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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你不信：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戴比尔斯公司花了20年时间终于让中国女人相信：钻石的克拉数是爱情的象征。”2011年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纯属营销作祟，钻石除了观念中的价值外，毫无用处。中国人被戴比尔斯说服以为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这其实毫无逻辑。中国人比我们欧美人更把钻石当宝贝。”
2011年5月，戴比尔斯扩张的脚步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其“精品旗舰店”在北京“新光天地”闪亮登场，据说只接待固定的客人，只定制最昂贵的梦想。此言既出，不知又有多少人的心被搅得蠢蠢欲动。
对于很多从来没有拥有过钻石的中国人，谈论钻石的本质，或许的确不合时宜。因为，我们也许连自己的心的本质，都还没弄清楚。
7、人傻，钱多！
就在近两年，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热情空前高涨，原因很多。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境外采购变得相当划算；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等说法，也令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在西方媒体及民众意识中大为提升，国“财大”则民“气粗”。于是路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卡地亚……种种过去可远瞻而不可亵玩焉的物件，飞入寻常百姓家。奢侈品，仿佛正在向着“必需品”的角色转化，装点着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
此举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在欧洲的很多奢侈品店，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对欧洲经济有利，我们何乐而不为？”然而作为众多奢侈品的发源地，欧洲人是如何看待奢侈品呢？德·古赫特说：“这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
欧洲的小众趣味到了中国，竟成了大众流行，比这更有意思的是，“名牌纸袋”也随着奢侈品的行情一路看涨。买不起名牌包？没问题。拎一个印有名牌LOGO的纸袋一样能招来路人的羡慕嫉妒恨，以为你刚从某名牌店扫货归来。因此正版的名牌纸袋售价近百元也依然大行其道，哪怕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足1元。“A货”名牌纸袋更是供不应求，看上去和正版没有任何区别，售价却只在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曾有一些向往奢侈品的人和我探讨“有钱人”的生活，我的回答让他们有些失望。已故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和她的先生陈文琦，是我认识多年的一对夫妇。2011年，由她执掌的宏达电（HTC）市值一度高达319亿美元，使她成为新一代所谓“台湾首富”。然而过去十年，每年冬天我看到陈文琦穿的都是同一件衣服，磨破了也不愿意换。开的是同一辆丰田汽车，因为“还没坏”。在王雪红身上，很少看到“名牌”，但是衣服都很得体，有自己的风格。我没见过她拎爱马仕包，也没见过她戴镶钻手表，更没见过什么“私人飞机”、名车接送，非常低调普通。
很多时候，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西方式的有钱人的生活”，只是他们自己的想象，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有些中国富人装修自己的别墅，拱门穹顶罗马柱，恨不得把古希腊神话从头到尾演一遍，殊不知真正有品位的设计师们，都将形如“达芬奇”风格的“欧式古典家具”称为“大金牙”，我认为这个比喻极为贴切。
比尔·盖茨，乔布斯，小布什，陆克文……我所接触过的国际政商领袖，没有一个人的家里是这种雕梁画栋的风格，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奢侈品怀有浓厚兴趣，当我提到那些中国人如数家珍的品牌时，他们的脸上都是一副不知所云的茫然表情，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们选择的手表，卡西欧多过百达翡丽，Swatch多过江诗丹顿。
有意思的是，当你看到Swatch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名号——宝玑、宝珀、欧米茄、蒂芙尼、天梭、浪琴、雷达、雪铁纳，等等等等——方会恍然大悟，这些时尚杂志上光彩夺目的品牌，搞了半天全是一家。
十几年前我去瑞士，听说那里的钟表业本已经相当惨淡，没想到后来中国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现在的苏黎世，每家名表店里都有一名会说中国话的雇员，专为中国客人提供服务。欧洲人通常不戴“瑞士名表”，偶尔遇见那么一两个对名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美男士，我会问他们是否在香港工作过，结果十有八九都是。可见香港的炫富文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如今大陆又早已超过香港，徒弟盖过了师父）。而瑞士钟表业以及整个欧洲奢侈品行业的起死回生，都是托了这种文化的福。
