧垒”，并与“旧垒”为敌了，所似能“反戈”，并能“喊出一种
新声”（《鲁迅全集》第1 卷，第364 页）；蒲松龄呢？自始至终是“旧垒”
中人（71 岁还应考呢！），其“强敌”自然不是什么“旧垒”（科举制度），
无所谓“反戈”，更喊不出“新声”，只能痛骂一番“盲心瞽目”的“幕中
人”，同情一番有才不售的落第者。两者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总之，揭露、
攻击官场、科场的作品是好的，有意义的，但不能说是反封建的。
蒲松龄是个封建文人。他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从周
公、孔子传下来、又为后世的儒家学者发展、补充了的种种封建伦理观念，
蒲松龄几乎全部接受了。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在他的文集、诗集里，也清楚
地反映在《聊斋志异》里。小说不仅在各篇结末的“异史氏曰”中有不少关
于忠孝节义、等级名分的迂腐的议论，而且用许多艺术形象进行这种封建说
教。有些篇章的主题就是宣扬某种伦理观念，其形象塑造、情节构思都是为
这种说教服务的。《孝子》、《珊瑚》彰表割肉疗疮、以德报怨的愚孝行为，
前者无异于《二十四孝图》。《牛成章》、《金姑夫》反对寡妇改嫁，后者
骂“易操”为“无耻”。《嫦娥》、《邵女》特别强调名分，等级，甚至通
过正面人物的口说出了这样一些话：“为人上者（指杨贵妃），一笑。。皆不
可轻。”（《嫦娥》）“大者不伏小。以礼论，妻之于夫，犹子之于父、庶
之于嫡也。”（《邵女》）《素秋》、《小二》、《白莲教》、《邢子仪》、
《鬼哭》、《盗尸》各篇，对李自成、白莲教等农民起义多有贬词，呼为“贼”
“盗”，目为“匪僻”，这是“忠”的思想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小二》，
全篇歌颂白莲教的逃兵，敌视农民起义的立场十分明显。有的评论文章不看
作者对农民起义错误的立场和态度，孤立地肯定上述作品“反映了山东各地
的农民起义”，并把这说成是《聊斋志异》的“伟大成就”之一，这显然是
十分错误的。
有的文学史以《霍女》为例，认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否定”过
“贞操、名节”观念，其实是一种误解。蒲松龄诚然肯定了霍女这个人物，
但不是肯定其“不贞”，而是肯定其“为吝者破其悭，为淫者速其荡”的思
想行为。“三易其主不为贞”的评论，不正说明他念念不忘“贞操、名节”
吗？不正是对霍女“三易其主”的微辞吗？不过，他似乎更恨吝啬和淫荡，
所以对以破悭惩淫为目的的“易主”者没有给以过多的责难，反称她是“非
无心者”。这怎么能说是“否定”真操、名节呢？
《聊斋志异》塑造了商三官、侠女、庚娘、乔女、颜氏这样一些有胆有
识有才的女性形象，这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标准自然是不尽相
合的，可见蒲松龄的妇女观确有某些进步的、民主性的因素。但是种种迹象
表明，他并未突破“男尊女卑”、“夫为妻纲”这一封建妇女观的基本伦理
观念。他在《聊斋志异》中反对寡妇“改醮”，嘲笑女子“更二夫”，并反
复批斥所谓“妒妇”，但对男人纳妾、狎妓等行为非但不加批评、反对，反
而津津乐道，竭力美化。在《林氏》、《陈云栖》、《莲香》、《香玉》、
《巧娘》、《青梅》、《寄生》、《张鸿渐》许多篇中都以美满和谐的“双
美”生活图景美化了一夫多妻制；特别是《林氏》，极力强调林氏主动地为
夫“置媵”，并错误地称赞说：“古有贤姬如林者，可谓圣矣！”作者也看
到了一夫多妻家庭的纷扰、纠葛，但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婚姻制度的罪恶，
反而归咎于女子的“狡妒”，怨他们不能和美相处，互谅互让，怪做妾的不
能“以命自安，以分自守”，不能像青梅那样始终卑躬屈膝地“执婢妾礼”，
像邵女那样心甘情愿地受大妇的折磨。这是多么反动的封建观点和奴隶哲
学。在封建社会，妇女受的压迫最深重，压迫和支配她们的除了政权、族权、
神权以外，还有夫权。可是以描写女性著称的《聊斋志异》很少表现与抨击
这种夫权的压迫，相反，却在《马介甫》、《江城》以及其他一些篇章里大
力塑造“悍妇”的形象，并用过分夸张的手法把她们丑化到令人难以理解的
地步，不遗余力地加以批斥；他鄙薄“惧内”、“遵阃教”的男子，为“牝
鸡之鸣”、“乾纲”不振慨叹不已，愤愤不平。《马介甫》篇末附录的那篇
《妙音经续言》充分表现了他是恪守并维护“乾纲之体统”的夫权主义者。
《江城》篇末有“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的议论，这虽然不能看得
太认真，但也能见出浓厚的封建宗法思想使蒲松龄对妇女的看法是怎样的错
误了。
《聊斋志异》中的封建伦理观念还有种种。如重礼，重义，重子嗣宗绪，
以及鼓吹“宗支敦睦”、得恩知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还要特别说
几句的是前面已经提到了的逆来顺受、以忍化人的思想。蒲松龄在45 岁时写
过一篇《省身语录序》，大意是说，他的先人“生平重于忍辱”，自己少时
不以为然，现在“醒悟”了：他“兄弟不失读书种子，皆忠厚之谟所贻留也”；
他自己“半生落魄，碌碌无所短长”，是忍辱不够，“遗行或多”的缘故。
于是“敬书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并大声疾呼：“凡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