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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拉菲的妙处其实不在色香味，而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正所谓“喝的不买，买的不喝”，求人办事送一瓶，招待客户开一瓶，宴请领导来一瓶。拉菲和拉菲还不一样，请大领导喝大拉菲，请小领导喝小拉菲，请山寨领导喝山寨拉菲——级别待遇清清楚楚。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哥喝的不是拉菲，是面子。原本费多少口舌都说不清楚的景仰之情，一瓶酒就说清楚了，这么好的东西，不火才怪。
9、特权是一种落后的象征
一次有个朋友送我两张故宫午门广场的“三高”演唱会门票，告诉我是VIP，我很兴奋地带着母亲去了，自认为很有面子，但是我的位置其实离舞台很远很远，只能从大屏幕上看看。我抱怨说这是哪门子VIP，位置太差，朋友说那些更好的位置叫做VVIP。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叫VVIP（Very Very Important People）。
每当我到首都机场，就感觉中国的VIP特别多，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VIP休息室，高规格银行卡持有者也有专门的休憩场所，一些不便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人士还有隐秘性极佳的贵宾通道，安检、登机都是独立体系。
顺便说，VIP的弟弟VP（Vice President）在中国也很牛，它的原意所指甚为广泛，可以是副总统、集团副总裁，也可以只是个小小的中层干部。但是译为中文，就成了“全球副总裁”，不知“全球”二字从何而来。而多了这两个字，确实便于忽悠，可有效被误解为某大公司全球二把手或全球管理层成员。事实上，VP并非行政职务，只代表此人在公司里的级别，大型跨国公司常有好几百个VP，有些没有实权的VP，连秘书都要几人共用，或者本人干的就是高级秘书的活儿。所以我的一位好朋友——德意志银行某VP曾经自嘲：“我就是个‘微屁’，连‘屁’都不是。”
相比之下美国人不那么迷信VP，也没有那么多VIP。我有两次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邂逅基辛格，都是在常旅客休息室里。穿西装配运动鞋的老头儿带着一名保镖坐在里面等候航班，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当他抵达首都机场，我敢打赌，中方工作人员一定会安排他走“要客通道”。
有人说辛亥革命革了我们头上的辫子，却至今未能革掉我们思想深处的辫子。中国人喜欢将人将事分出个三六九等，仿佛不这么做不足以求证人生的意义。所以中国人讲究“待遇”，外界给予的待遇高低与否，直接决定了个人的自我认知。VIP就是一种待遇，一种催生自我崇拜和自我欣赏的迷魂药。再清醒的人，在中国“潜文化”的熏陶下，也难免会在意这些细节。
美国也讲究待遇，但未必都是出于面子的考虑。
美国政府部级以上官员出勤常常是政府公务机随行。就连不那么具有战略意义的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女士到央视接受我的专访，也要带上浩浩荡荡的车队，众保镖持微型冲锋枪严阵以待，排场比中国部长大得多。
更不用说美国总统。我也是最近才从我干儿子他爹韩磊那儿知道，声名赫赫的“空军一号”其实是两架一模一样的波音747，尾号SAM28000和SAM29000，每次同时或先后起飞，其中一架备用。奥巴马带家人度假，花掉纳税人500万美金。相关外交人员对我透露，2011年拜登出访中国，动用了120多架次政府专机运送物资，包括卫生纸、矿泉水，以及和他本人血型匹配的血浆。
夸张吗？非常夸张。但是一旦他们不再担任总统、副总统、部长，这些待遇就都没有了，他们又做回一名普通人。卸任后的总统可终生享受政府出资配备的几名保镖，当过战时总统的保镖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在任时为了国家的安全与“恐怖分子”结了梁子，其余，多数费用自理。
在中国，到达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所享受的“终生制”待遇，却是很大一笔隐性收入。假如卸任前后的待遇如此天壤之别，恐怕人们想当官的热情要大打折扣。
有意思的是，当下的某些时空，财富往往可以置换特权，特权又可以制造财富，炫耀财富和炫耀特权往往交织在一起，形影不离。我们只要看一个个热销的国际奢侈品牌商品背后，有多少利益交易；再看北京街头呼啸而过的那些特权车牌，就知道这片水有多深。
2011年5月，我在微博中发布了故宫建福宫将被改造成“全球富豪私人会所”的消息，据说入会费100万元人民币。最初故宫新闻发言人否认此事，几天以后，故宫官方微博承认“下属公司私自发放过入会协议，但未给任何人办理入会手续”。又过了半年，故宫院长换人，新院长单霁翔上任，明确表示建福宫花园完全由故宫博物院管理，不会成为私人会所。建福宫风波到此也算告一段落，尽管一波三折，却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进步。
成熟文明的社会，都以炫耀财富和特权为耻。我们这个经济增速领跑全球的国家，制度与文化建设却尚未完全跟上前进的步伐，有时难免令人尴尬。由此我希望，在我们的城市中，少一些私人会所，多一些免费公园；少一些天价豪宅，多一些廉租房。