更可悲的是，中国人拯救了全世界的奢侈品，但几乎没有一件奢侈品是根据中国人的身材比例、肤色面孔设计的，所以对中国人并不适用。比如万千年轻女性心仪的爱马仕Birkin包，在国外主要是中老年妇女专用。
除了能让他们赚钱，中国买主也并没有给奢侈品店留下什么好印象。我问过一个国外奢侈品店的雇员，她说很多中国阔太太到店里选购丝巾都是“自己动手”，把抽屉里叠得规规整整的昂贵丝巾抽出来拎在手上，比画完了就随便丢回去。还有人与店员发生争执，大吵大闹：“你们整个店我都买得起！整条街我都买得起！”
美国《新闻周刊》（News Week）有文章暗示过，如今全球旅游消费都在依靠中国人拉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边拉动别家的GDP，一边丢自己的人，里外里一算，有点儿得不偿失。眼下正有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牌，落户中国这片广大的市场，难道咱们真成了传说中的“人傻，钱多”？
8、当拉菲遇到蒜泥白肉
我从小就爱喝红酒，当然是老家的地方土产——安徽萧县红酒，像糖水一样甜，一口气喝上半斤不成问题。长大以后穿梭于世界各地，常常有机会和西方朋友一起出入当地餐厅，品尝各种红酒。红酒于西方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也见识日增，经过十几年的“训练”，品上一口，也能对它的品种、产地、年份估摸个差不离，然后装模作样地品头论足一番，晃晃酒杯。
对红酒越是了解，越发觉国人对它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法国红酒已经和瑞士手表一样，在“崇洋”的心理暗示下被炒成一种“高尚生活方式”，财富和身份的象征。近年来，由于价格飙升、适合长期贮存，红酒又从一种普通的饮品升级为投资品，富裕人士不惜出价亿万囤积居奇，或收购知名酒庄。于是红酒市场形成一拨人炒作，一拨人起哄，一拨人出钱，一拨人围观的奇特格局。
拉菲充其量可算法国一线红酒——之一，我曾经琢磨过为什么它在中国特别火，可能是因为它的中文比较好发音。波尔多另外几家一线酒庄，譬如奥布莱昂（HautBrion）念起来太拗口，记不住；穆桐（Mouton）听上去有点儿傻，跟“木桶”差不多；玛歌（Margaux）会让人联想起黑社会；还有一种我个人认为比拉菲更适合中国人味蕾的红酒，产自波尔多的拉图（Latour）酒庄，在中国也没那么火，大概是听起来不如拉菲高雅，谐音“又拉又吐”。
罗杰·巴纳特（Roger Bart）是纽约亿万富商，他的家族收购了著名奢侈品牌Burberry，他在美国纳帕溪谷拥有自己的酒庄。十年前我们刚刚认识时，我还对红酒一窍不通，他在纽约给我上了一堂启蒙课。但是最近，北京给他上了一课。连续在北京参加了几场活动，他发现中国人不喝则已，一喝就是“CarWine”，这把他吓坏了。我问他何谓“汽车红酒”，他解释说就是喝一瓶酒相当于干掉一辆汽车。可不是，中国人买一瓶红酒动辄花费几千美金，在美国买一辆二手车绰绰有余。
这一现象令罗杰忧心忡忡，他说：“将来再有中国朋友到加州来，我该怎么接待呢？”
说到美国人接待中国人，有一桩趣事不得不谈。我认识一个美国好莱坞制片人，曾因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Aviator获金球奖。有一年我带了一个中国朋友去拜访他，他请我们去比佛利山上的一家餐厅吃饭，出于礼貌让我们点酒。朋友对我低声耳语：“成钢，咱们点瓶好酒，别让人家看不起。”我还没来得及提出异议，他就点了一瓶加州顶级红酒的代表Opus One（作品一号）。
就为这瓶300美元的酒，我这个有钱的制片人朋友跟我唠叨了好几年，大意是你们中国人太敢点了。可是若将3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不到2000元，对中国的“有钱人”来说，似乎不过小菜一碟。由此，美国富裕阶层和中国新富阶层的消费观之不同，可见一斑。
就在人们一瓶又一瓶开拉菲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其实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或社交礼仪都和红酒文化大相径庭。红酒讲究“轻轻闻细细品”，国人的酒文化却是“感情深一口闷”，动不动“打一圈”。平均好几千一杯的拉菲，干了不合适，不干更不合适。坊间一度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说的是朋友聚会，一旦听说要开拉菲，一定要迟到五分钟，来了好“自罚三杯”。
中国菜和红酒也并不匹配。我曾经参加过一场品酒会，头一道菜就是蒜泥白肉。要知道红酒对味蕾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抽了烟，或者吃了重口味的菜，味蕾麻木了，红酒那些美好的感受就品不出来了。中国人请客，往往都讲究“大餐”，清淡了不行，于是一盘蒜泥白肉就成了“拉菲杀手”。我就曾经有这种体验，因为在某社交场合被人逼着吸了根烟，紧接着上好的红酒到了口中，也像假酒一样寡淡无味。
以我个人对红酒的体验，三百多元一瓶的红酒已经非常好，七八百元一瓶的酒从口感上说就足以跟名酒媲美，除非是极有经验的人。如果市价到了两三千元，就真的称得上是“奢侈品”了。
如此看来，拉菲的妙处其实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