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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授予支郡刺史兵权以后，节度使的军事、财政权力都受到牵制。穆宗即位以后，藩镇部队长期不扩编并常常缺编，影响了其战斗力。正由于节度使的任命还受中央控制，唐朝后期，中央所任命的节度使一半是文臣，一半是曾担任过神策军头目的人，藩镇长官的地方色彩淡了。
在方镇内部，主要指长江以北的河朔型和中原型藩镇。节度使都建立了忠于自己的衙军（牙军），负责节度使的安全，这些亲卫军主要由以下人员组成：
一是节度使厚资养活的“私人”士兵，名义上的养子即义子。他们是节度使的贴身保镖，待遇优崇，一旦笼络失当，他们也会起而逐杀节度使，换易主帅。
除亲兵以外，节度使的其余部队分驻各州县及经济、军事重镇。此外，节度使还召用本地团练兵，以保卫自己的家乡。这些团练兵在对外征服方面无多大战斗力，但在守卫自己的家乡时，往往能发挥强大作用。节度使府中，自行任命的幕府官，既有落第举人，铨试不中人，也有军人，这些多是没机会进入中央任命的官僚队伍的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为官行政的机会，待遇优厚也支持了方镇势力的存在。
就这样，一个削弱了的中央王权，与处于自治或半自治状态的藩镇之间得以维持了一个较松散的、也较稳定的结构，并维持了一百余年。
2。 中枢政制的演变
3。 南衙北司之争
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军权后，地位更加巩固，权势愈加膨胀，以至操纵官员的任命，掌握废立皇帝乃至生杀皇帝之大权。宦官专权的局面就形成了。
当时固然多数官员屈服于宦官的权势，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但是也有奋起抗争者。唐制，朝官的衙门多在皇城，宦官则居宫城，皇城在宦官衙门（在宫城）的南面，因此，便以南衙代指朝官，北司代指宦官。南衙北司之争，就是朝官和宦官的冲突与斗争。宦官专权既威胁到了皇权，也引起朝臣的反对，因此，当皇帝和朝臣想有所作为时，势必与宦官展开斗争。其突出事件有“二王八司马”事件（永贞改新）和“甘露之变”。
①“二王八司马”事件： ②“甘露之变”：
4。 朋党之争 ① 士庶之争 ② 牛李党争
四、安史之乱后的经济改革：
1 ．第五琦与刘晏的理财措施
随着唐高宗武周以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扩张和均田制的日益破坏，越来越多的均田农民变成了流民，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和耕地数量迅速减少，以租庸调为主的农业税收越来越难以保障日益增加的官僚队伍和军队的支出。玄宗时，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较差。
安史之乱，不仅打乱了唐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而且加剧了政府财政收支上的矛盾，国家财政基本上陷入崩溃境地。于是，增辟农业税之外的共他财源，以保障平定叛乱和挽救王朝危机，成为一件十分紧迫，也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唐肃宗乾元元年（ 758 年），盐铁转运使第五琦采纳了开元九年刘彤提出的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铁木等山泽之利的建议，并将这一建议付诸实施。 这一年，第王琦借鉴平原太守颜真卿控制盐利以赡军用的成功做法，奏请唐代宗：“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差。”即将食盐的产销环节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 10 文一下子提高到 110 文。实行这种禁榷制度的结果，政府大获其利，榷盐收入每年在 40 万贯左右，史称这一改革“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缓和了当时政府极度紧张的财政状况。第五琦的榷盐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法也并非尽善尽美，最大的弊端在于全面垄断食盐的产销环节，使得政府不得不广置专卖机构，增派官员，致使官僚机构臃肿，经营管理的费用及损耗增多，从而直接影响了榷利的纯收入。
从唐代宗大历元年（ 766 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 年），任盐铁使，并兼转运常平等使的理财专家刘晏主管东部海盐专卖事务，在此期间，他对第五琦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一方面大力精减原来臃肿的盐政机构和冗官冗吏；另一方面，把政府统购统销食盐改为政府在产地统购食盐，以榷价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运往各地零售，使政府从繁琐的食盐运销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而且减少了开支，使政府的收入大增。刘晏主持盐政之初，每年盐利 60 万贯，大历末年每年增到 600 万贯，盐利收入占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皇室及军费、官俸开支的重要财源。
除对盐法进行大力改革外，刘晏还对漕运进行了整顿，并大力推行了常平法。
当时，由江淮沿运河向关中运粮的漕运是唐王朝的生命线。刘晏主持疏浚河道，训练漕卒，在扬州制造坚牢的运船，把十艘船编为一纲，分几段路程节级向关中运粮。这一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此外，刘晏在各道设巡院，选择精干廉洁的人作知院官。知院官每旬每月负责把本道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向中央申报。政府在丰收地区用较高的价钱籴进粮食，在歉收地区用低价粜出，这不仅利用粮价之差获利，而且有利于保持各地物价大致稳定。
