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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造船业也有了显著发展
除官营制造的御舟、漕船、战船外，民间私制的舟船也很多。当时形成了扬州、洪州、宣州、金陵等几个造船中心。史称“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造船业的发达，加速了各地经济交流。唐时，唐船远航至印度洋和红海，有“海上霸王”之称。
3。 茶叶贸易的兴起
我国是茶树原产地，是世界上最早种茶、饮茶的国家。三国蜀汉时，文献上已有蜀地种茶、卖茶的记载。历经南北朝，茶树载培扩展到长江流域，饮茶渐成风俗，茶叶贸易初具规模。到了唐朝，茶树的栽培、茶园管理及茶叶制作等方面，均有了长足进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史书记载到玄宗开元年间，饮茶风俗从长江流域北上，漫延到黄河流域。“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可见，茶业迅速成为重要商品，贸易繁忙。产茶各地出现了一些名优茶叶，并行销吐蕃和回纥地区。这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4。 商业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
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都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唐代商业繁荣的表现主要有：
商业都市空前繁荣。
第二节 唐朝后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事件，它把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地域、辽阔的强盛帝国，搞成了政治纷争不断，财政拮据，地方四分五裂，中央集权陵替的国家。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一件基本上是军事性质的事件会把唐朝历史截然分为前后两段，并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实际上，安史之乱后中国封建社会所发生的转变不仅仅是因为叛乱本身，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这一转变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安史之乱之前就显现出来。不过，叛乱发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作用。
1。 均田制的破坏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①均田制的破坏 ②地主庄田经济的发展
2。 府兵制的终结与军事格局的变化
府兵制也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
（吴枫、陈伯岩著《隋唐五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认为府兵制与均田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兵农合一的兵制，而是一种世兵制。）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自武周时开始废坏，到玄宗时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府兵制下，出兵役虽然可以免除本身的租调，但是兵甲衣粮自备，所以，服兵役也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均田制破坏使均田农民所占土地日益减少，或完全丧失了土地，就更无力负担沉重的兵役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想方设法逃避兵役，有的向未设军府的州县迁移，甚至自残手足以避征兵。这样一来，府兵的兵源就渐渐枯竭了。与此同时，由于边防线的延伸，唐朝不断向边境增兵，戍边的兵额日趋扩大，士兵服役的年限日益延长。边将们又肆意虐待戍边士兵，因此，人民视服兵役为畏途，谁也不愿当府兵，于是府兵制逐步废坏。天宝 11 载（ 749 年），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府兵制度。随着府兵制的破坏，募兵制发展起来。前面讲到，到了玄宗开元年间，无论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乃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被募兵制代替了。
在府兵制下，无论是宿卫京师还是住守边关，士兵都是定期轮换的，他们的调防权由中央统一控制， 40％ 府兵宿卫在京城及其周围，战争爆发时，中央统一征调兵力，并临时委派高级指挥官，这样兵权在中央，形成“内重外轻”的格局。
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后，由于唐玄宗时与周边部族战事增加，天宝年间，西南两次败于南诏，东北败于契丹，高仙芝在西北失事，使得边防重镇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当时的精兵猛将都聚集在边镇之地。而且，为了加强日常训练，缘边地区将得专其兵，兵将之间形成了密切的隶属关系。掌握边镇武装力量的官员叫节度使，节度使势力在当时称为藩镇，或方镇。
