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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派往江西于都去做“调查研究”。当时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指出，“毛主席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去于都搞调查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这年秋，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疟疾折磨后，体质十分虚弱。他双颊深陷，颧骨高耸，长发披肩，憔悴不堪，看上去很令人难受。但是，比疟疾更为难受的是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毛泽东表面上平静自如，内心却忧心如焚。
金秋十月，温煦的阳光洒满庭院。林彪、聂荣臻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看望老师。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呀。”
林彪腼腆地一笑：“我们红一军团前些日子在福建温坊作战，今天才从前线回来。回来接受总部的新任务。”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道。
“要作战略转移。”林彪回答。
沉默了一会，聂荣臻忍不住问道：“主席，我们要到何处去？”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转移的方向和地点连军团一级的首长也不知道，所有计划都放在李德的行囊里。10月中旬，中央红军近十万人马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含泪辞别赤都瑞金，向谁也不熟悉的地域行进。
国民党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布置了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吹嘘它为“钢铁封锁线”。突破敌人的封锁，最最要紧的是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命令部队成甬道式队形前进，其中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为左、右双翼，五军团殿后，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
对于临时中央的这种行进阵式，毛泽东戏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讥笑是“抬轿子行军”，彭德怀更干脆，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由于大量辎重物资随军行进，加之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每天只能前进四五十里路。红军经过英勇奋战，冲破敌人二道封锁线后，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红军面临绝境。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湘粤边展开，在湖南境内良田至宜章之间形成一道屏障，阻遏红军前进。此时，蒋介石已经判定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急令其嫡系部队长途追击，同时，广东敌军也利用铁路之便超前堵截。在这一严峻形势面前，红一军团的两位军政首脑之间发生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
当时，红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在占领乐昌之后向红军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根据情报，广东敌军正兼程赶往乐昌。林彪于是决定，带领红一军团不占九峰山，拣平原地区走，一下子冲过乐昌。
“那怎么行呢？”林彪的决定遭到聂荣臻的强烈反对。
林彪见聂荣臻反对，便陈述了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你放心。我估计敌人还没到达乐昌。”
“我也估计敌人可能没有到达乐昌。但是，我们的两条腿怎么能够跟敌人的车轮比速度呢？就算我们冲过去了，中央纵队怎么办？敌人把后面的八、九、五军团截断了怎么办？”聂荣臻没有让步。
“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要诀。我是军事首长，可以机断行事。”林彪把手一挥，“就这样定了。”
“不行。”聂荣臻加重了语气。作为政治委员，他深知这一行动执行后的严重后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不执行军委命令你是要犯错误的。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之权。”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参谋长左权提议暂不行动，先派一个连到乐昌侦察一下再定。
聂荣臻同意了：“派人侦察是可以的，但是部队必须按照军委命令向九峰山推进。”
军团部到了麻坑圩，侦察连前来报告，乐昌大道上已看见大批敌军。正在这时，麻坑圩敌军逃跑时没来得急撤走的电话响了，林彪习惯地拿起了话筒：“什么事？”
“你们发现赤匪了吗？”话筒里传来一声广东话。原以为是部下报告情况的林彪一愣。“是敌人。”聂荣臻和左权也听得清清楚楚，两人面面相觑。这时，头脑灵活的林彪用一副大大咧咧的口气说：“我们是中央军，刚刚来这里接防，没有发现‘赤匪’活动。你是哪里？你们是怎样布防‘赤匪’的？”
电话是乐昌附近一个叫赖田的民团团长打来的，他哪里知道听电话的是“赤匪”军团长林彪，他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部讲了出来。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已经开抵乐昌，一个团的部队开往九峰山。
听到这里，林彪的脑门上沁出了几滴冷汗。听罢电话，他急令二师第四团立即行动，奔赴九峰山，拼死抢占阵地，他自己也亲率后续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圩之敌。
九峰山从山脚到山顶，怪石兀立，古树独生，悬崖陡壁，洞深路险。被林彪命令前往抢占九峰山的红四团政委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中这样写道：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瓢泼大雨。没有照明设备，四周一团漆黑。雨点像倾泻的大水，随着狂风扭成水鞭子，一道一道地向我们抽打着，使你抬不起脚，挪不开步，好像要淹没在这个世界似的。广东军阀在这里派兵守卫着。我们攻一个山头，他们退一个山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
由于红四团动作神速，加上红三军团右翼钳制了粤军的行动，一场难以避免的恶仗得以幸免，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红一军团由左翼改走右翼，沿天堂圩向道县前进。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整个突围过程中，红一军团始终作为全军的开路先锋，历尽艰辛，过关斩将。在行进中，红一军团代号“南昌”。
在湘粤边界地区，有两条南北流向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两江之间，相距五十公里左右。道县旧名道州，紧靠潇水西岸，是这一带最大的渡口。1934年初冬，蒋介石企图利用潇水和湘江这两道天然屏障，将红军全歼。于是，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大厮杀。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代号“红星”）安全渡过潇水，红一军团决定先敌抢占道县。11月20日，林彪、聂荣臻令红二师奔袭道县。22日，红二师占领道县，中央纵队于此顺利越过潇水。
与湘江平行，有一条桂黄公路。为了阻止红军西进，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上赶修了一百四十多座碉堡，有二十多个师的敌军布防在全州、界首、灌阳之间的“铁三角”地区，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中最严密的部分。
11月16日，红一军团攻占临武，向江华、永明方向推进。此时，桂军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湘军刘建绪部还未赶至全州，灌江、湘江一线空虚，正是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但是，在博古、李德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却迟至11月25日才下达命令，决定兵分两路强渡湘江。
这时，敌人各路部队均已到位，湘江已被敌人堵得插翅难飞。
中央军委将渡江地点选在界首与凤凰嘴之间。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人防线，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之间的渡河点。
红一军团的司令部就设在界首的一幢旧房内。红一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奉命前来接防。林彪问：“彭总呢？”
黄克诚说：“正率三军团主力在灌阳与桂军作战。”
林彪又问：“中央纵队呢？军委呢？”
“还未赶到。”黄克诚报告。他看见林彪嘴角动了一下，听见林彪轻声咕哝了一句，于是问道：“我们是否也在湘江北岸布防？”
林彪拒绝了：“不行。守江先守岸，你们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掩护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过江。”
黄克诚接受任务后，立即率四师行动。红一军团也由界首北移至全州，全力阻击湘敌。
由于湘敌刘建绪部四个师先期占领全州，红一军团只能将阻击线布置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的鲁板桥到觉山一带小丘陵上。
11月28日凌晨，一弯明月仍高悬天下，银辉遍地，寒气逼人。连夜赶到觉山的林彪、聂荣臻召集师团以上干部查看地形。觉山，北距全州十五公里，南离渡口二十五公里，一条公路与江并行，两侧是起伏的丘陵和山岗。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要地，守住了它，就卡住了敌人进入湘江西岸的咽喉。受命主守觉山的是红二师四团。林彪、聂荣臻反复叮嘱耿飙和杨成武说：“这片山岭一定要守住，否则部队将成为砧上鱼肉，任人宰割。”
29日，敌刘建绪得悉我中央直属纵队将要渡过湘江，即以四师兵力，从全州倾巢而出，直扑觉山一线，战况空前激烈。
杨成武事后回忆这场战斗时，这样描述战斗的激烈：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去，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30日，红一军团展开全线阻击，战至下午，敌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在飞机的掩护下，相继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