刘晏的改革，在当时为纽转国家财政困窘的局面发挥了一些好的作用。在盐法运作较为正常时，榷盐之利在国家财政中一直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2 ．两税法的实施：
均田制的瓦解，农民的大量流亡，使唐政府以身丁为剥削对象的租庸调制度愈来愈难以维持了。安史之乱后，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名目繁多的严重局面。
为了整顿赋税制度的这种混乱局面，保障中央政府获取足够的税收，以应付安史之乱后的新形势，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 ），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了重大调整——在继承先前地税和户税征收精神的前提下，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数额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这就是两税法。
（ 1 ）两税法的来源： （ 2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 （ 3 ）实施两税法的意义： （ 4 ）两税法的不足之处：
五、唐后期南方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黄河流域及其以北成为藩镇割据称雄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相对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躲避占乱迁移到江南，增添江南的劳动力。因此，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保持了迅速发展的趋势，其总体水平逐渐超过了北方。此即所谓经济地理的变化。
1 ．农业方面：
①兴修水利掀起高潮 ； 他们用创造性的劳动使江河湖泊为农业服务。水利工程的增修使南方的开发速度大为加快。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在前期北方多于南方，在后期则南方多于北方。
②农业生产工具有所改进。
③唐后期，江南的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漕运粮食到京师已成为维系唐政权的命脉。
④商业性农业，如茶业空前发展。
2 、手工业发展迅猛：
①纺织业，南方已超过北方。吴越地区成为江南地区的纺织中心。著名的越州贡品多。
②造纸业在唐代达到以新水平，重要的产地多在南方。如宣、歙、杭、婺（全华）、衢、越、均（湖北均县）、益（麻纸）、韶（竹纸）等州，都是著名的纸产地。
③造船业。唐后期发展显著。刘晏任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在扬子县设立了十个造船场，派专知官督造千石大船。不用铁钉。
3 ．商业活跃：
①城市商业繁荣：扬州“雄富冠天下”，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集散地，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之赞，益州成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其锦绣、井盐、纸张、瓷器、茶叶等物。史称“扬一益二”。其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杭州、广州、泉州、明州、皆空前繁荣。
②大城市出现了夜市，商州活动逐渐冲破了先前的坊、市分离制，不少商人已开始在民坊内开设店铺。农村草市虚市更多。
③出现了柜房和飞钱。柜房——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此收取柜租。飞钱——亦称“便换”。是我国产生的最早的汇兑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其办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地方某道设在京城的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现钱。这解决了长途搬运大量铜钱的困难。以上反映出商业水平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级。
第三节 唐代的民族关系
唐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突厥、西域各族及薛延陀、回纥、吐蕃、南诏、靺鞨等，先后在沿边各地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他们开发了边疆，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唐朝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族人民和沿边各少数民族之间也都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和联系，促进了民族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多民族国家日臻巩固。
一、突厥汗国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1 ．东突厥汗国的灭亡
隋朝大业年间，突厥曾被隋军征服，但在隋末战乱之际，东西突厥的势力都再度强大起来。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为了借助他们的力量，曾和王世充等其他地方势力一样，向突厥称臣纳贡，但东突厥仍不断向内地侵扰，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甚至两度率兵侵犹关中，攻至邠州、武功县，进逼长安。
唐太宗即位以后，对东突厥采取了积极防御的策略。他在关中训练士卒，太宗亲自较射，重赏武艺高强者，以激励士气。同时，由于东突厥屡次对唐朝用兵，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