唐睿宗景云二年（ 711 年），开始设置节度使，以后逐渐增加。天宝初年，唐朝共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与此同时，唐王朝中央和内地所控制的兵力只有 8 万人，而十镇边将及其他边地驻军达 49 万。中央和内地所控制的兵力仅及边镇的 1/6 。如安禄山领范阳、平卢两镇节度使，统兵 12 万，已超过中央禁军数，他又兼河东节度使，有兵力五万五千。这表明，先前府兵制下“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已被“内轻外重”所代替，唐王朝丧失了拥重兵，居关中以驭天下的军事优势。
不仅如此，庞大的军队及其家属的供养，需要有充足的军需供给，于是节度使兼管屯田、营田使，有了理财权，并负责支用朝廷下拨的军事物资，兼度支使，管理家属又兼管民政。节度使的权力融军事、财赋、民政于一身。“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很快成为强大的，中央难以制御的离心力量。而中央朝政的昏暗又为方镇起兵提供了良机。
3。 天宝年间的社会政治危机。
二、安史之乱
1。 经过 2。 影响
①经济方面： ②政治方面： ③军事方面：
三、唐朝后期的政治斗争
1。 唐中央与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央与地方矛盾）
藩镇数目很多，《新唐书·方镇表》共列 42 个，其实远不止这些。藩镇中，势力最大危害最烈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今河北正定），占有今河北中部和南部诸州， 762 年开始，李宝臣任节度使，他“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魏博镇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占有今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地区的诸州。自 763 年，田承嗣任节度使时开始割据，他“重加税率，缮治兵甲……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卢龙镇治幽州（今北京），自 763 年李怀仙任节度使始割据，占有今河北中北部及辽宁西部诸州。他也是“贡赋不入于朝廷。”
以上三镇首领都是安禄山、史思明旧部，他们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自命官吏，自行法令，都不上缴赋税。节度使的职位也实行父死子继的世袭制，或由部下拥立，事后报中央追认，中央不能更改。如成德镇先后被两个家族统治，一个家族统治 38 年，另一个统治 86 年。刘姓在幽州相继统治 36 年。魏博则先后由田姓和何姓两家分别统治 49 年和 41 年。
以上三镇独立性最强，他们常常公开与中央对抗，被称为“叛镇”，因地域也被称为河朔型藩镇。包括：淄青、淮西、宣武、沧景、泽潞等镇。叛镇之外，其他方镇根据地理位置及其与中央的关系可分为三大类型：
一是中原防遏型藩镇。相当于今河南、山西、江苏等地，主要由汴宋、武宁、忠武等十镇。他们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牵制、扼制河朔型藩镇；二是保障运河运输线，实际上也就是保证唐中央政府的财源。
二是边疆御边型藩镇，主要是为了防遏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入侵而设置的，辖区涉及今两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的广大地区。
三是东地财源型藩镇。辖区涉及今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湖南、湖北等广大地区。这里是唐政府驻兵较少的财赋来源地。
以上三种类型的藩镇割据性较弱，大体上还服从中央的政令。但也不时发生叛乱，与中央对抗。另据王援朝研究，他认为藩镇的类型应划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唐史论》 5 ，三秦出版社， 1990 年）
当时，在藩镇中央之间，藩镇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唐中央为了巩固王朝统治，与藩镇之间展开过多次斗争，最突出的就是唐德宗在位时所谓的“四镇之乱”，“泾原兵变”以及唐宪宗时的“淮西之乱”。
割据局面之所以长据延续，其原因在于：
中央方面：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消灭方镇，只是设法自卫而已。
唐德宗在位后期，已经着手从财政、军事、行政各方面加强皇权。如扩建神策军，这支听命于皇帝的军队到德宗末年已达 20 万，其中一部分守卫京师，一部分派驻西北边境，因此，朝廷的军事权力在保卫京师及对外防务方面负起了责任。同时，唐德宗通过派遣宦官监军使，加强监军使的权限，加强了他本人与服从中央政令的方镇之间的联系。
经济方面：德宗朝开始实施两税法（后面讲），并使沿运河的各方镇听命于中央指挥，保证东南财源畅通。但是唐德宗的作为有利也有弊。他强化君权，全神贯注于朝政，不信任大臣，转而重用宦官，他使宦官第一次掌握了帝国的中央军队。经济上他接受地方长官的巨额“上贡”，使百姓受害。唐德宗加强皇权，增加收入的措施为唐宪宗实施削弱藩镇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可惜，宪宗在位 15 年过早地被宦官杀了。
在藩镇方面：
各方镇各有不同的特殊情况：
自立性最强的是河朔型叛镇，他们虽然有较大离心力，但是与其他方镇一样，都无意于争夺皇位，并不热衷于攻取长安，称孤道寡，而是满足于控制自己的地盘，或找机会扩大地盘，以便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他们担心中央组织兵力消灭他们，也担心邻近方镇，强大起来以后吞并自己，因此方镇之间较少联合。他们之间互相不信任，不互相支持，因此也难以取代中央。他们并不积极支持中央消灭其他方镇以免自己陷于独立地位，而是希望维持现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职任得到朝廷合法的承认，每个节度使都孜孜以求，想取得朝廷正式的任命，朝廷若不加任命，他