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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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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卿不干了,说:“军团长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怎么能反悔呢?” 

  林彪搔搔头皮,问:“在戏里,我跟哪个打?” 

  罗瑞卿知道林彪好胜心强,故意先说:“跟王金钰打。” 

  “王金钰,手下败将,跟他打有么意思?”林彪不干。 

  罗瑞卿又说:“跟何应钦打怎么样?他是军政部长。” 

  “他算老几?”林彪说:“你要我演也行,但要把对方换成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这不是很好吗?” 

  罗瑞卿心中暗喜,口里却说:“换成蒋介石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总司令?” 

  林彪说:“我打的就是总司令!” 

  剧本开演的那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来观看。 

  林彪,这个公认为性情古怪的人这次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本来,大伙都还挺担心他过于拘谨、呆板,谁知一上台就出人意料,不断抖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戏演到最后一幕,达到高潮。台上正是军团司令部,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突然,铃声响了。 

  “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笑成一团。 

  电话里继续有人请示,“俘虏怎么办?” 

  “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属于政治工作的事。这是政治部主任的职责范围,可是他忘了,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 

  好容易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又被押到。 

  “你是蒋介石?”林彪问。 

  “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这些都是台词,可是,往下,林彪就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跑调。 

  “你为什么这样瘦?” 

  罗瑞卿一怔,忙急着补台,“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 

  “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 

  “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 

  “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越说越带劲。 

  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编排道:“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

  一个乱编,一个巧补,自然浑成,天衣无缝,将士们反响极好,林彪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 

  蒋介石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并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林彪的首级。 

  敌人的哀叹是最好的奖励。“校长”的诅咒又一次提高了林彪的声望,他到处向人们传播蒋介石送给他的这个称号。的确,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林彪确实可算是一枝独秀。 

  林彪在这段时期,不仅指挥作战大放异彩,在军事理论上,也曾经大出风头。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可算是一部中共党史的扛鼎之作,但有一段话他却说错了。斯诺在书中是这样写的: 

  林彪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事实上,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短促突击”不仅未能使红一军团取得胜利,反而将中央红军拉入覆没的边缘,损失惨重。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后到达瑞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发号施令。自此以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日趋险恶。 

  博古等人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一连串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博古告诉他,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因为反对王明,已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听到这一噩耗,林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沉默着没有吱声;其次,毛泽东被剥夺了一切重要职务,大权旁落,并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击。 

  博古带来的消息,使林彪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着自己的命运。他比以前更内向、更阴沉,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不理一个人,只是低头钻研战术,指挥战事。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人之间智慧的较量,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都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把指挥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德。李德这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国的地理民情,又不理会毛泽东运用过的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只会死抠军事条例,根据地图指挥打仗,结果把事情越搞越糟。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为两部分作战,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称之为“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取得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胜利”。打得很疲劳的拳头是指红三军团。彭德怀痛感一、三军团分开作战的弊病,他抱病写了一首词,表达当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彭德怀词中说的“大哥”,是指红一军团。林彪带领的红一军团坐守防御,供给困难。当一、三军团汇合时,林彪碰见黄克诚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盐没有?”这是因为红三军团在白区作战,供养补充比较容易。 

  反“围剿”斗争中,李德、博古等人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这个战术,即是以碉堡对碉堡,以阵地对阵地,俟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时即用短促突击消灭之。这种战术除偶尔获得一两个小胜利外,每战每败。有战士这样发牢骚说:“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去同人家比堡垒,这是搞什么鬼呀?”在红军的师级干部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短促突击,等于送死。” 

  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凶焰十足,他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 

  林彪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他一开始就反对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术,因为如陈云所说,“短促突击拒绝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1934年2月24日,林彪和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结果遭到军委的批评。军委告诫林彪,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正确轨道,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执行“短促突击”特别下力。他请李德来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整整讲了一天,大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内容。 

  李德走后,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们纷纷反映说“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开导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爱钻研战略战术问题的林彪果然学有所成,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 

  对于林彪此举,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联系到林彪后来所说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语,他的这一举动蕴含的真正动机也就很清楚了。 

  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德怀始终没有低下头来。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对此,毛泽东十分感叹地说: 

  “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毛泽东随口吟诵出“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的诗句。他用那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手下两员战将。 


   
  
五 破围先锋
  一个要保存实力,一个要顾全大局,破围部队军政首长展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风头正劲的学生对老师,既不服管,又不服软。 

  红一军团指挥部险些被包饺子。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用驳壳枪顶着耿飚的脑袋:“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湘江苦战,血流漂杵。负责阻击湘军的红一军团伤亡惨重,林聂第一次不敢打包票。朱德向全军发出最后的动员令:“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骨岳血渊换来黎明的曙光,毛泽东重掌中枢。遵义会议后,下台的李德想起了“友好”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结果被气得半死。 

  林彪和聂荣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毛泽东的忧虑是有原因的。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中共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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