“建福宫事件”和“郭美美事件”都以闹剧开场、正剧结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这一系列事件轰轰烈烈走完全程，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特权时代、炫富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10、 误会，“1号首长”？
我一直期待有一天能做这样一个访谈，我几乎不用开口，只是往那里一坐，出于对我的信任，或者某种气场的感染，对面的受访者就愿意说出他想说的一切。正如武侠小说中的高手，驭人无形，袭物无声。作为一个对话者，我很向往这种“功夫在诗外”的境界，因为，一个处于新闻事件中心的当事人，就这个事件所说的任何言语，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他是否愿意对你开口。
当然这需要经验的沉淀和时间的积累。刚出道的时候，无论语言本身还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框架体系，对我而言都存在障碍，很难深入核心问题。
细心观察是了解对方的捷径。采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胸口挂着一个胸针，上面写着数字1。按照中国的习惯，很容易联想到这意味着他是马来西亚的“1号首长”。当时我让摄像给这个胸针特写，然后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不是“马来西亚1号”，而是“一个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的种族文化多元，彼此易生争端，“一个马来西亚”，号召国民团结一致，不要窝里斗。
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女士的交流则更为有趣。那时她还是法国财政部长，准备竞选IMF总裁。在我眼中她是一名魅力十足的女性，我甚至很看好她成为未来的法国总统。于是我对她说，作为记者，我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竞选者，但是作为我个人，我很支持你的选择。这个位置很难做，因为众口难调，所以像您这样优雅的女性十分适合。至少在您开展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不接您的电话吧？
那一番话说得她十分受用，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的支持分外感激。我们第二次见面时，她已经如愿以偿地当上了IMF总裁，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一点儿也没变。”我说您可是变了，身边多了两个保镖。她表示她也不喜欢，但是没办法。我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对她讲，她拎的爱马仕铂金包，是中国十大恶俗品牌之一，她也笑着说：“在国外，只有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才会选择这一款。”
我经常跟别人讲，当了十几年政经记者，假如打开电视国际新闻，谁也不认识，这些国际政商领袖也没有一个人把你当成熟人，你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没有一点儿口碑，也挺失败。就好像一个化妆师给众多明星化了十来年妆，一个厨师给各界名流做了十来年饭，却从来没人记得住你的名字和长相一样。
等级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总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就他那样儿，连个副科级都够不上，凭什么跟大总理成为朋友？他们恰恰忘记了，小人物也是人，也可以和同样是人的大人物找到交集，平等对话。
我自己倒是一如既往地愿意在工作之外，与受访者建立起某种默契的联系，不必太深，恰到好处就好。最近就有这么一则趣事，我在广州采访世界海关组织秘书长御厨邦雄，先从他的名字谈起。我问他，“御厨”是不是“Royal Cook”（御用厨师）的意思？他说不是，在日语中，“厨”有金库的意思，所以“御厨”就是“皇家金库”（Royal Coffer）。
谈笑一番，两人频率趋于一致，他突然对我说：“我太太问候你，不知你的打嗝儿治好没有。”我自认为和他们夫妇从未有过交集，于是听得一头雾水。他解释道：“我太太曾经参加过你主持的一场论坛，你说那两天常常打嗝儿，很难止住，请大家包涵。会后，她还教给你一个小偏方。”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那天的确有一位日本女士来找过我，告诉我泡一杯绿茶，把两支筷子交叉架在杯子上，然后把这杯茶水分十口喝掉，立竿见影。“所以她让我问问你，那个偏方管用吗？”
回想起来，在众多世界级领袖的采访过程中，这种极富人情味儿的细节很多，它们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从而让接下来的交谈更为真实，更有意义。对我自己而言，每当我打开电视，常常能在国内外新闻中看到几张熟面孔，回忆起我们之间短暂却精彩的交会，因此感到世界离我很近。
十几年来，这些大人物的身份发生了很多变化，时而是总理，时而是部长，时而是主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